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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改革开放的自由天地间的我们是幸运的。而经历过从守旧到改革，从封闭到开放的激荡岁月的人们，则更为感恩，领潮时代的标志性人物的命运更是对我们所身处的历史的生动注脚。
“中国餐饮个体第一家”的美味故事
28年来，位于东城区翠花胡同里的“悦宾饭馆”从未寂寞过。
和家人冲着“中国餐饮个体第一家”的名头来到饭店，狭小而烟雾缭绕(墙上有“请勿吸烟”的告示，但大多数食客都选择性失明了)的空间中，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座儿。五丝桶、软炸麻辣回锅牛肉、锅烧鸭、凉拌肘子、面筋扒白菜等招牌菜悉数下肚，我们咂着嘴巴，默契地说：“果然是私家菜，外边儿吃不到。”
蜂拥而至的不仅是食客，还有中外记者探访的身影。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悦宾饭馆”创办人刘桂仙、郭培基又在经历新一轮密集造访。76岁的刘桂仙数病缠身，对媒体的采访已是兴趣索然。75岁的郭培基则体谅地说：“问我吧，这些事儿我都知道。”
1980年，祖籍河北的刘桂仙和郭培基，一个在首长家当服务员，一个从北京饭店调入全国工商联做厨师，都有一身好厨艺。但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要养活5个孩子，难免捉襟见肘。恰逢大量知青逐批返城，他们担心孩子们不好找工作。
刘桂仙大字不识几个，却特别关心国家大事。她从收音机里听到外地开了夫妻店，开始有了想法。
第二天，刘桂仙来到位于干面胡同的东城工商分局。工商局干部们听到刘桂仙的想法后，先是面面相觑，接着就笑了。“私人能开饭馆?我们怎么没有听说呀?”此后，刘桂仙天天跑工商局。那时的干部也好，不烦，渴了还给倒水。
两个月后，这事儿成了。热心的干部还给取了个名——“悦宾饭馆”。当时也没正式的个体营业执照，工商局自己印了份儿东西，时任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的靳云平担着风险签了个字就算是“执照”了。
翠花胡同的房子是全国工商联分给郭培基的宿舍。夫妻俩把耳房和天井打通，掏了个门脸儿当餐厅，还垒了个厨房。从外面拉回一个烤白薯的大铁桶，开几个洞做炉子，又到旧货市场买了四张桌子和几把椅子。饭馆没有冰箱，卫生部门不让开业。东城工商分局干部又作担保，夫妻俩从银行贷了500元钱，买了个掉了瓷儿的处理冰箱。
粮食、油、鱼、肉、禽、蛋全都计划供应，凭票要本。“国营饭店有本儿，个体不给本儿。”这可愁坏了夫妻俩。工商局、粮食局、饮食服务公司……主动为他们去跑，夫妻俩最初不知道后面有区政府支持，就觉得“衙门人”都是热心肠。
媒体闻风而至，先后有70多个国家的记者来采访，问题总绕不过“这饭馆是你自己开的还是政府要你开的?…‘你担心自己将来挨批斗吗?”“你挣了钱会不会被别人拿走?”
