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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春秋时期的社会上充斥着一股浓厚的尚武之风，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春秋时期战争中独有的“武德”文化氛围。笔者认为，春秋时期的武德精神，其实质是一种霸政形式下的贵族风度。霸政形式与贵族心态，一为外因，一为内因，共同促成了春秋时期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
关键词：春秋时期 武德 霸政 贵族
周平王东迁以降，中国社会进入春秋时期。争霸是春秋的主题。郑庄公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史称“春秋小霸”。随后，齐桓公崛起，在葵丘之盟后正式建立了“霸政”体系。齐桓公去世后，秩序一度重新陷入混乱。而晋文公经践土之盟成为新一代霸主后，晋国便与南方的楚国展开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争，将“霸政”体制延续了一百多年。
争霸的过程，即战争，与后来的战争比起来则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武德”精神。本文以《左传》中的史料为基础，旨在探究这种“武德”精神的实质与形成因素，找出其消亡的原因以及分析其内在的价值。
一.武德精神的内涵与表现。
“春秋”得名于孔子所修订鲁国国史《春秋》一书。《春秋》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迄鲁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各国之间大大小小的经济，政治，外交活动。而《左传》在《春秋》的基础之上，将时间线拉长至哀公二十七年。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将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一并算入该时段，共计三百零三年。
春秋时期的社会上充斥着一股浓厚的尚武之风，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春秋时期独有的“武德”文化氛围。这种武德精神表现在战争中的个人身上，是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与荣誉感，而这种“武德”则更为突出表现在战争本身：战争过程的合规矩性谓之“武”：如《烛之武退秦师》中，晋文公对子犯说：“以乱易整不武”。晋文公对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战争的胜利的行为表示十分不屑，这里的武就是一种“程序正义”。而战争目的的合道义性谓之“德”。如齐桓公在葵丘之盟上和与会国家做出约定：凡同盟诸侯国都要友好。可见，霸主们争霸是出于维护合理的国际秩序的目的，而这一目的因为其内在的“公义”性而体现出一种崇高的道德品质。
所谓的“武德”，也就是战争过程合规矩性与战争目的的合道义性。
首先，表现在战争之前，双方对垒时的交往中：《左传》对这类行人辞令有生动的描写。即使身处弱势依然从容委婉，典雅优美，所吐之言字携风霜，柔中带刚，如《展喜犒师》。鲁人身处弱势，依旧不卑不亢，其风骨可见一斑。
《左传·鲁成公十六年》记载鄢陵之战中的细节：身为晋国中军统帅之子的栾鍼见到了楚国子重的旗子便肃然起敬，他对晋厉公说：“当年下臣出使楚国时曾与子重大人有过一面之缘，子重大人问我晋国士兵勇武的表现，下臣答到：整整齐齐，井然有序;他又问还有什么，下臣便说：心平气和，从容不迫。现在两国交兵，如果不去敬酒，便算不得井然有序;如果言而无信，也谈不上从容不迫。请君上准许我去敬酒。”在得到晋厉公的肯首之后（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国之君的风度），他的使者也来到了子重的帐前：“敝国人才缺乏，寡君只得让鍼来充当他的侍卫长，鍼公务在身，只得让我代为敬酒，衷心的希望您能见谅。”子重躬身行礼，对栾鍼的风度赞不绝口，接过酒具一饮而尽，然后才拿起鼓槌击鼓迎战。栾鍼对承诺的看重，对信的坚守充分体现出其内在的道德感与荣誉感。
其次，表现在战争之时：同样在鄢陵之战中，晋国与楚国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而两方的参战人员竟停下来相互寒暄，当楚共王向晋军的郤至致以关切地问候之后，郤至这样回答：“您卑微的外邦小臣郤至，追随敝国的寡德之君参与战斗，承蒙您的恩准，披上了甲胄。下臣公务在身，不能叩谢君上的亲切关怀，请尊使禀告君上，下臣的身体很好，正要与贵军决一死战！”说完，他向楚君三行肃拜之礼，然后才继续战斗。楚共王与郤至身处不同的阵营却惺惺相惜，身处于战场之中仍不忘彬彬有礼，言辞之中，口必称“寡君”，“敝国”，一派风度，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敌我双方依旧是以礼相待，正如钱穆先生所说，这种品质有时则表现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在鄢陵之战的二十二年前，晋楚之间爆发战争，史称“邲之战”，与鄢陵之战晋军大获全胜的情况截然相反，晋军在该场战役中败得一塌涂地。