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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无常，“死亡”这两个可怕的字眼猝然造访，使得麦克不得不带着疑问和责难去与上帝迎头相撞
这是一封极短的信：有一阵子没见了。我想念你。如果你想再聚聚，下周末我在棚屋等你。老爹
完全是老朋友的口气，却不知，老爹所指的，竟然是上帝。上帝约你在棚屋聊聊，你会赴约吗？
你现在可以不急着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先收到信件的是一个叫麦克的人。这个麦克对“老爹”兴趣不大，他们只有间接联系，通过他的妻子。麦克妻子的工作是与癌症患者打交道，打交道的方式是帮助他们在死亡面前思考自己与上帝的关系。
健康的麦克当然不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然而，世事无常，“死亡”这两个可怕的字眼猝然造访，使得麦克不得不带着疑问和责难去与上帝迎头相撞。这一次的死亡体验，不是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他的女儿梅西。
在麦克带着孩子们去露营的一天里，女儿梅西被诱拐，被杀害。被杀害的地方正是信中老爹邀他前往的棚屋。女儿被杀在前，麦克受邀在后。
棚屋，那是痛苦所在地，为何非要前往？况且出于一封所谓来自上帝的莫名其妙的信。接受现代教育的麦克早已认为上帝和现代人停止了联络，与上帝交流只是古人或者未开化的人的专利。所以，那个看似善意的邀请，要么是恶作剧，要么是杀害女儿的凶手所设下的圈套，非要说那是来自上帝的邀请，简直不能更荒唐。
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
带着狐疑，麦克认为即便荒唐也要去，因为那个棚屋里曾有着女儿梅西的血迹，他更愿意相信这是上帝表达关心的一种方式。
麦克去了，他经历了一场动人心魄的奇遇。
小说《湖边小屋》就此正式展开。关于善恶、宽容、救赎、原谅、慈悲……
你相信吗？哪怕是最虔诚的基督徒，也会对上帝产生怀疑、责难。英国作家C.S.路易斯写的《卿卿如晤》就是关于自己在妻子死亡之后与上帝之间和解的亲身体验。
这几乎是人之常情——当互相爱着的两个人阴阳两隔时，活下来的那一个不唯痛恨死神，就连那全能的上帝，也要去诘问：“你在哪里？”路易斯说：“为何，当我们一帆风顺时，祂俨然存在，指挥若定？可是，当我们四面楚歌时，祂反而杳然无踪，爱莫能助？”（注：祂指上帝）这正是麦克最大的困扰，也是《湖边小屋》要解答的最重要的问题。
一帆风顺与四面楚歌，人的一生中，前者少而后者多。既然上帝万能，为何不能帮助善人把罪恶摆平，让人生道路畅通无阻？可见要么上帝不存在，要么上帝就不是万能的，既然不是万能的，又怎么能以上帝自居？这样的责问，历来哲学家、思想家早已进行了无数次。
人死后，去了何方？灵魂不朽吗？真的有天国吗？上帝存在吗？……
《湖边小屋》无意进行多么深刻的哲学思辨，作者威廉·扬更想做的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在四面楚歌、意气将近时，如何打捞自己沉入海底的生存意志，如何坦然面对人生得失。那些不能自已的丧亲之恸，如何在时光流转中被打磨光滑，不再锋芒毕露。上帝这个看似和我们没什么关系的“存在”，究竟有何意味？
任何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都会获得一种不同于平日里看待世界的角度。限知的人类通过作者的引导获得了与上帝比肩的全知视野，奇迹从这里展开，新生由此而来。
我们渴望新生，没有新生，就是死水一潭。多少人活着，却已经厌倦了生活。就如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人间粮食》中所说：“你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了使自己对生活发生兴趣，我们曾经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但《湖边小屋》里的上帝（老爹）认为“我是一个动词。此时的我就是此时的我。我将是我将是的。我是一个动词！我栩栩如生、充满活力、始终活跃、永远在活动。我是一个有生命的动词。”“我更习惯使用动词而非名词。诸如坦白、懊悔、存活、爱、回答、生长、收获、改变、播种、奔跑、跳舞、唱歌等等。”
“始终在活动”才是“生”的样貌，人必须有触发生机的“开关”。《湖边小屋》就是这样一个开关。每一天的我们都是方死方生，昨日之我是死者，今日之我是生者，故我与新我同时对那个“我将是”的“我”负责。这部看似讲述麦克与女儿生离死别之情的小说，实际上讲述了一个无法直面残酷人生之人自我救赎的过程。救赎之后，死者与生者、故我与新我之间将会有一种令人愉悦的心灵交融，一种根本不必通过理性或感情就能体验到的心灵交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毫无疑问，《湖边小屋》是治疗人们心灵伤痛的一剂恩典良药。它告诉我们，在爱中生活，而不是相反。
