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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一隅，当窗焚香，一把条案，几册古书。在传统文人的风雅生活中，“书”常常不是苦心研读的高文典册，而是悠闲品味把玩的欣赏对象。摩娑书卷、悠然心会于书中之意趣，这是古人的“玩书”之乐。宋人在其诗歌中，对此“玩书”之乐，有十分丰富的表现，值得细细品味。
一、 玩书之乐：宋人的读书趣味
宋代印刷业发达，加之重文轻武的政策，上至帝王、下及孺子，都以读书为高雅的象征，读书活动成为文士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好读书”靡然成风。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记载：“赵季仁谓余曰：“某生平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宋稗类钞》记载：“黄太史鲁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理义不交于胸中，便觉面貌可憎、语言无味。”“好书”与“好人”“好山水”并举作为平生中致力追逐的趣味，足见宋代文士对读书的嗜好与痴迷;黄山谷认为三日不读书则形貌气质一并颓丧，更可见读书是士大夫们内在的精神修养的体现。
宋人表达对书的喜爱，常以“嗜书”言之。《梅屋书目自序》中说：予贫，喜书。旧积千余卷，今倍之，未足也。肆有新刊，知无不市;人有奇编，见无不录。故环室皆书也。或曰：“嗜书好货，钧为一贪。贪书而饥，不若贪货而饱;贪书而劳，不若贪货而逸。人生不百年，何苦如此？”（许棐《梅屋献丑集》，百川学海本）“嗜”字表达了喜爱而近乎贪恋，以至于不能节制而有分寸。一般人说“嗜酒”“嗜财”，都有这样的意思。宋人言“嗜书”，同样有对自己痴迷书籍而难以自拔，又自得又无奈的复杂心绪。这样的嗜好，也造就了陆游那个填屋充室皆是图书的“书巢”。陆游说：“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犹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容不至，妻子不覿，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固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乃引客就观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书巢记》）
这满坑满谷都是书的“书巢”，既让陆游有“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的尴尬，又让他有身处邵窝一样的陶醉。
“嗜书”让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成为卓越的收藏家，在其中得到巨大快乐，《金石录》后序云：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栗。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书”带给宋人什么样的快乐，让他们如此好之、嗜之，以至于忘乎所以？“书”让他们能收获知识、沉潜义理、研习学问，然而光有这些，并不能完全概括“书”之乐。对于宋人来讲，读书是风雅生活的重要内容，用悠游玩味的心态沉吟于书卷之中，在窗前月下、公余闲谈之际品书论书，这是宋人的“玩书之乐”。李清照和赵明诚在共同读书、品书中得到的快乐，虽然带有收藏家的独特体验，但也很集中地反映了宋人“玩书”的快乐。
“玩书”是一种富于美学色彩的读书行为和读书体验。“玩书”式的阅读，不追求正襟危坐，而强调风雅闲适的阅读环境与气氛;而“玩书”的阅读体验，也不刻意于知识和义理的严谨，强调率性自然的美学感受，陶渊明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就是一种美学体悟式的阅读，宋人的“玩书”也追求类似的体验。宋代的诗歌作品对此宋人的读书生活有丰富的表现，从中很可以领略宋人的“玩书之乐”。
二、 “床头周易”与“架上汉书”：宋人玩书的阅读对象
宋人在风雅生活中对“书”的玩味品读，其阅读的对象，常常不是泛滥四部，而是有特定的内容。