在军队撤退的过程中，晋军的战车陷在泥坑里动弹不得。这个时候，楚国士兵竟喊话帮晋军修理战车。几番波折之后，晋军从容撤退，一走了之，临走之前还不忘对后头的楚军喊到：“楚国到底是超级大国啊，逃跑起来就是经验丰富啊！”在两国士兵看来，身为士兵所必需坚守的荣誉和道德是远高于战争的输赢的，晋军可以做到撤退的时候从容不迫，楚军能够做到胜利的时候穷寇莫追。合礼仪，和规范，这是真正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战争中的双方信守承诺，彬彬有礼，视荣誉高于生命，把道德作为信仰。诸如此类的例子，散见于《左传》中，多不胜数。这份“武德”文化氛围独属于春秋，后世再难见其风采。以“武德”文化氛围的消失界限标准，雷海宗先生将越灭吴之战，即公元前473年作为春秋下限的节点。吴国打败了越国，夫差仍然保持着越国其作为独立国家的自主性，尚且遗留着一份贵族风度。而越灭吴，即开大国之间竞相吞并之先河。事实上，在勾践攻破吴国城墙的那一刻，不仅霸政秩序被彻底打破，那种独属于春秋的风度也成了残垣断瓦。自此以后，流血漂橹取代了温情脉脉，阴谋诡计替代了彬彬有礼。师出有名不再是战争的必要条件，礼仪道德也通通被抛诸脑后。
二.内因：贵族教育下自我确证的心理需要
《尚书·舜典》中记载舜帝对贵族品格与气质的期望：“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舜帝的教育方式是“乐”，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而教育的目的，则是让他们养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品格。舜帝所要求的品格與本文所论述的“武德”不谋而合。看来，至少在春秋时期，舜帝所提倡的教育是相当成功的。“武德”的产生正是得益于这种对待贵族的教育制度。
童书业认为，贵族阶层的教育虽然说文武合一，但就实际情况而言，似乎比较偏重于武事。武的教育是他们所最注重的，以至于学校的“校”字似乎就从比较武艺的意义出来。虽然童书业先生随即便指出当时贵族的教育程度低下，并以孟僖子不知如何答谢楚国郊劳的礼来论证彼时的贵族阶层是怎样的不学无术。但是，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社会风气已然为我们所共知，战场之上的行文用词也颇合礼制规范，要论证贵族的教育程度，对其有利的例子反而更多。并且，从孟僖子死前叮嘱自己的孩子要跟从孔子学礼这一行为所展现出来的“尊礼崇礼”之心，反而能体现出其身为贵族的觉悟。童书业先生的观点未免因太过激进而有失偏颇。 与之相对的，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盛赞春秋时期的贵族，认为他们“识解之渊博，人格之完备，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随处可见”，并称当时的贵族文化已经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其细致典雅”的程度。综合《左传》上的记载，这种评价似乎更为中肯。事实上，这些贵族也没有理由不去如此。一来，教育以礼为核心（包括文礼与武礼），所谓“礼不下庶人”。接受教育为贵族阶层的特权，如果贵族们不学无术，则代表着他们无法在精神层面与庶人区分。二来平王东迁以来，华夷之辨的观念越发浓厚，而夷夏之分，其标准向来不以血统的相似而以文化的认同。如果贵族们胸无点墨，则象征着他们也无法在文化层面与蛮夷区分。出于维持贵族的文化优越性与正统性的目的，他们不但不会视接受教育为负担，反而会以接受教育为荣誉。于是，赋诗言志成风的现象便不足为奇，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如钱穆所说的“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典雅”的文化氛围便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这些不用从事生产便可以衣食无忧的贵族们来说，只有在战争中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能体现出身为贵族的荣耀。参与战争对于贵族们自己而言便是“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是将他们将自己的能力与知识体现在战争中，使得战争成为他们本质力量的确证展示。《诗经》中的战争诗当然有如同《采薇》那样低吟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来表达羁旅之苦的诗句，但是也不乏高呼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这样抒发战斗高度热情的篇章。贵族绝对是活跃在战争的第一线。可想而知，以如上文所说的贵族为主体的战争，自然是极具风度与武德精神的。