其实，当时各方反对的意见也很多。夫妻俩心里也犯嘀咕。
1981年的春节，陈慕华副总理、姚依林副总理和北京市一位副书记上门拜年，算是给夫妻俩吃了定心丸。
风言风语没有了，各种荣誉跟着财富一起上门了。
饭馆自打开张，就从来没有断过客。曾经一到饭点儿，翠花胡同就变得跟大栅栏一样热闹。饭馆门口总是围得满满当当，刘桂仙让儿子拿个马扎坐在门口发号。一拨十六个，吃完一拨再换一拨。驻华使馆也纷纷要求定桌吃饭，并创下了排队68天等位吃饭的纪录。
生意太火。1989年，夫妻俩在距“悦宾”200米处又开了家“悦仙”，这可是用钞票换回来的里外12间的私房。1998年，郭家又拥有了一家木器厂和古玩店，固定资产有300万元。他们还购买了“奥迪”“桑塔纳”等客货车5辆。不过，木器厂让他们折进去不少钱。
如今，“悦宾”“悦仙”共23张桌子，16个服务员，生意基本交给了孩子们打理。夫妻俩在小汤山花几十万盖了一所四合院，司机、保姆一应俱全。郭老爷子没觉，每天6点晨起，保姆也得起床做饭，老爷子觉得挺对不住人家的。
夫妻俩虽然都奔80了，但曾经以食为天、一丝不苟的职业操守习惯性地保持着。他们每天总要到饭馆看看，郭老爷子早8点就到，刘老太太身体不好，但10点～15点之间总会坐镇“悦仙”。二老施行的还是“人盯人”的管理模式，坚持的还是“不怕责就怕不新鲜”的食材标准。他们铁了心：“首家”的荣誉不能丢，活一天就要让“悦宾”“说仙”火一天。
缔造京00001号私营企业的传奇
1984年，北京万青综合机械厂诞生了。它是北京市第一家私营企业，注册号为00001号。24年后的今天，“万青”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毫无老态，蒸蒸日上。倒是好些个打过交道的国营企业转制的转制、倒闭的倒闭，都不存在了。“万青”的创办人刘兴文自然成了业内闻名的能人。
刘兴文今年已经73岁了。虽是农民出身，装束也朴实无华，举止却温文尔雅，双眼总是若有所思。老爷子不善言谈，思路却是跳跃式的，做法也是超常规的。了解他的人评价他：年纪是老年人，身体是中年人，观念是青年人。
谈起刘老爷子的创业史，就绕不开那句老话：穷则思变。
刘兴文所在的平谷区东高村镇克头村，地处偏僻，极左思潮占了上风。他的出身成分不太好，在村里很受歧视。即便如此，70年代，他就开始养蜂养鸡，到1984年，已经攒了7000元钱。当时，改革开放已是大势所趋，村支书却宣布了一条铁的纪律并形成村里的“文件”——“不允许任何人出外打工挣外快，只能在村里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文件”一发出，全村的男女劳动力都被迫签字画押下保证，只有刘兴文一个人没有签字。
他假装有病请了假，怀揣400元钱到长春、哈尔滨、大连、深圳、广州、温州、天津等地转了一大圈。开阔了眼界，他有了自己的想法：“现在是中央政府号召我们农民发家致富，我就不能抓住这次机会干出点事业来?”
刘兴文利用自己在生产队技术队伍呆过，机械方面手眼都行的优势，开办了机械厂，专门为农牧机械行业生产筛片、锤片配件。
其实，当时的北京农村，私营经济早已出现，只是大家要么瞻前顾后，要么遮遮掩掩，要么心照不宣，刘兴文利利索索地正式宣布，得，成了头一个。这个响当当的名号，比啥宣传都管用。他的洞察力和决策力至今让人佩服。
创业毕竟是件艰辛的事儿，中国农民踏实勤俭、吃苦耐劳的本色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建厂时，只有6个工人。刘兴文既是技术员、推销员，又是管理员和厂长。总共7000块钱，处处算计着花。建厂时需要一个槽刨子，13块8毛钱就可以买下来，就连这点钱他也舍不得花。从平谷县到北京市，他骑了160里地，腰腿酸疼地直奔商店，拿着槽刨子左看右看，然后放下槽刨子，到外面把槽刨子的图形画在自己的手 背上，反复几次，直到画准确为止，搞得售货员好生纳闷。他赶紧骑车回到平谷，顾不上休息，连夜把槽刨子制作出来，转天一早拿到厂子里去干活；起初，产品没有销路，刘兴文骑着自行车四处拜门子找销路，几乎都是自带干粮，不管多晚也要赶回平谷，从不舍得花钱住店……