巧的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彷徨之刃》讲了一个与《湖边小屋》极为类似的故事，但他与《湖边小屋》作者威廉·扬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彷徨之刃》中那位被先奸后杀的小女孩的父亲，为了复仇，踏上了寻觅并血刃仇敌的暴力之路，让自己的生活同女儿的离世一起宣告终结。这样写，当然是为满足一本推理小说需求，如果人生也如此这般度过，想必那死后的女儿泉下有知也绝不会赞同。
如果上帝给你一封信，邀你去聊聊，你会问祂什么？祂会如何回答呢？你会经历如麦克一样的奇遇吗？
在细雨中坐了两个小时，坐在家门口的废墟上。虽然四周空无一人，我好像听到了我的邻居在说话
凭借《江南三部曲》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格非一直想尝试写一部玄幻或推理的小说。但在一次回乡目睹乡村拆迁的现实无奈后，有关故乡的遥远记忆，再次给了他创作乡村题材的灵感。这部新近推出的《望春风》，从故乡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和精神守望中入笔，从一个侧面生动再现了中国农村日新月异的时代风貌，堪称作家“故乡和乡村题材”的收官之作。
在小说《望春风》里，作家对故乡的情感无疑是深沉而凝重的。当他回到故乡，看到曾经生他养他的家园已夷为平地时，内心一片迷茫，他怅然若失地写道：“在细雨中坐了两个小时，坐在家门口的废墟上。虽然四周空无一人，我好像听到了我的邻居在说话。”在这种沉寂而冷落的境际里，作家由此把笔触延伸到20世纪50年代末，并一发而不可收地沿袭到2007年，用长短相交的历史镜头，饱含深情地聚焦于故乡的田园沟壑、农事家事，精雕细刻地展开了一场对故乡兴衰荣辱的追溯和回望。小说以回到“过去”来看“当下”的独特视角，为我们摊开了一幅余韵悠长的历史画卷，用“清明上河图”般娓娓道来的手卷写法，描绘着乡土中国的活色生香，挖掘着普通乡民的高贵品质，定格着乡村日常生活的瞬间永恒。作家通过对个人命运、家庭和村庄遭际变化的刻画，由此完成了一次几乎不可能的返乡之旅。
作为“先锋派”代表作家的格非，在写作《望春风》的过程中，大胆做了两方面的尝试：一是将有性格的人物增加到15个以上；二是借鉴司马迁“本纪”和“列传”的结构方法，用较短篇幅来讲述一个较长的故事。虽然做了如此尝试，故事情节也是虚构的，但格非创作这本小说时，却是极为用心的，对小说中涉及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预先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走访，也使用了许多家乡的真实地名。《望春风》不仅描绘了美轮美奂的“故乡画”，还构筑了一幅触及中国农村境遇的“嬗变图”，其字里行间洋溢出的家国情怀，无疑增加了作品的厚度，也赋予了小说鲜明的主旨和时代特色。（文/刘昌宇）
这是一封极短的信：有一阵子没见了。我想念你。如果你想再聚聚，下周末我在棚屋等你。老爹
完全是老朋友的口气，却不知，老爹所指的，竟然是上帝。上帝约你在棚屋聊聊，你会赴约吗？
你现在可以不急着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先收到信件的是一个叫麦克的人。这个麦克对“老爹”兴趣不大，他们只有间接联系，通过他的妻子。麦克妻子的工作是与癌症患者打交道，打交道的方式是帮助他们在死亡面前思考自己与上帝的关系。
健康的麦克当然不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然而，世事无常，“死亡”这两个可怕的字眼猝然造访，使得麦克不得不带着疑问和责难去与上帝迎头相撞。这一次的死亡体验，不是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他的女儿梅西。
在麦克带着孩子们去露营的一天里，女儿梅西被诱拐，被杀害。被杀害的地方正是信中老爹邀他前往的棚屋。女儿被杀在前，麦克受邀在后。
棚屋，那是痛苦所在地，为何非要前往？况且出于一封所谓来自上帝的莫名其妙的信。接受现代教育的麦克早已认为上帝和现代人停止了联络，与上帝交流只是古人或者未开化的人的专利。所以，那个看似善意的邀请，要么是恶作剧，要么是杀害女儿的凶手所设下的圈套，非要说那是来自上帝的邀请，简直不能更荒唐。
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
带着狐疑，麦克认为即便荒唐也要去，因为那个棚屋里曾有着女儿梅西的血迹，他更愿意相信这是上帝表达关心的一种方式。
麦克去了，他经历了一场动人心魄的奇遇。
小说《湖边小屋》就此正式展开。关于善恶、宽容、救赎、原谅、慈悲……
你相信吗？哪怕是最虔诚的基督徒，也会对上帝产生怀疑、责难。英国作家C.S.路易斯写的《卿卿如晤》就是关于自己在妻子死亡之后与上帝之间和解的亲身体验。
这几乎是人之常情——当互相爱着的两个人阴阳两隔时，活下来的那一个不唯痛恨死神，就连那全能的上帝，也要去诘问：“你在哪里？”路易斯说：“为何，当我们一帆风顺时，祂俨然存在，指挥若定？可是，当我们四面楚歌时，祂反而杳然无踪，爱莫能助？”（注：祂指上帝）这正是麦克最大的困扰，也是《湖边小屋》要解答的最重要的问题。
一帆风顺与四面楚歌，人的一生中，前者少而后者多。既然上帝万能，为何不能帮助善人把罪恶摆平，让人生道路畅通无阻？可见要么上帝不存在，要么上帝就不是万能的，既然不是万能的，又怎么能以上帝自居？这样的责问，历来哲学家、思想家早已进行了无数次。
