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TO这场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风暴中，包括中央部委、各个省市在内很多部门都会受到波及，但是，这种震动不会带来疾风暴雨式的影响，而是渐进而深刻的 　　
　　9月17日，世贸组织知识产权理事会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执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加入议定书中有关承诺的情况进行审议，此前，中国已向世贸组织提交了14项包括中国知识产权方面法律法规在内的通报，并回答了美国、欧盟、 日本、澳大利亚等6个世贸组织成员向中国提出的101个书面问题。
　　根据中国加入议定书的承诺，世贸组织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8年内对中国进行年度的过渡性审议，此次知识产权审议是对中国首次过渡性审议的一部分。
　　“审议更多是对中国政府执行入世的肯定和积极评价。”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对《商务周刊》说。
　　在中国入世临近一年的时间节点上，类似于世贸组织知识产权理事会这样的世贸组织下属机构、国际独立的商业性团体以及一些国家的经贸管理机构针对“中国入世承诺”的评估和审议将会一一展开。而美国商会发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报告》也即是其中之一。
　　但对美方的这份报告，外经贸部WTO法律顾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指出，它对于中国的入世承诺执行情况“总体评价并不是很高”。报告指出了中国在履行承诺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有些领域有被推迟履行的现象，在有些领域则没有按照WTO的规则进行。
　　“加入WTO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接触面增大，摩擦增多，这也是很正常的，对于少部分我们没履行或者履行得不好的部分，我们应该理解，中国要一下转变是很难的。”对于外方对中国履行承诺的质疑，李雨时评价道。
　　张汉林则认为，美国作为单个的WTO成员国，提出的这份报告没有约束力，由于一些统计数据的偏差，也不具备公正与权威性。
　　在张汉林看来，与很多加入WTO（或关贸总协定）的国家同时间段的表现相比，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步伐已属相当不错的。张表示，如果要为中国入世承诺的整体表现评分，都在90－100分的水平。“但是，这份报告依然重要，它提醒中国：如果没有充分履行WTO义务损害到其他国家的利益，那就可能‘有麻烦’。 这是中国入世后必然要面对的游戏规则。”
　　
　　各自为政的利益集团

　　“谁也不能否认极个别领域会出现延迟履行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形发生，但在任何一个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这种情况似乎都不能避免。”张汉林指出，在转轨时期的中国，履行入世协议过程中暴露出的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与博弈正是形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
　　“WTO不只是一个经济组织，它同时是成员国之间经贸关系的一个政治化表现，”张汉林说，“而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也是国内各种利益集团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的表现。”
　　根据张汉林教授的说法，要保持一个国家的利益集团压力的平衡状态只能维持社会现状，而中国加入WTO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打破了这种平衡，在一定范围内对利益进行再分配，而这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集团既有利益的调整。
　　目前看来，在履行WTO条款方面问题较多出现在交叉重叠管理的行业。这其中一个突出的原因在于，中国行业分管混乱且各自为政。例如，虽然形式上目前外经贸部是负责中国WTO对外事务部门，但事实上，很多相关的特别是服务贸易体系的对外权限都放在不同的部委。像中国金融行业有3个“婆婆”：央行、保监会、证监会；分销归国家经贸委，旅游归旅游局管理，而电信则是在信息产业部旗下。中国长期以来的管理模式又注定了平级部委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性比较差。同时，各部委不同的管理方式也造成效果各异。如此一来，在办事的程序、透明度等各方面都会让外商不明就里。“光知识产权的管理部门就有八九个，你说怎么进行高效管理呢？”张汉林说。
　　
　　一场渐进而深刻的变革

　　在美方的报告里，有一点得到了张汉林教授的认同，即中国现在最缺乏的是强有力的统一对外的谈判和协商机制。
　　“一个优良的决策系统必定应该是中央各部委统一配合的成果”，张汉林认为，中国加入WTO后，融入到世界经济整体之中，中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贸易政策的一个有机部分，需要对全球经济变化有一个迅即的反应机制，而这需要各方配合。
　　事实上，缺乏统一的谈判和协商机制，对中国企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也是一个“致命伤”。比如，目前中国拥有许多汽车制造厂商，有世界最大的潜在汽车市场，如果这些汽车制造厂商能够“捏成一个拳头”，形成整体优势去和外商进行合资谈判，无疑将争取更多的利益筹码。但这必须在既得利益重新调和的前提之下才能进行，现时的情形是，各个省市的地方利益无法调和，各地汽车制造厂商还是一盘散沙。
　　“解决之道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对外谈判、协商平台”，张汉林对《商务周刊》说，欧盟15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对外贸易协调工作，单依靠欧盟理事会下设的对外贸易总司进行，这个司只有七八十人，却负责着整个欧盟对外的经济贸易事务。同样，美国也设有对外贸易办公室，统一协调美国所有的双边、多边谈判。尽管美国有众多的“要害部门”，农业部、国防部，而且每一个部门都比对外贸易办公室“大”，但这并不影响对外贸易办公室的权威性。
　　张汉林院长向《商务周刊》透露，中央已经酝酿设立一个类似于欧盟和美国的对外贸易机构，在贸易争端、谈判中协调各个部委之间的利益关系。
　　张汉林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在履行WTO条款时，必然会带来国内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变化，而这一利益调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将十分困难。
　　但中国已经显示出执行WTO承诺的政治决心。中国领导人在年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要为进入世贸做好各项准备；同时，在今年2月，春节刚刚结束，中央马上部署了各部委省市党政一把手参加的WTO学习班。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每个省市都把中高层干部WTO培训当成重要工作来抓；各部委省市党政一把手，不管手里有什么工作，都放下来参加学习班；有些地方甚至做过了头，计划生育部门也开办了WTO培训班。”
　　张汉林说，这种政治动员的力量，其他国家很难做到如此干净彻底。“这可以看做高层对利益集团调整的决心和前奏。”
　　在张看来，在这场利益格局调整的风暴中，包括中央部委、各个省市在内很多部门都会受到波及，但是，这种震动不会带来疾风暴雨式的影响，而是渐进而深刻的。
　　人们都已经看到，包括最挑剔的外国人都承认，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中国入世和履行承诺问题上都是非常坚定的，而且一直在大力推动。但改革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改革路径，而路径，往往是改革中对效率甚至结果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中国改革24年来，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仅表现为“自在的”利益集团日益变成“自为的”利益阶层，来自社会各集团的所有压力，始终是公共政策的决定因素。通过前文中中国加入WTO后邮政速递和汽车消费信贷两项承诺所面对的困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即使是从整体上有利于社会发展并得到领导权威倡导的公共政策，也经常会受制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的利益集团。
　　改革路径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利益集团之争相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难直截了当地判定对错。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上会得出完全相反的两种结论。这是中国的现实。人们因此自然而然地期望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出现，作为权威，它能够高效地完成利益集团间的博弈，引领这个社会朝着既定的改革方向前进。
　　在市场权威没有树立之前，是不是需要一个行政权威的领导过渡，这是全世界政治学家都在争论的话题。我们当然无法作出回答。我们惟一能做的是再一次发出警告：市场这个舶来品在中国一个无法规避的代价是，在一个发生着迅速变革的社会中，即使是长远看来有无穷生命力的秩序、规则和制度，也仍然可能因为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验证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