几年后，万青机械厂的产品打入北京市农牧机械制造行业，覆盖到整个华北地区。
然而，1993年的一场大火，将厂子烧为废墟。怎么办?刘兴文一咬牙，重新创业!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也没使过一分钱贷款，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万青”就恢复了元气。
如今，万青综合机械厂口碑越来越好，科技奖项越获越多，整机产品和成套设备还销往了国外。刘老爷子把工厂交给了儿子刘钟鸣管理，时常国内外走走，乐得逍遥。“万青”之名，果然博得了好兆头。
全国优秀外来务工青年的北京情缘
在东华门美食坊夜市，李克民可不只是一位摊位主人。
“领导，我给您反映个事儿……”“领导，您得帮帮忙……”只要他一现身，就会被摊主们热乎乎地围住。因为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东城区私营个体经济协会王府井分会副会长。
说起东华门美食坊夜市这个摊位，可真是来之不易。按规定，东华门美食坊夜市的摊主只能是北京人，外地人都得通过层层转租在那儿做生意。2000年，金贵的夜市就一个摊位没被占着。怎么安排呢?东城区工商局几个局长专门开会，决定把摊位划给来自河北承德的李克民。
凭什么这个香饽饽就归了李克民呢?因为他可是咱北京市第一位荣获“全国优秀外来务工青年”称号的个体工商户。他在北京干出了成绩，咱也不能拿他当外人，何况他所在的黄城根农贸市场正好拆迁，他确实需要新的摊位。
八年菜市，八年夜市，李克民在北京的年头可谓泾渭分明。
1992年，高中毕业的李克民在老家人的启发下，怀揣着1000元来到北京卖菜为生。最初，他连房子都不舍得租，拉菜的板车就是他移动的床。每天下午六七点，菜市关门，李克民就睡上那么几小时，晚上11点就起“床”批菜去，他还得赶第二天的早市呢。早上，别人都吃包子、馄饨，他就吃一斤大饼，便宜，还管饱。这么拼命加节俭，一年多的时间，他不仅没挣钱，还赔进去5000多元。天性乐观的李克民郁闷了，一气之下，回了老家。
“别人能行，我怎么不行?”李克民既不服气，对北京似乎还有了眷恋，他决心再试试。
这一次，他规定自己挣不到1000元就不吃肉。三个月后，他成功了。他高兴极了，跑到一家路边店，点了半斤饺子，2块2毛钱，美美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在这1000元的鼓励下，他的干劲儿更足了。从左安门或十八里店批发蔬菜，再回到距离10公里左右的黄城根市场，一天得跑两趟。怎么着一天得卖五六百斤，好的时候能卖1000斤。他至今对自己码板车的技巧相当得意。
拉了三年板车，小有资产的他雇了两人守摊，他则蹬着三轮上菜、送菜。再过两年，他买车给饭店送菜了。不过结账比较难，钱一压就是几个月半年的，还有压一年的。赶上2000年黄城根菜市场拆迁，他就转行卖小吃了。
李克民天性善良，为人热情，好交朋友。东城的孤寡老人、西城的残疾居民，他总时不时地上门看望，送上蔬菜、鱼等生活用品。私营个体经济协会有啥需要出钱出力的事儿，他也绝不含糊。更重要的是他脑子活络，爱琢磨事儿。北京市人口1000多万，蔬菜的供应是个大问题。承德离北京近，让乡亲们发展蔬菜大棚准没错儿。他提笔就给县长写了建议信，还真促成了两地在南磨房农贸市场的合作；老家某乡政府鼓励农民种西红柿，结果销不出去。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急得给他打电话。他联系顺义的蔬菜商，一个车队拉了十多趟，全给拉出来了……
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能给自己带来什么。1998年12月10日，被团中央等八部委评为“全国优秀外来务工青年”的那天，他高兴得蒙了。而妈妈在电话里高兴得哭了。
很快，他的党员资格转正了。据说，东城区私营个体经济协会把转正申请交上去，没人敢批，层层请示到北京市委组织部，才批准的。转正那天，还给搞了隆重的仪式。因为他是北京城区第一位入党的外来人员。嘿，又创了个第一!