周密在《澄怀录》中记载诗人韩淲曾说：长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鸟径缘崖，涉水于草莽间数四，左右两三家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竹篱草舍，燕处其间，兰菊艺之，临水时种桃梅，霜月春风，自有余思。儿童婢仆皆布衣短后，以给薪水，酿酒而饮之。案有杂书：《庄周》《太玄》《楚辞》《黄庭》《阴符》《楞严》《圆觉》数十卷而已。杖藜蹑屐，往来穷谷大川，听流水，看激湍，鉴澄潭，步危桥，坐茂树，探幽壑，升高峰，顾不乐而死乎？这位风雅超逸的诗人韩淲，他在悠游林泉时，置于案头的书籍，是一些“杂书”：《庄周》《太玄》《楚辞》《黄庭》《阴符》《楞严》《圆觉》。这其中《庄子》是宋人“玩书”之际很爱读的书籍。
苏辙说：“道书世多有，吾读老与庄。”（《和子瞻读〈道藏〉》），郭祥正说：“铿铿南华经，语意妙复妙。”（《酬颍叔见寄》），林景熙在描写一位道人时说：“黄冠羽服者谁子，琼台坐阅南华经。客来揖坐松下石，呼茶味瀹枸杞灵。”（《石门洞》）文人将心灵、性禀安顿于《庄子》书中，难怪让很多人呼其为“心友”。
宋诗中出现的最多的“玩书”对象，还要算是《周易》：作轩仍见竹，潇洒排青幢。斜乌与落月，静影昼寒窗。光没影亦没，激水自淙淙。夜深犹读易，谁更忆清江。（梅尧臣《新沼竹轩》）
赠君剑川八卦鼎，一饼清泉终日然。净几明窗读周易，妙香时炷不论钱。（王之望《以鼎炉遗关子东有诗相谢次韵》）
得过一日且一日，安知今吾非故吾。袖手明窗读周易，不辜香饭一斋盂。（陆游《杂咏》）
野色蒙茸翠羽盖，山光澹荡碧油幢。午烟时引煎茶灶，晓雾还沾读易窗。（舒岳祥《绿荫》）
闲携小斧删梅树，自缚枯藤补菊篱。烧柏子香读周易，滴荷花露写唐诗。（邹登龙《幽事》）《周易》触动宋人的，最重要的是它的生命精神。研究者基本上认同的是，中国哲学是生命哲学，中国艺术是一种安顿生命的艺术。而这种生命精神的阐发，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宋代哲学。“不辜香饭一斋盂”“午烟时引煎茶灶”云云，我们会发现，宋人读《周易》，有着风雅的生活意趣。宋代画家刘松年曾画过一张册页，题曰《秋窗读易图》，我们可以藉此想见宋人读《易》的场景：岩下茅庐，当窗而坐，窗外是山水树石、万物滋生。诗人投入到“生生之谓易”的世界中，时或和外界的车马喧嚣格格不入，因此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诗句，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周敦颐[一作叶采]《暮春即事》） 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譍。（苏轼《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
兰边修谱香熏草，竹里搜诗翠湿衣。若坐小窗读周易，定忘春去与春归。（余天锡《陈氏书馆》）
读易烧香自闭门，懒于世故苦纷纷。晓来静处参生意，春到梅花有几分。（陈必复《山中冬至》）在读《周易》的过程中，诗人不仅超越了世俗，不去理会“车马敲门”;甚至超越了时间，以致忘记“春去春归”。
魏晋名士王湛，曾把《周易》放在自己床边。“济（湛兄子）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脱复看耳。’”（《晋书·列传第四十五》）可见这个做法后来被不少文人模拟、追随。到后来，“床头周易”这个说法已然成了一种固定的连缀。如“床头周易有深意，自此恐须三绝韦”（宋祁《除夕作》）、“遣我床头周易去，凭君分取半生痴”（汪藻《次韵胡德辉乞予钞书之副》）等。
除了《庄子》与《周易》，《汉书》也是宋人经常品味的。只是对待《汉书》的态度有微妙的不同。阅读《汉书》，寄托的是对历史兴亡的关怀。“架上汉书”与“床头周易”常常对举，陆游的诗作中，这样的对举就很常见，像“架上汉书那复看，床头周易亦相忘。客来拈起清谈麈，且破西窗半篆香”（《闲中偶题》）、“床头正可着周易，架上何妨抽汉书”（《读书》）、“架上汉书浑忘尽，床头周易却常看”（《杂兴》）。《周易》是观照自然，《汉书》是回望历史。“土锉竹几，辉光溢然，地无纤尘，案上留《西汉书》一册”（《宦游纪闻》卷三），这是宋代笔记中对隐逸高士生活的描绘。可见，品读历史，也是宋人风雅玩书的重要内容。“床头周易”与“架上汉书”，既回眸历史，又寄情自然，这份独特的书单，让我们看到宋人玩书的复杂知识趣味。
三、 闭门、窗下、卧读：玩书的方式
