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曲悲怆的命运之歌
——另读《岳阳楼记》
开笔全录千古绝唱《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待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笔者像一代代中学生一样，少年时就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倒背如流，这一方面是语文老师耳提面命的结果，一方面是自己从内心喜爱它。语文老师名叫梁向荣，脸儿长长的，瘦瘦的，黄黄的，目光锐利而明亮，印象至今难忘，他对《岳阳楼记》的讲解更是至今难忘。他说：第一段嘛，说明写记的起因，这很必要。自己的朋友名叫滕子京，贬官到岳阳，重修了岳阳楼，嘱咐自己为新落成的岳阳楼作记。有了这段简明扼要的开篇文字，接下来就可以自由挥洒了。第二段嘛，很聪明，一上来并不直接写岳阳楼如何如何，只用40几个字概写了岳阳楼的地势和气势：“巴陵胜状……气象万千”。为什么不详细写岳阳楼本身呢，因为“前人之述备矣”，以前写的人多了，重复没意思，超越又不易，最好就写“大观”。同学们记好了，这就叫人详我略，人略我详，与众不同，出奇制胜。第三段嘛，写览物而悲者。这天登上楼去，是阴雨连绵的天气，冷风怒号，浊浪排空，看不见太阳，也看不见山的影子，商船不敢开行，只怕遭到毁坏，天将黄昏，能听到虎啸猿啼的声音。这种时候站在楼上，触景伤情，不免充满国忧与乡愁，觉得世途艰险令人畏惧，想到极处，好不悲观矣！接着第四段，马上是另一种情景与心情：但见春风丽日，蓝天碧波，沙鸥锦麟，岸芷汀兰，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时置身楼上，顿觉心旷神怡，荣辱得失全忘了，举杯畅饮，临风开怀，那是无比的欣喜和舒畅！同学们请注意，这一阴一晴，一悲一喜，两相对照，情景交融，可就引出了第五段，最为要紧，最有价值的一段。“嗟夫”，是个感叹词，强调下面的内容你得特别上心。予，我，范仲淹，曾经探求过古代圣贤的心思，他们可不会像上面两种人那样乍惊乍喜的，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可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轻易不会为外部环境的好坏所干扰，不会为自己心情的好坏所左右，在朝做官时，想着老百姓的利与害;身在草野民间时，则想着君王施行的是否是仁政。同学们可能也会问了，他们“进亦忧，退亦忧”，老这么忧愁，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他们的回答肯定是这样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我们先得为天下老百姓的福祉操心、担忧，什么时候他们过上好日子了，我们再分享他们的快乐。这样伟大、高尚的品德太让人感动了，所以再加个感叹词“噫”！最后，作者以设问句式取肯定意义：除却这样的“古仁人”，我还能再去追随谁呢？！
从听梁老师讲《岳阳楼记》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至今认定他讲得真好。唯有一点解读，我越来越难以认可了，梁老师说，这篇《岳阳楼记》，是范仲淹专门写给滕子京听的，先表表朋友的功劳，重点是最后，规劝老朋友好好学习前圣先贤。笔者后来走出校门，走进更大的文化圈子，才知道梁老师的“规劝”说，是一种很普遍的解读，而且与其相提并论的解读还有另外三种，即：“策励宣言”说、“赞扬滕子京精神”说和“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用心学习对《岳阳楼记》的这四种解读，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体现读书人忧患意识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既是全文的点题一笔，又是全文的灵魂和闪光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重视和强调忧患意识，它并不是一己对现实生活困境和自身生存发展困难的忧思与焦虑，而是对群体和社会两方面的关注和忧虑，主要是对道德境界提升和道德价值追求不够的忧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是一种伟大的民本思想的体现。民本思想一直是儒家最基本的信念，它与“平天下”的目标是一致的。老百姓是社会的最底层，又是社会的根基，只有“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使民安居乐业，天下才能太平”。孟老夫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一种民本思想的文学表达。用这样的伟大思想去规劝朋友，策励同道，确实也是《岳阳楼记》的价值所在。
然而，笔者总觉得这样理解《岳阳楼记》还不够，还远远不够，不够全面，不够内在，不够贴切，还不是老年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的最真实的心态。如果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主要是一种向外的“策励宣言”，那么，这只是《岳阳楼记》的一种品格，或者准确点说，一个层面上的品格，而绝对不是它品格的全部。《岳阳楼记》深邃博大，别有洞天。笔者的感悟未必正确，但这种感悟有幸得益于屈原的《离骚》，以及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歌德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但他没有说，因为探不到底，谁也别去探测它。笔者试着从另一个方向去探测，以检验自己的感悟是否有道理。