编辑/任娟 woshirenjuan@126.com
“中国餐饮个体第一家”的美味故事
28年来，位于东城区翠花胡同里的“悦宾饭馆”从未寂寞过。
和家人冲着“中国餐饮个体第一家”的名头来到饭店，狭小而烟雾缭绕(墙上有“请勿吸烟”的告示，但大多数食客都选择性失明了)的空间中，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座儿。五丝桶、软炸麻辣回锅牛肉、锅烧鸭、凉拌肘子、面筋扒白菜等招牌菜悉数下肚，我们咂着嘴巴，默契地说：“果然是私家菜，外边儿吃不到。”
蜂拥而至的不仅是食客，还有中外记者探访的身影。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悦宾饭馆”创办人刘桂仙、郭培基又在经历新一轮密集造访。76岁的刘桂仙数病缠身，对媒体的采访已是兴趣索然。75岁的郭培基则体谅地说：“问我吧，这些事儿我都知道。”
1980年，祖籍河北的刘桂仙和郭培基，一个在首长家当服务员，一个从北京饭店调入全国工商联做厨师，都有一身好厨艺。但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要养活5个孩子，难免捉襟见肘。恰逢大量知青逐批返城，他们担心孩子们不好找工作。
刘桂仙大字不识几个，却特别关心国家大事。她从收音机里听到外地开了夫妻店，开始有了想法。
第二天，刘桂仙来到位于干面胡同的东城工商分局。工商局干部们听到刘桂仙的想法后，先是面面相觑，接着就笑了。“私人能开饭馆?我们怎么没有听说呀?”此后，刘桂仙天天跑工商局。那时的干部也好，不烦，渴了还给倒水。
两个月后，这事儿成了。热心的干部还给取了个名——“悦宾饭馆”。当时也没正式的个体营业执照，工商局自己印了份儿东西，时任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的靳云平担着风险签了个字就算是“执照”了。
翠花胡同的房子是全国工商联分给郭培基的宿舍。夫妻俩把耳房和天井打通，掏了个门脸儿当餐厅，还垒了个厨房。从外面拉回一个烤白薯的大铁桶，开几个洞做炉子，又到旧货市场买了四张桌子和几把椅子。饭馆没有冰箱，卫生部门不让开业。东城工商分局干部又作担保，夫妻俩从银行贷了500元钱，买了个掉了瓷儿的处理冰箱。
粮食、油、鱼、肉、禽、蛋全都计划供应，凭票要本。“国营饭店有本儿，个体不给本儿。”这可愁坏了夫妻俩。工商局、粮食局、饮食服务公司……主动为他们去跑，夫妻俩最初不知道后面有区政府支持，就觉得“衙门人”都是热心肠。
媒体闻风而至，先后有70多个国家的记者来采访，问题总绕不过“这饭馆是你自己开的还是政府要你开的?…‘你担心自己将来挨批斗吗?”“你挣了钱会不会被别人拿走?”