三.外因：霸政体制下“义”与“利”的对立统一
春秋时期处在“郁郁乎文哉”的西周与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之间，是社会将要转变却还在努力维持的时期。这个“将破未破”的秩序，便是所谓的“霸政”。“霸政”时期的秩序有着以下的四个特点：1.尊王;2.攘夷;3.禁抑篡弑;4.裁制兼并。在这之中，尊王是总纲领，禁止篡弑与裁制兼并分别是对内的政治与经济政策，攘夷是对外方针和“霸政”的直接目标。这里的“霸”并不是霸道与霸权，而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公义理想，是一种以“礼”来维持有利于当时的国际间的秩序的手段。这种手段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即体现出一种极为崇高的道德品质，即为“义”。在传统儒家的观念里，“义”与“利”这个对子，二者对立而不可共存，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舍生而取义”等等。而儒家的批判继承者，墨子即认为：“义，利也。”义与利根本就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对于“义”与“利”，儒家讲对立，而墨家则讲统一与相互转换。如果说矛盾的双方的转换需要一定条件，那霸政形势正是这个条件。
齐桓公称霸以前，周王室衰微，各国之间篡弑四起，共叔段在郑国目无君上;公子州吁在卫国弑君篡逆，就连鲁国也发生了弑君的现象。太行山的狄人虎视眈眈，江汉平原上的楚人正大肆地兼并着“江汉诸姬”的土地。齐桓公死后，晋文公称霸之前，由于“霸政”体制新立，又缺乏霸主，中原的国际秩序又一次陷入混乱，周郑关系进一步恶化，南方的楚国兼并的势头越来越大，而北方的狄兵更加势大，竟把周襄王都驱逐出了国都。可以看出，既得利益的贵族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来自于本国的其他小贵族居心叵测，蠢蠢欲动，这是个人利益受到威胁，另一方面来自于狄兵与楚人的强势，这便是国家与民族利益朝不保夕。在尝到齐桓公的“霸政”带来的好处之后，他们相信，只有通过尊王攘夷，只有通过道德的力量，才能够有力地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
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的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因此能造成国际间的和平团体，继续历有二百年之久。事实上，春秋时期的战争更像是具有体育精神的竞技，竞技的优胜者则拥有“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属于贵族之间的春秋五大战役的战争，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化与游戏化的战争。不管是《诗经》还是《左传》对战争的描写都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1.不直接描写战争场面，而只写军威声势;2.强调道德感化与军事力量的震慑。这种特点，正是由春秋时期的作战方式（车战）和作战目的决定的。彼时的战争，其目的不是出于土地兼并的欲望，而是出于维持国际间的秩序的需求。而维持秩序主要則依靠军事力量的威慑，因为一旦正式开战，伤敌一万自损八千，则霸主很可能会失去维持秩序的能力。如管仲问“尔供包茅不入，寡人是征;昭王南征不复，寡人是问。”这并不只是虚伪的外交辞令，更是将对方置于不义之地以供自己师出有名的必要手段。
“武德”并非是一种先验的价值取向所展现出来的战争形态，而是周王朝宗族封建制度濒临崩溃阶段（即霸政秩序）这一特殊性决定了这种文化氛围。身为维持秩序的霸主，不仅需要强有力的综合国力，还需要让天下人信服的精神力量。对于想要称霸的诸侯而言，取得战争的胜利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战争的过程符合“程序正义”则更加重要。出于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合道义性”的德，与遵守程序正义的“合规矩性”的武，二者合一即为“武德”。霸政形势的环境推动了战争中“武德”精神产生。
四.“武德”文化氛围的消失
春秋战国之交的中国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经济上，随着鲁国“初税亩”与齐国“相地而崔征”的法令传开，井田制进一步崩溃。开山泽渔盐之禁使得工商业迅速发展。政治上，卿大夫专权，公室卑微，周王室更是危如累卵。在地方，郡县制的推行进一步打击了周公奠定的封建制度。军事上，农民取代贵族成为战场的主角。文化上，私学下移，王官之学逐渐演化为诸子百家。而这一切的一切，史称“周秦之变”。