人死后，去了何方？灵魂不朽吗？真的有天国吗？上帝存在吗？……
《湖边小屋》无意进行多么深刻的哲学思辨，作者威廉·扬更想做的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在四面楚歌、意气将近时，如何打捞自己沉入海底的生存意志，如何坦然面对人生得失。那些不能自已的丧亲之恸，如何在时光流转中被打磨光滑，不再锋芒毕露。上帝这个看似和我们没什么关系的“存在”，究竟有何意味？
任何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都会获得一种不同于平日里看待世界的角度。限知的人类通过作者的引导获得了与上帝比肩的全知视野，奇迹从这里展开，新生由此而来。
我们渴望新生，没有新生，就是死水一潭。多少人活着，却已经厌倦了生活。就如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人间粮食》中所说：“你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了使自己对生活发生兴趣，我们曾经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但《湖边小屋》里的上帝（老爹）认为“我是一个动词。此时的我就是此时的我。我将是我将是的。我是一个动词！我栩栩如生、充满活力、始终活跃、永远在活动。我是一个有生命的动词。”“我更习惯使用动词而非名词。诸如坦白、懊悔、存活、爱、回答、生长、收获、改变、播种、奔跑、跳舞、唱歌等等。”
“始终在活动”才是“生”的样貌，人必须有触发生机的“开关”。《湖边小屋》就是这样一个开关。每一天的我们都是方死方生，昨日之我是死者，今日之我是生者，故我与新我同时对那个“我将是”的“我”负责。这部看似讲述麦克与女儿生离死别之情的小说，实际上讲述了一个无法直面残酷人生之人自我救赎的过程。救赎之后，死者与生者、故我与新我之间将会有一种令人愉悦的心灵交融，一种根本不必通过理性或感情就能体验到的心灵交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毫无疑问，《湖边小屋》是治疗人们心灵伤痛的一剂恩典良药。它告诉我们，在爱中生活，而不是相反。
巧的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彷徨之刃》讲了一个与《湖边小屋》极为类似的故事，但他与《湖边小屋》作者威廉·扬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彷徨之刃》中那位被先奸后杀的小女孩的父亲，为了复仇，踏上了寻觅并血刃仇敌的暴力之路，让自己的生活同女儿的离世一起宣告终结。这样写，当然是为满足一本推理小说需求，如果人生也如此这般度过，想必那死后的女儿泉下有知也绝不会赞同。
如果上帝给你一封信，邀你去聊聊，你会问祂什么？祂会如何回答呢？你会经历如麦克一样的奇遇吗？
在细雨中坐了两个小时，坐在家门口的废墟上。虽然四周空无一人，我好像听到了我的邻居在说话
凭借《江南三部曲》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格非一直想尝试写一部玄幻或推理的小说。但在一次回乡目睹乡村拆迁的现实无奈后，有关故乡的遥远记忆，再次给了他创作乡村题材的灵感。这部新近推出的《望春风》，从故乡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和精神守望中入笔，从一个侧面生动再现了中国农村日新月异的时代风貌，堪称作家“故乡和乡村题材”的收官之作。
在小说《望春风》里，作家对故乡的情感无疑是深沉而凝重的。当他回到故乡，看到曾经生他养他的家园已夷为平地时，内心一片迷茫，他怅然若失地写道：“在细雨中坐了两个小时，坐在家门口的废墟上。虽然四周空无一人，我好像听到了我的邻居在说话。”在这种沉寂而冷落的境际里，作家由此把笔触延伸到20世纪50年代末，并一发而不可收地沿袭到2007年，用长短相交的历史镜头，饱含深情地聚焦于故乡的田园沟壑、农事家事，精雕细刻地展开了一场对故乡兴衰荣辱的追溯和回望。小说以回到“过去”来看“当下”的独特视角，为我们摊开了一幅余韵悠长的历史画卷，用“清明上河图”般娓娓道来的手卷写法，描绘着乡土中国的活色生香，挖掘着普通乡民的高贵品质，定格着乡村日常生活的瞬间永恒。作家通过对个人命运、家庭和村庄遭际变化的刻画，由此完成了一次几乎不可能的返乡之旅。
作为“先锋派”代表作家的格非，在写作《望春风》的过程中，大胆做了两方面的尝试：一是将有性格的人物增加到15个以上；二是借鉴司马迁“本纪”和“列传”的结构方法，用较短篇幅来讲述一个较长的故事。虽然做了如此尝试，故事情节也是虚构的，但格非创作这本小说时，却是极为用心的，对小说中涉及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预先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走访，也使用了许多家乡的真实地名。《望春风》不仅描绘了美轮美奂的“故乡画”，还构筑了一幅触及中国农村境遇的“嬗变图”，其字里行间洋溢出的家国情怀，无疑增加了作品的厚度，也赋予了小说鲜明的主旨和时代特色。（文/刘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