其实，当时各方反对的意见也很多。夫妻俩心里也犯嘀咕。
1981年的春节，陈慕华副总理、姚依林副总理和北京市一位副书记上门拜年，算是给夫妻俩吃了定心丸。
风言风语没有了，各种荣誉跟着财富一起上门了。
饭馆自打开张，就从来没有断过客。曾经一到饭点儿，翠花胡同就变得跟大栅栏一样热闹。饭馆门口总是围得满满当当，刘桂仙让儿子拿个马扎坐在门口发号。一拨十六个，吃完一拨再换一拨。驻华使馆也纷纷要求定桌吃饭，并创下了排队68天等位吃饭的纪录。
生意太火。1989年，夫妻俩在距“悦宾”200米处又开了家“悦仙”，这可是用钞票换回来的里外12间的私房。1998年，郭家又拥有了一家木器厂和古玩店，固定资产有300万元。他们还购买了“奥迪”“桑塔纳”等客货车5辆。不过，木器厂让他们折进去不少钱。
如今，“悦宾”“悦仙”共23张桌子，16个服务员，生意基本交给了孩子们打理。夫妻俩在小汤山花几十万盖了一所四合院，司机、保姆一应俱全。郭老爷子没觉，每天6点晨起，保姆也得起床做饭，老爷子觉得挺对不住人家的。
夫妻俩虽然都奔80了，但曾经以食为天、一丝不苟的职业操守习惯性地保持着。他们每天总要到饭馆看看，郭老爷子早8点就到，刘老太太身体不好，但10点～15点之间总会坐镇“悦仙”。二老施行的还是“人盯人”的管理模式，坚持的还是“不怕责就怕不新鲜”的食材标准。他们铁了心：“首家”的荣誉不能丢，活一天就要让“悦宾”“说仙”火一天。
缔造京00001号私营企业的传奇
1984年，北京万青综合机械厂诞生了。它是北京市第一家私营企业，注册号为00001号。24年后的今天，“万青”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毫无老态，蒸蒸日上。倒是好些个打过交道的国营企业转制的转制、倒闭的倒闭，都不存在了。“万青”的创办人刘兴文自然成了业内闻名的能人。
刘兴文今年已经73岁了。虽是农民出身，装束也朴实无华，举止却温文尔雅，双眼总是若有所思。老爷子不善言谈，思路却是跳跃式的，做法也是超常规的。了解他的人评价他：年纪是老年人，身体是中年人，观念是青年人。
谈起刘老爷子的创业史，就绕不开那句老话：穷则思变。
刘兴文所在的平谷区东高村镇克头村，地处偏僻，极左思潮占了上风。他的出身成分不太好，在村里很受歧视。即便如此，70年代，他就开始养蜂养鸡，到1984年，已经攒了7000元钱。当时，改革开放已是大势所趋，村支书却宣布了一条铁的纪律并形成村里的“文件”——“不允许任何人出外打工挣外快，只能在村里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文件”一发出，全村的男女劳动力都被迫签字画押下保证，只有刘兴文一个人没有签字。
他假装有病请了假，怀揣400元钱到长春、哈尔滨、大连、深圳、广州、温州、天津等地转了一大圈。开阔了眼界，他有了自己的想法：“现在是中央政府号召我们农民发家致富，我就不能抓住这次机会干出点事业来?”
刘兴文利用自己在生产队技术队伍呆过，机械方面手眼都行的优势，开办了机械厂，专门为农牧机械行业生产筛片、锤片配件。
其实，当时的北京农村，私营经济早已出现，只是大家要么瞻前顾后，要么遮遮掩掩，要么心照不宣，刘兴文利利索索地正式宣布，得，成了头一个。这个响当当的名号，比啥宣传都管用。他的洞察力和决策力至今让人佩服。
创业毕竟是件艰辛的事儿，中国农民踏实勤俭、吃苦耐劳的本色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建厂时，只有6个工人。刘兴文既是技术员、推销员，又是管理员和厂长。总共7000块钱，处处算计着花。建厂时需要一个槽刨子，13块8毛钱就可以买下来，就连这点钱他也舍不得花。从平谷县到北京市，他骑了160里地，腰腿酸疼地直奔商店，拿着槽刨子左看右看，然后放下槽刨子，到外面把槽刨子的图形画在自己的手 背上，反复几次，直到画准确为止，搞得售货员好生纳闷。他赶紧骑车回到平谷，顾不上休息，连夜把槽刨子制作出来，转天一早拿到厂子里去干活；起初，产品没有销路，刘兴文骑着自行车四处拜门子找销路，几乎都是自带干粮，不管多晚也要赶回平谷，从不舍得花钱住店……
几年后，万青机械厂的产品打入北京市农牧机械制造行业，覆盖到整个华北地区。