周秦之变后，霸政体系不复存在。这个时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荒地不断被开发出来，并且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商人阶层与商品城市的出现进一步突破了旧有的价值体系，区域市场的形成与交通的发展打破了封建的小圈子。经济基础的一系列发展也必将带来上层建筑的变化。战国时代的主题不再是追求和谐与秩序而是变法图强。战争的手段也不是军事威慑，而是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史记·秦本纪》记载自秦献公至秦王政，大规模的杀伤共十五次，最多的一次在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白起在长平坑杀降卒四十万。最少的一次在秦昭襄王五十年也直接造成了六千人的死亡。血腥代替了温和，阴谋代替了礼仪，霸政的环境在战国已经不复存在。
而春秋时期的贵族到战国时期进一步腐化堕落，在战场上已经不堪大用。平民阶层进入战争，孔武有力的，只要在战场上取得首级，拿到军功，便可以证明自己的价值，成为新贵族。能言善辩的，游走于各国之间唇枪舌战，就能够彰显自己的能力，封侯拜相。所谓的“程序正义”帮不了战争的胜利，道德礼仪也达不到兼并的目的。战国时期由魏国到楚国至秦国，先后经历了李悝，吴起和商鞅等人的变法，军国主义的气息已经充斥在社会与战争之中。曾经属于春秋的武士的那份风度与精神，便在战国被彻底抛弃。
五.结语
春秋时期两个独特的条件更推动了武德精神氛围的形成，一为“义”与“利”的追求统一下的霸政形势，一为兼受文武教育极具荣誉感的军事贵族。这两个条件消失，标志着“主体间的真实”的土崩瓦解，这种武德文化氛围亦随之不复存在。
武德精神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的存在不仅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更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其对荣誉感的看重，对和平秩序的推崇以及其中所反映出的“仁”，“勇”，“礼”，“智”，“信”，不仅与传统的儒家精神相符合，更与今天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理念并行不悖。武德文化氛围是一个社会的人全面发展的表现。而武德精神的重提，对塑造我们国家的民族性格，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雷海宗：《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童书业：《春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3.钱穆：《国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
5.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
6.易中天：《中华史之青春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
关键词：春秋时期 武德 霸政 贵族
周平王东迁以降，中国社会进入春秋时期。争霸是春秋的主题。郑庄公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史称“春秋小霸”。随后，齐桓公崛起，在葵丘之盟后正式建立了“霸政”体系。齐桓公去世后，秩序一度重新陷入混乱。而晋文公经践土之盟成为新一代霸主后，晋国便与南方的楚国展开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争，将“霸政”体制延续了一百多年。
争霸的过程，即战争，与后来的战争比起来则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武德”精神。本文以《左传》中的史料为基础，旨在探究这种“武德”精神的实质与形成因素，找出其消亡的原因以及分析其内在的价值。
一.武德精神的内涵与表现。
“春秋”得名于孔子所修订鲁国国史《春秋》一书。《春秋》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迄鲁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各国之间大大小小的经济，政治，外交活动。而《左传》在《春秋》的基础之上，将时间线拉长至哀公二十七年。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将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一并算入该时段，共计三百零三年。
春秋时期的社会上充斥着一股浓厚的尚武之风，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春秋时期独有的“武德”文化氛围。这种武德精神表现在战争中的个人身上，是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与荣誉感，而这种“武德”则更为突出表现在战争本身：战争过程的合规矩性谓之“武”：如《烛之武退秦师》中，晋文公对子犯说：“以乱易整不武”。晋文公对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战争的胜利的行为表示十分不屑，这里的武就是一种“程序正义”。而战争目的的合道义性谓之“德”。如齐桓公在葵丘之盟上和与会国家做出约定：凡同盟诸侯国都要友好。可见，霸主们争霸是出于维护合理的国际秩序的目的，而这一目的因为其内在的“公义”性而体现出一种崇高的道德品质。