据说岳阳这个地方，古来许多贬官都来过，包括伟大的屈原老先生。《离骚》是否写于岳阳？笔者无知。但《离骚》三昧，于理解《岳阳楼记》大有启示。《离骚》凡二千四百七十七言，三百七十三句（笔者按：从洪氏说删去“曰黄昏以为期，恙中道而改路”二句），乃屈原呕心沥血之作。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为了振兴邦国，实行“美政”，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满怀“存君兴国”之志，却唤不醒昏庸的楚怀王，国势日削，危亡日迫，救国无门……这对“国士”屈原来说，能无怨乎？故发而为《离骚》，故有其代表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过，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来多誉为“励志”之属。这就未免简单肤浅了一点。笔者以为：《离骚》其实是一部很“内向”的杰作，不管它叙事多么宏大，比兴多么浪漫又神话，情感多么激越，语言多么华美惊人，但它主要不是为了“策励宣言”，而是一种灵魂自诉，一曲充满内心矛盾冲突的心灵咏叹调。在这里，进步的政治理想，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悲壮的献身精神，都化在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中：一心向往的“美政”你究竟在哪儿啊，我穷尽毕生之心力，为何还未能达到？我将再求索再求索再求索而不废其志，可我已然生命老去……这实际上是屈原的又一个《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设身处地想一想，励志的成分不能说没有，可内里真正是一种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奈、迷惘与死不瞑目般的不屈。这不是“国士”屈原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士君子的群体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格的灭亡。”这种宿命的悲剧，太容易让人耳边响起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了。 要说笔者欣赏音乐的习惯，大抵喜中不喜洋，还是相当民族的;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悲怆》是个例外，百听不厌，属于枕边曲。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常被世人总称为柴氏“悲剧三部曲”。它们在揭示个人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冲突方面，以及揭示人的精神悲剧方面，都达到了真正的哲学深度。但是，《第六交响曲》与它的姊妹篇相比，还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它没有外在的命运主题，没有运用民间歌曲、舞曲的元素，而是完全建立在内心体验基础之上，来抒发感情并表达主题思想的。它虽为标题音乐，却几乎不具有叙述性或描绘性等特征，与被视为西方浪漫主义标题音乐滥觞的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相比较，既不具有明确的叙述性内容，而与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相比较，也不具有明显的描绘性特征，它更像一部非标题音乐。它与《离骚》一样，更具有一种“内向”品格，所有的外在感受，都通过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展现，人生中所有的美好都如流星般划过天际，刹那间闪亮却转瞬即逝，一切都变成受伤灵魂的倾诉与呼喊，以一种超越的深沉，对不可逆转的命运，送出一抹并不绝望的神奇微笑。描写人生的哀伤、悲叹和苦恼，凄怨感人，有一种难得的悲怆之美，仿佛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墓穴前回顾一生，曾经的一切，都化作深沉的悲怆之美。柴可夫斯基本人这样说：“我肯定地认为它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好的，特别是‘最真诚的’一部。我从来没有像爱它那样爱过我的任何一部作品。”“在这部交响曲里我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俄国著名音乐评论家巴拉基也夫说得更到位：“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苦难才能写成像这样的作品啊！”
假如能以《离骚》和《悲怆》的品格来鉴赏《岳阳楼记》，肯定别有滋味在心头。那么，它真正的“眼”在哪儿呢？笔者以为，它不在气壮山河的励志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为它表达新颖而寓意并不新鲜，古今士子对这样的忧乐观并不陌生。《岳阳楼记》的真正块垒，理应从“是则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浇起。想一想吧，为什么会进也忧，退也忧？居庙堂之高也忧，处江湖之远也忧？这不是一个无解的《天问》吗？这不是一个无解的矛盾吗？这不是一种无解的宿命吗？对，这正是中国士君子至今冲不出去的一个传统怪圈，一个魔圈，也正是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的复杂、矛盾、痛苦的心态。
笔者在前文书中说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帝王文化”与“士君子文化”。这里就此再延续一点别的价值取向。笔者有个联想很皮相：你看那阴阳八卦图上的两条颠倒鱼儿，一个头儿朝着这边，一个头儿朝着那边，永远扭不到一顺儿去;但它们又都出不得一个圈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在那里面挤挨着，盘绕着，谁也离不开谁。这就好比中国的帝王文化和士君子文化，你朝这边拧，我朝那边拧，满拧。可你俩再满拧，都拧不出一个时空——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和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东土神州，而且起根发苗都在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谁也离不开谁地厮磨着，渗透着，改造着……搅成一团儿，搅成如今称作“国学”这么一个糊涂东西。你说这里头哪些是应该摒弃的帝王文化，哪些又是应该发扬光大的士君子文化？往往一时理不清，颇多公案、悬案、错案，至今聚讼纷纭，口水笔墨官司打不停。