宋人之“玩书”，注重风雅的环境、闲适的阅读方式，其幽雅的意趣，颇令人向往。其中窗下展卷，是最常见的描写：净扫东窗读周易，笑人投老欲依僧。（陆游《读易》）
袖手明窗读周易，不辜香饭一斋盂。（《杂咏》）
午窗读倦枕书眠，起拆茶包手自煎。（程公许《季夏郊墅即事》）
世间鼻孔无凭据，且伴幽窗读楚辞。（刘克庄《留山间种艺》）窗要开，而门却总要关上为好。“结屋在墙阴，闭门读诗书”（王安石《客至当饮酒》）、“闭门读书卧岁晚，世事敢云风马牛”（张栻《和张荆州所寄》），关上街门，与外界的车马通衢相隔离，展读书卷，谩忘时序侵寻，这样的场景几乎已成为一种定式。关于门与窗，正如钱钟书先生写到的：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需再到外面去找。（钱钟书《窗》，见《写在人生邊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门在文人诗中一般用来充当与外界的隔阂。“关门是一种象征性行为，象征把自己关进隐居者的精神空间里，这种象征是由来已久的”。 与前人不同的是，宋人的闭门并不是要划分出一片超越俗世的隐居世界，而是一个仍旧很生活化的私人领域，或者说那个超越世俗的境界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富有生活意趣的。隐逸世界强调的是清高，而私人领域则凸显了适意。苏东坡化用白居易的诗，说“但少闲人如吾二人者耳”（《承天寺夜游》）。宋人大部分并不是不满世俗归隐山林的“隐士”，而是“闲人”。当一个隐者并不需要什么艺术素养，找片山林居住就是了;而当个“闲人”反倒要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人文情怀。所以隐士的生活中也许只有山林之乐，而“闲人”的生活中还要把诗、书放在手边。
“书”和床的连缀也是很常见的，更喜新晴满窗日，签题重整一床书。（陆游《新晴》）
午风吹茗碗，夜月照床书。（李纲《寓崇阳西山定林院有感》）
此外更有一床书，不堪自饱饱蠹鱼。（杨万里《谢福建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
不谓南轩有佳竹，卷帘相对一床书。（吕本中《题宝应张氏草堂》）床是一室之内最为私密的地方，但也是文人可以最为随意、闲适的地方。诗歌中“床”的增多最能反映宋诗私人生活化的特点。有意思的是看着书，倘若困了，把书扔在一边，或枕在头后，小憩几许，也是一番诗意——也许是“晓梦迷蝴蝶”的逍遥忘我，也许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孔颜之悦。
和床相关，“书”也经常和“睡”与“梦”联系起来。正如文与可写过的一首小诗：“春难度。池浮花，墙拥絮;枕书睡，树阴午。日长几何万尺许。春难度。”这让人想起一张宋画，就是旧题王齐翰所作的《槐荫消夏图》。画了一个道人，躺在槐荫下的竹榻上，旁边是一张条案，上面摆着香炉、古器还有拿布包起来的一堆书卷。想此夏日浓荫时，侧卧在枕席之上，手禀《南华真经》，披读数过，略有倦意则抛书小睡，一时间不知其庄周焉？蝶焉？于是何其惬意。困得睁不开眼了，随手将书以为枕藉，也成了一时间文人雅士的风尚，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苏轼《和陶渊明拟古九首》）
歌欢旧兴知何在，衰飒新愁只自怜。纵使春风容病迹，亦贪窗下枕书眠。（吕南公《偶书所怀》）
离披衰柳已无蝉，黄叶闭门风雨天。陶令无钱难得醉，竹窗过午枕书眠。（张耒《秋雨》）
烟寺高旛出，山畬一老锄。枕书醒醉里，短发不曾梳。（陆游《溪行》）
咄咄逼人牛马走，夜窗妨我枕书眠。（曾几《秘省避暑抵暮乃出》）真德秀有如此一联诗，“深山读易如康节，白首谈玄似子云”。从中我们感受到，在特定的时空中读书，可以通千载而无阂。通过“书”，搭建起了当下的读者与古之人、古之道的交通，而通过睡与梦，则使读者的意识完全投入于其精神世界，在此中达到“身不离于衽席之上，而神游于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游乎千古之上”的境界。
林语堂先生说：“读书是文明生活中人所共识的一种乐趣，极为无福享受此种乐趣的人所羡慕。凡是没有读书癖好的人，就时间而言，和空间简直是等于幽囚在周围的环境里边。但在他拿起一本书时，他已立刻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读书的快乐是丰富的，有知识探索的快乐，有思想进步的快乐，而宋人的“玩书之乐”，则是从闲适的读书中获得的超脱之乐、风雅之乐，是富有高雅情趣的宋人所表达的独特精神之乐。这样的快乐，是读书人代代相传的精神享受，林语堂也一定深有体会，否则他不会把读书之乐讲得这么好。