所谓的“武德”，也就是战争过程合规矩性与战争目的的合道义性。
首先，表现在战争之前，双方对垒时的交往中：《左传》对这类行人辞令有生动的描写。即使身处弱势依然从容委婉，典雅优美，所吐之言字携风霜，柔中带刚，如《展喜犒师》。鲁人身处弱势，依旧不卑不亢，其风骨可见一斑。
《左传·鲁成公十六年》记载鄢陵之战中的细节：身为晋国中军统帅之子的栾鍼见到了楚国子重的旗子便肃然起敬，他对晋厉公说：“当年下臣出使楚国时曾与子重大人有过一面之缘，子重大人问我晋国士兵勇武的表现，下臣答到：整整齐齐，井然有序;他又问还有什么，下臣便说：心平气和，从容不迫。现在两国交兵，如果不去敬酒，便算不得井然有序;如果言而无信，也谈不上从容不迫。请君上准许我去敬酒。”在得到晋厉公的肯首之后（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国之君的风度），他的使者也来到了子重的帐前：“敝国人才缺乏，寡君只得让鍼来充当他的侍卫长，鍼公务在身，只得让我代为敬酒，衷心的希望您能见谅。”子重躬身行礼，对栾鍼的风度赞不绝口，接过酒具一饮而尽，然后才拿起鼓槌击鼓迎战。栾鍼对承诺的看重，对信的坚守充分体现出其内在的道德感与荣誉感。
其次，表现在战争之时：同样在鄢陵之战中，晋国与楚国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而两方的参战人员竟停下来相互寒暄，当楚共王向晋军的郤至致以关切地问候之后，郤至这样回答：“您卑微的外邦小臣郤至，追随敝国的寡德之君参与战斗，承蒙您的恩准，披上了甲胄。下臣公务在身，不能叩谢君上的亲切关怀，请尊使禀告君上，下臣的身体很好，正要与贵军决一死战！”说完，他向楚君三行肃拜之礼，然后才继续战斗。楚共王与郤至身处不同的阵营却惺惺相惜，身处于战场之中仍不忘彬彬有礼，言辞之中，口必称“寡君”，“敝国”，一派风度，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敌我双方依旧是以礼相待，正如钱穆先生所说，这种品质有时则表现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在鄢陵之战的二十二年前，晋楚之间爆发战争，史称“邲之战”，与鄢陵之战晋军大获全胜的情况截然相反，晋军在该场战役中败得一塌涂地。在军队撤退的过程中，晋军的战车陷在泥坑里动弹不得。这个时候，楚国士兵竟喊话帮晋军修理战车。几番波折之后，晋军从容撤退，一走了之，临走之前还不忘对后头的楚军喊到：“楚国到底是超级大国啊，逃跑起来就是经验丰富啊！”在两国士兵看来，身为士兵所必需坚守的荣誉和道德是远高于战争的输赢的，晋军可以做到撤退的时候从容不迫，楚军能够做到胜利的时候穷寇莫追。合礼仪，和规范，这是真正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战争中的双方信守承诺，彬彬有礼，视荣誉高于生命，把道德作为信仰。诸如此类的例子，散见于《左传》中，多不胜数。这份“武德”文化氛围独属于春秋，后世再难见其风采。以“武德”文化氛围的消失界限标准，雷海宗先生将越灭吴之战，即公元前473年作为春秋下限的节点。吴国打败了越国，夫差仍然保持着越国其作为独立国家的自主性，尚且遗留着一份贵族风度。而越灭吴，即开大国之间竞相吞并之先河。事实上，在勾践攻破吴国城墙的那一刻，不仅霸政秩序被彻底打破，那种独属于春秋的风度也成了残垣断瓦。自此以后，流血漂橹取代了温情脉脉，阴谋诡计替代了彬彬有礼。师出有名不再是战争的必要条件，礼仪道德也通通被抛诸脑后。
二.内因：贵族教育下自我确证的心理需要
《尚书·舜典》中记载舜帝对贵族品格与气质的期望：“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舜帝的教育方式是“乐”，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而教育的目的，则是让他们养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品格。舜帝所要求的品格與本文所论述的“武德”不谋而合。看来，至少在春秋时期，舜帝所提倡的教育是相当成功的。“武德”的产生正是得益于这种对待贵族的教育制度。