然而，1993年的一场大火，将厂子烧为废墟。怎么办?刘兴文一咬牙，重新创业!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也没使过一分钱贷款，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万青”就恢复了元气。
如今，万青综合机械厂口碑越来越好，科技奖项越获越多，整机产品和成套设备还销往了国外。刘老爷子把工厂交给了儿子刘钟鸣管理，时常国内外走走，乐得逍遥。“万青”之名，果然博得了好兆头。
全国优秀外来务工青年的北京情缘
在东华门美食坊夜市，李克民可不只是一位摊位主人。
“领导，我给您反映个事儿……”“领导，您得帮帮忙……”只要他一现身，就会被摊主们热乎乎地围住。因为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东城区私营个体经济协会王府井分会副会长。
说起东华门美食坊夜市这个摊位，可真是来之不易。按规定，东华门美食坊夜市的摊主只能是北京人，外地人都得通过层层转租在那儿做生意。2000年，金贵的夜市就一个摊位没被占着。怎么安排呢?东城区工商局几个局长专门开会，决定把摊位划给来自河北承德的李克民。
凭什么这个香饽饽就归了李克民呢?因为他可是咱北京市第一位荣获“全国优秀外来务工青年”称号的个体工商户。他在北京干出了成绩，咱也不能拿他当外人，何况他所在的黄城根农贸市场正好拆迁，他确实需要新的摊位。
八年菜市，八年夜市，李克民在北京的年头可谓泾渭分明。
1992年，高中毕业的李克民在老家人的启发下，怀揣着1000元来到北京卖菜为生。最初，他连房子都不舍得租，拉菜的板车就是他移动的床。每天下午六七点，菜市关门，李克民就睡上那么几小时，晚上11点就起“床”批菜去，他还得赶第二天的早市呢。早上，别人都吃包子、馄饨，他就吃一斤大饼，便宜，还管饱。这么拼命加节俭，一年多的时间，他不仅没挣钱，还赔进去5000多元。天性乐观的李克民郁闷了，一气之下，回了老家。
“别人能行，我怎么不行?”李克民既不服气，对北京似乎还有了眷恋，他决心再试试。
这一次，他规定自己挣不到1000元就不吃肉。三个月后，他成功了。他高兴极了，跑到一家路边店，点了半斤饺子，2块2毛钱，美美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在这1000元的鼓励下，他的干劲儿更足了。从左安门或十八里店批发蔬菜，再回到距离10公里左右的黄城根市场，一天得跑两趟。怎么着一天得卖五六百斤，好的时候能卖1000斤。他至今对自己码板车的技巧相当得意。
拉了三年板车，小有资产的他雇了两人守摊，他则蹬着三轮上菜、送菜。再过两年，他买车给饭店送菜了。不过结账比较难，钱一压就是几个月半年的，还有压一年的。赶上2000年黄城根菜市场拆迁，他就转行卖小吃了。
李克民天性善良，为人热情，好交朋友。东城的孤寡老人、西城的残疾居民，他总时不时地上门看望，送上蔬菜、鱼等生活用品。私营个体经济协会有啥需要出钱出力的事儿，他也绝不含糊。更重要的是他脑子活络，爱琢磨事儿。北京市人口1000多万，蔬菜的供应是个大问题。承德离北京近，让乡亲们发展蔬菜大棚准没错儿。他提笔就给县长写了建议信，还真促成了两地在南磨房农贸市场的合作；老家某乡政府鼓励农民种西红柿，结果销不出去。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急得给他打电话。他联系顺义的蔬菜商，一个车队拉了十多趟，全给拉出来了……
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能给自己带来什么。1998年12月10日，被团中央等八部委评为“全国优秀外来务工青年”的那天，他高兴得蒙了。而妈妈在电话里高兴得哭了。
很快，他的党员资格转正了。据说，东城区私营个体经济协会把转正申请交上去，没人敢批，层层请示到北京市委组织部，才批准的。转正那天，还给搞了隆重的仪式。因为他是北京城区第一位入党的外来人员。嘿，又创了个第一!
编辑/任娟 woshirenju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