（作者单位：北京市鲁迅中学）
一、 玩书之乐：宋人的读书趣味
宋代印刷业发达，加之重文轻武的政策，上至帝王、下及孺子，都以读书为高雅的象征，读书活动成为文士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好读书”靡然成风。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记载：“赵季仁谓余曰：“某生平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宋稗类钞》记载：“黄太史鲁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理义不交于胸中，便觉面貌可憎、语言无味。”“好书”与“好人”“好山水”并举作为平生中致力追逐的趣味，足见宋代文士对读书的嗜好与痴迷;黄山谷认为三日不读书则形貌气质一并颓丧，更可见读书是士大夫们内在的精神修养的体现。
宋人表达对书的喜爱，常以“嗜书”言之。《梅屋书目自序》中说：予贫，喜书。旧积千余卷，今倍之，未足也。肆有新刊，知无不市;人有奇编，见无不录。故环室皆书也。或曰：“嗜书好货，钧为一贪。贪书而饥，不若贪货而饱;贪书而劳，不若贪货而逸。人生不百年，何苦如此？”（许棐《梅屋献丑集》，百川学海本）“嗜”字表达了喜爱而近乎贪恋，以至于不能节制而有分寸。一般人说“嗜酒”“嗜财”，都有这样的意思。宋人言“嗜书”，同样有对自己痴迷书籍而难以自拔，又自得又无奈的复杂心绪。这样的嗜好，也造就了陆游那个填屋充室皆是图书的“书巢”。陆游说：“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犹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容不至，妻子不覿，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固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乃引客就观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书巢记》）
这满坑满谷都是书的“书巢”，既让陆游有“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的尴尬，又让他有身处邵窝一样的陶醉。
“嗜书”让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成为卓越的收藏家，在其中得到巨大快乐，《金石录》后序云：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栗。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书”带给宋人什么样的快乐，让他们如此好之、嗜之，以至于忘乎所以？“书”让他们能收获知识、沉潜义理、研习学问，然而光有这些，并不能完全概括“书”之乐。对于宋人来讲，读书是风雅生活的重要内容，用悠游玩味的心态沉吟于书卷之中，在窗前月下、公余闲谈之际品书论书，这是宋人的“玩书之乐”。李清照和赵明诚在共同读书、品书中得到的快乐，虽然带有收藏家的独特体验，但也很集中地反映了宋人“玩书”的快乐。
“玩书”是一种富于美学色彩的读书行为和读书体验。“玩书”式的阅读，不追求正襟危坐，而强调风雅闲适的阅读环境与气氛;而“玩书”的阅读体验，也不刻意于知识和义理的严谨，强调率性自然的美学感受，陶渊明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就是一种美学体悟式的阅读，宋人的“玩书”也追求类似的体验。宋代的诗歌作品对此宋人的读书生活有丰富的表现，从中很可以领略宋人的“玩书之乐”。
二、 “床头周易”与“架上汉书”：宋人玩书的阅读对象
宋人在风雅生活中对“书”的玩味品读，其阅读的对象，常常不是泛滥四部，而是有特定的内容。