童书业认为，贵族阶层的教育虽然说文武合一，但就实际情况而言，似乎比较偏重于武事。武的教育是他们所最注重的，以至于学校的“校”字似乎就从比较武艺的意义出来。虽然童书业先生随即便指出当时贵族的教育程度低下，并以孟僖子不知如何答谢楚国郊劳的礼来论证彼时的贵族阶层是怎样的不学无术。但是，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社会风气已然为我们所共知，战场之上的行文用词也颇合礼制规范，要论证贵族的教育程度，对其有利的例子反而更多。并且，从孟僖子死前叮嘱自己的孩子要跟从孔子学礼这一行为所展现出来的“尊礼崇礼”之心，反而能体现出其身为贵族的觉悟。童书业先生的观点未免因太过激进而有失偏颇。 与之相对的，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盛赞春秋时期的贵族，认为他们“识解之渊博，人格之完备，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随处可见”，并称当时的贵族文化已经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其细致典雅”的程度。综合《左传》上的记载，这种评价似乎更为中肯。事实上，这些贵族也没有理由不去如此。一来，教育以礼为核心（包括文礼与武礼），所谓“礼不下庶人”。接受教育为贵族阶层的特权，如果贵族们不学无术，则代表着他们无法在精神层面与庶人区分。二来平王东迁以来，华夷之辨的观念越发浓厚，而夷夏之分，其标准向来不以血统的相似而以文化的认同。如果贵族们胸无点墨，则象征着他们也无法在文化层面与蛮夷区分。出于维持贵族的文化优越性与正统性的目的，他们不但不会视接受教育为负担，反而会以接受教育为荣誉。于是，赋诗言志成风的现象便不足为奇，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如钱穆所说的“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典雅”的文化氛围便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这些不用从事生产便可以衣食无忧的贵族们来说，只有在战争中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能体现出身为贵族的荣耀。参与战争对于贵族们自己而言便是“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是将他们将自己的能力与知识体现在战争中，使得战争成为他们本质力量的确证展示。《诗经》中的战争诗当然有如同《采薇》那样低吟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来表达羁旅之苦的诗句，但是也不乏高呼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这样抒发战斗高度热情的篇章。贵族绝对是活跃在战争的第一线。可想而知，以如上文所说的贵族为主体的战争，自然是极具风度与武德精神的。
三.外因：霸政体制下“义”与“利”的对立统一
春秋时期处在“郁郁乎文哉”的西周与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之间，是社会将要转变却还在努力维持的时期。这个“将破未破”的秩序，便是所谓的“霸政”。“霸政”时期的秩序有着以下的四个特点：1.尊王;2.攘夷;3.禁抑篡弑;4.裁制兼并。在这之中，尊王是总纲领，禁止篡弑与裁制兼并分别是对内的政治与经济政策，攘夷是对外方针和“霸政”的直接目标。这里的“霸”并不是霸道与霸权，而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公义理想，是一种以“礼”来维持有利于当时的国际间的秩序的手段。这种手段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即体现出一种极为崇高的道德品质，即为“义”。在传统儒家的观念里，“义”与“利”这个对子，二者对立而不可共存，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舍生而取义”等等。而儒家的批判继承者，墨子即认为：“义，利也。”义与利根本就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对于“义”与“利”，儒家讲对立，而墨家则讲统一与相互转换。如果说矛盾的双方的转换需要一定条件，那霸政形势正是这个条件。
齐桓公称霸以前，周王室衰微，各国之间篡弑四起，共叔段在郑国目无君上;公子州吁在卫国弑君篡逆，就连鲁国也发生了弑君的现象。太行山的狄人虎视眈眈，江汉平原上的楚人正大肆地兼并着“江汉诸姬”的土地。齐桓公死后，晋文公称霸之前，由于“霸政”体制新立，又缺乏霸主，中原的国际秩序又一次陷入混乱，周郑关系进一步恶化，南方的楚国兼并的势头越来越大，而北方的狄兵更加势大，竟把周襄王都驱逐出了国都。可以看出，既得利益的贵族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来自于本国的其他小贵族居心叵测，蠢蠢欲动，这是个人利益受到威胁，另一方面来自于狄兵与楚人的强势，这便是国家与民族利益朝不保夕。在尝到齐桓公的“霸政”带来的好处之后，他们相信，只有通过尊王攘夷，只有通过道德的力量，才能够有力地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