周密在《澄怀录》中记载诗人韩淲曾说：长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鸟径缘崖，涉水于草莽间数四，左右两三家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竹篱草舍，燕处其间，兰菊艺之，临水时种桃梅，霜月春风，自有余思。儿童婢仆皆布衣短后，以给薪水，酿酒而饮之。案有杂书：《庄周》《太玄》《楚辞》《黄庭》《阴符》《楞严》《圆觉》数十卷而已。杖藜蹑屐，往来穷谷大川，听流水，看激湍，鉴澄潭，步危桥，坐茂树，探幽壑，升高峰，顾不乐而死乎？这位风雅超逸的诗人韩淲，他在悠游林泉时，置于案头的书籍，是一些“杂书”：《庄周》《太玄》《楚辞》《黄庭》《阴符》《楞严》《圆觉》。这其中《庄子》是宋人“玩书”之际很爱读的书籍。
苏辙说：“道书世多有，吾读老与庄。”（《和子瞻读〈道藏〉》），郭祥正说：“铿铿南华经，语意妙复妙。”（《酬颍叔见寄》），林景熙在描写一位道人时说：“黄冠羽服者谁子，琼台坐阅南华经。客来揖坐松下石，呼茶味瀹枸杞灵。”（《石门洞》）文人将心灵、性禀安顿于《庄子》书中，难怪让很多人呼其为“心友”。
宋诗中出现的最多的“玩书”对象，还要算是《周易》：作轩仍见竹，潇洒排青幢。斜乌与落月，静影昼寒窗。光没影亦没，激水自淙淙。夜深犹读易，谁更忆清江。（梅尧臣《新沼竹轩》）
赠君剑川八卦鼎，一饼清泉终日然。净几明窗读周易，妙香时炷不论钱。（王之望《以鼎炉遗关子东有诗相谢次韵》）
得过一日且一日，安知今吾非故吾。袖手明窗读周易，不辜香饭一斋盂。（陆游《杂咏》）
野色蒙茸翠羽盖，山光澹荡碧油幢。午烟时引煎茶灶，晓雾还沾读易窗。（舒岳祥《绿荫》）
闲携小斧删梅树，自缚枯藤补菊篱。烧柏子香读周易，滴荷花露写唐诗。（邹登龙《幽事》）《周易》触动宋人的，最重要的是它的生命精神。研究者基本上认同的是，中国哲学是生命哲学，中国艺术是一种安顿生命的艺术。而这种生命精神的阐发，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宋代哲学。“不辜香饭一斋盂”“午烟时引煎茶灶”云云，我们会发现，宋人读《周易》，有着风雅的生活意趣。宋代画家刘松年曾画过一张册页，题曰《秋窗读易图》，我们可以藉此想见宋人读《易》的场景：岩下茅庐，当窗而坐，窗外是山水树石、万物滋生。诗人投入到“生生之谓易”的世界中，时或和外界的车马喧嚣格格不入，因此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诗句，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周敦颐[一作叶采]《暮春即事》） 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譍。（苏轼《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
兰边修谱香熏草，竹里搜诗翠湿衣。若坐小窗读周易，定忘春去与春归。（余天锡《陈氏书馆》）
读易烧香自闭门，懒于世故苦纷纷。晓来静处参生意，春到梅花有几分。（陈必复《山中冬至》）在读《周易》的过程中，诗人不仅超越了世俗，不去理会“车马敲门”;甚至超越了时间，以致忘记“春去春归”。
魏晋名士王湛，曾把《周易》放在自己床边。“济（湛兄子）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脱复看耳。’”（《晋书·列传第四十五》）可见这个做法后来被不少文人模拟、追随。到后来，“床头周易”这个说法已然成了一种固定的连缀。如“床头周易有深意，自此恐须三绝韦”（宋祁《除夕作》）、“遣我床头周易去，凭君分取半生痴”（汪藻《次韵胡德辉乞予钞书之副》）等。
除了《庄子》与《周易》，《汉书》也是宋人经常品味的。只是对待《汉书》的态度有微妙的不同。阅读《汉书》，寄托的是对历史兴亡的关怀。“架上汉书”与“床头周易”常常对举，陆游的诗作中，这样的对举就很常见，像“架上汉书那复看，床头周易亦相忘。客来拈起清谈麈，且破西窗半篆香”（《闲中偶题》）、“床头正可着周易，架上何妨抽汉书”（《读书》）、“架上汉书浑忘尽，床头周易却常看”（《杂兴》）。《周易》是观照自然，《汉书》是回望历史。“土锉竹几，辉光溢然，地无纤尘，案上留《西汉书》一册”（《宦游纪闻》卷三），这是宋代笔记中对隐逸高士生活的描绘。可见，品读历史，也是宋人风雅玩书的重要内容。“床头周易”与“架上汉书”，既回眸历史，又寄情自然，这份独特的书单，让我们看到宋人玩书的复杂知识趣味。
三、 闭门、窗下、卧读：玩书的方式
宋人之“玩书”，注重风雅的环境、闲适的阅读方式，其幽雅的意趣，颇令人向往。其中窗下展卷，是最常见的描写：净扫东窗读周易，笑人投老欲依僧。（陆游《读易》）
袖手明窗读周易，不辜香饭一斋盂。（《杂咏》）
午窗读倦枕书眠，起拆茶包手自煎。（程公许《季夏郊墅即事》）