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的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因此能造成国际间的和平团体，继续历有二百年之久。事实上，春秋时期的战争更像是具有体育精神的竞技，竞技的优胜者则拥有“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属于贵族之间的春秋五大战役的战争，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化与游戏化的战争。不管是《诗经》还是《左传》对战争的描写都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1.不直接描写战争场面，而只写军威声势;2.强调道德感化与军事力量的震慑。这种特点，正是由春秋时期的作战方式（车战）和作战目的决定的。彼时的战争，其目的不是出于土地兼并的欲望，而是出于维持国际间的秩序的需求。而维持秩序主要則依靠军事力量的威慑，因为一旦正式开战，伤敌一万自损八千，则霸主很可能会失去维持秩序的能力。如管仲问“尔供包茅不入，寡人是征;昭王南征不复，寡人是问。”这并不只是虚伪的外交辞令，更是将对方置于不义之地以供自己师出有名的必要手段。
“武德”并非是一种先验的价值取向所展现出来的战争形态，而是周王朝宗族封建制度濒临崩溃阶段（即霸政秩序）这一特殊性决定了这种文化氛围。身为维持秩序的霸主，不仅需要强有力的综合国力，还需要让天下人信服的精神力量。对于想要称霸的诸侯而言，取得战争的胜利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战争的过程符合“程序正义”则更加重要。出于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合道义性”的德，与遵守程序正义的“合规矩性”的武，二者合一即为“武德”。霸政形势的环境推动了战争中“武德”精神产生。
四.“武德”文化氛围的消失
春秋战国之交的中国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经济上，随着鲁国“初税亩”与齐国“相地而崔征”的法令传开，井田制进一步崩溃。开山泽渔盐之禁使得工商业迅速发展。政治上，卿大夫专权，公室卑微，周王室更是危如累卵。在地方，郡县制的推行进一步打击了周公奠定的封建制度。军事上，农民取代贵族成为战场的主角。文化上，私学下移，王官之学逐渐演化为诸子百家。而这一切的一切，史称“周秦之变”。
周秦之变后，霸政体系不复存在。这个时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荒地不断被开发出来，并且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商人阶层与商品城市的出现进一步突破了旧有的价值体系，区域市场的形成与交通的发展打破了封建的小圈子。经济基础的一系列发展也必将带来上层建筑的变化。战国时代的主题不再是追求和谐与秩序而是变法图强。战争的手段也不是军事威慑，而是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史记·秦本纪》记载自秦献公至秦王政，大规模的杀伤共十五次，最多的一次在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白起在长平坑杀降卒四十万。最少的一次在秦昭襄王五十年也直接造成了六千人的死亡。血腥代替了温和，阴谋代替了礼仪，霸政的环境在战国已经不复存在。
而春秋时期的贵族到战国时期进一步腐化堕落，在战场上已经不堪大用。平民阶层进入战争，孔武有力的，只要在战场上取得首级，拿到军功，便可以证明自己的价值，成为新贵族。能言善辩的，游走于各国之间唇枪舌战，就能够彰显自己的能力，封侯拜相。所谓的“程序正义”帮不了战争的胜利，道德礼仪也达不到兼并的目的。战国时期由魏国到楚国至秦国，先后经历了李悝，吴起和商鞅等人的变法，军国主义的气息已经充斥在社会与战争之中。曾经属于春秋的武士的那份风度与精神，便在战国被彻底抛弃。
五.结语
春秋时期两个独特的条件更推动了武德精神氛围的形成，一为“义”与“利”的追求统一下的霸政形势，一为兼受文武教育极具荣誉感的军事贵族。这两个条件消失，标志着“主体间的真实”的土崩瓦解，这种武德文化氛围亦随之不复存在。
武德精神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的存在不仅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更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其对荣誉感的看重，对和平秩序的推崇以及其中所反映出的“仁”，“勇”，“礼”，“智”，“信”，不仅与传统的儒家精神相符合，更与今天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理念并行不悖。武德文化氛围是一个社会的人全面发展的表现。而武德精神的重提，对塑造我们国家的民族性格，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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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湖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