世间鼻孔无凭据，且伴幽窗读楚辞。（刘克庄《留山间种艺》）窗要开，而门却总要关上为好。“结屋在墙阴，闭门读诗书”（王安石《客至当饮酒》）、“闭门读书卧岁晚，世事敢云风马牛”（张栻《和张荆州所寄》），关上街门，与外界的车马通衢相隔离，展读书卷，谩忘时序侵寻，这样的场景几乎已成为一种定式。关于门与窗，正如钱钟书先生写到的：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需再到外面去找。（钱钟书《窗》，见《写在人生邊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门在文人诗中一般用来充当与外界的隔阂。“关门是一种象征性行为，象征把自己关进隐居者的精神空间里，这种象征是由来已久的”。 与前人不同的是，宋人的闭门并不是要划分出一片超越俗世的隐居世界，而是一个仍旧很生活化的私人领域，或者说那个超越世俗的境界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富有生活意趣的。隐逸世界强调的是清高，而私人领域则凸显了适意。苏东坡化用白居易的诗，说“但少闲人如吾二人者耳”（《承天寺夜游》）。宋人大部分并不是不满世俗归隐山林的“隐士”，而是“闲人”。当一个隐者并不需要什么艺术素养，找片山林居住就是了;而当个“闲人”反倒要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人文情怀。所以隐士的生活中也许只有山林之乐，而“闲人”的生活中还要把诗、书放在手边。
“书”和床的连缀也是很常见的，更喜新晴满窗日，签题重整一床书。（陆游《新晴》）
午风吹茗碗，夜月照床书。（李纲《寓崇阳西山定林院有感》）
此外更有一床书，不堪自饱饱蠹鱼。（杨万里《谢福建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
不谓南轩有佳竹，卷帘相对一床书。（吕本中《题宝应张氏草堂》）床是一室之内最为私密的地方，但也是文人可以最为随意、闲适的地方。诗歌中“床”的增多最能反映宋诗私人生活化的特点。有意思的是看着书，倘若困了，把书扔在一边，或枕在头后，小憩几许，也是一番诗意——也许是“晓梦迷蝴蝶”的逍遥忘我，也许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孔颜之悦。
和床相关，“书”也经常和“睡”与“梦”联系起来。正如文与可写过的一首小诗：“春难度。池浮花，墙拥絮;枕书睡，树阴午。日长几何万尺许。春难度。”这让人想起一张宋画，就是旧题王齐翰所作的《槐荫消夏图》。画了一个道人，躺在槐荫下的竹榻上，旁边是一张条案，上面摆着香炉、古器还有拿布包起来的一堆书卷。想此夏日浓荫时，侧卧在枕席之上，手禀《南华真经》，披读数过，略有倦意则抛书小睡，一时间不知其庄周焉？蝶焉？于是何其惬意。困得睁不开眼了，随手将书以为枕藉，也成了一时间文人雅士的风尚，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苏轼《和陶渊明拟古九首》）
歌欢旧兴知何在，衰飒新愁只自怜。纵使春风容病迹，亦贪窗下枕书眠。（吕南公《偶书所怀》）
离披衰柳已无蝉，黄叶闭门风雨天。陶令无钱难得醉，竹窗过午枕书眠。（张耒《秋雨》）
烟寺高旛出，山畬一老锄。枕书醒醉里，短发不曾梳。（陆游《溪行》）
咄咄逼人牛马走，夜窗妨我枕书眠。（曾几《秘省避暑抵暮乃出》）真德秀有如此一联诗，“深山读易如康节，白首谈玄似子云”。从中我们感受到，在特定的时空中读书，可以通千载而无阂。通过“书”，搭建起了当下的读者与古之人、古之道的交通，而通过睡与梦，则使读者的意识完全投入于其精神世界，在此中达到“身不离于衽席之上，而神游于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游乎千古之上”的境界。
林语堂先生说：“读书是文明生活中人所共识的一种乐趣，极为无福享受此种乐趣的人所羡慕。凡是没有读书癖好的人，就时间而言，和空间简直是等于幽囚在周围的环境里边。但在他拿起一本书时，他已立刻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读书的快乐是丰富的，有知识探索的快乐，有思想进步的快乐，而宋人的“玩书之乐”，则是从闲适的读书中获得的超脱之乐、风雅之乐，是富有高雅情趣的宋人所表达的独特精神之乐。这样的快乐，是读书人代代相传的精神享受，林语堂也一定深有体会，否则他不会把读书之乐讲得这么好。
（作者单位：北京市鲁迅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