林鹏先生特别形象地说：中国历史“总是在无限被动中、无限的罪孽中挣扎着，喘息着，一溜歪斜地，连滚带爬地”前行着。原因就是两千多年来，帝王文化与士君子文化虽然同在一个历史平台，理论上讲是互相厮磨、互相渗透、互相改造，但实际结果显示，帝王文化挟权借势，雄踞于庙堂之上，独霸着麦克风，操控着话语权，占尽便宜。而一早（笔者按：比如先秦时期）非常强势的士君子文化，却日渐被打压得够呛，一步步后撤，到宋朝这样一个“准先秦”的黄金时代，出了由范仲淹这样一大批强势君子儒所组成的士君子群体，但在“帝王文化”面前还是败下阵来。这是一个问题！我问过林鹏先生，既然正宗儒学如此强大，号称“仁者无敌”，何以千百年来老在思想道德层面流光溢彩，总也化不成“治、平”的政治能量与社会能量，来与帝王文化一决雌雄？何以屡战屡败，成为一代代读书人逃不出的政治怪圈，逃不脱的悲怆宿命？……这个《天问》式的难题，老年范仲淹在写作《岳阳楼记》时，肯定也在苦苦思索着：回首一生的坎坷经历，历历在目;一生的酸甜苦辣，涌上心头;一生的尧舜追求，不死于心;一生的良相作为，功绩安在……苦苦思索而难得其解，他能不发出“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的浩叹吗？是的，他坚信“古仁人”能够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己也能够像“古仁人”那样，作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我范仲淹奋斗一生，怎么还难以企及？可岁月老去，我范仲淹已然不再年轻了啊！就《岳阳楼记》的内在品格说，励志的成分不能说没有，可内里真没有一点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奈、迷惘与死不瞑目般的不屈吗？没有类比于《离骚》与《悲怆》的一种悲怆之美吗？正是：“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苦难才能写成像这样的作品啊！”所以，笔者认为，要真正解读《岳阳楼记》，与其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常挂嘴边，口号式地宣扬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倒不如將他对士君子何以“进退失据”的最后思考作为重中之重，以继续他的思考，以破解他的《天问》，以穿越那个古老的魔圈，以开辟一种知识分子的新命运。
行笔于此，笔者忽发奇思，想引进两个人物说事儿。他俩都是古人，比范仲淹还年老得多，一个名叫陈胜，一个名叫安重荣。下面分别说。
陈胜，字涉，楚国阳城县（笔者按：今河南登封市东南）人。秦朝末年，他是反秦义军的首领之一，与吴广一起在大泽乡（笔者按：今安徽宿州西南）率众起兵，成为反秦义军的先驱;不久后在陈郡称王，建立张楚政权。陈胜是个没有文化的人，估计不通儒脉，所以说出话来不会引经据典、中规中矩，但却石破天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语出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原话是：“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说：英雄好汉不死便罢，要死便死得轰轰烈烈，天下闻名。难道王侯将相都是天生的贵种吗？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兄弟们，起来造反吧，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也能做王侯将相！对此，历来史家评为“正能量”：说是“表现了陈胜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对命运不公平的不满和对抗”，并“喊出了几千年来百姓心中的真实愿望，对人性的开放和对自由的追求，起了一定的作用，值得肯定。”这“是中华民族那些民族脊梁的呐喊……千百年来那些朝代的更替，国家的兴衰，都证明了这句话已然牢牢刻在中国人乃至于全球华人的骨子里。” 陈胜故事与这句名言，世人知之并欣赏者甚众。而安重荣其人其豪语，就少有人知了。还是先把他的豪言壮语亮出来。他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尔！”这话见于《新五代史·安重荣传》。安重荣也是个没有文化的人。
安重荣，小字铁胡，山西朔州人。家里穷得与陈胜差不多，所以也是一个没上过学，没有文化的人，对儒家经典一窍不通。可他生得力大无比，擅长骑马射箭，最后做到五代晋振武巡边指挥使。就这么个一介武夫安重荣，狮吼一声天地惊：天子难道有种吗？谁的兵强马又壮，谁就来当皇上！有陈胜在先，安重荣这话不算“第一声春雷”，可他这是当量大得多的炸雷，王侯将相已然不在话下，直接要当天子皇帝爷，而且啥也不指望，就靠兵强马壮。敢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他的原创呀。
如上所说，陈胜和安重荣这两个人，都是不读圣贤书的人，都不是士君子，都不会从小就像范仲淹那样求神问卜：我能成为良相吗？我能施展平生所学辅君安民平天下吗？或者像大多数志于禄者那样“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吗？陈、安们的思路根本就不受儒家传统的束缚与限制，他们是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念不起书咱就当文盲，活不下去了咱就造反，吃饱喝足了咱就想办法掌点权，兵强马壮了咱就打倒皇帝坐皇帝……反正从来没想过要当良相或者良医什么的。自然，他们也就永远不会有“进退失据”的苦恼与宿命。于是笔者假设：如果陈胜、安重荣这种“局外人”，去掉一切现有的劣根性，用一种先进的价值观（当然，其中一定保有儒家价值观中那些先进成分）武装起来，那不就有了一种中国新人类了吗？也许只有这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具有独立社会人格的“朋党”，才是改造中国的希望？
双解《爱莲说》
丁酉新春，许宏泉君忽有丹青巨制横空出世，为丈二匹十二条屏泼墨荷塘，雄展约三百平尺。其时，他新迁于京郊怀柔新居“留云草堂”，观其形胜，笔者有拙联“能怀柔方见真胸襟，可留云即藏大春秋”赞之，不料真风水宝地也。
且说大璧初成，留白壮阔，不思自题，意求他山珠玉并辉。遂于新正二十五日，携友人蒋智程君冒雪出京，艰难驱车九个多小时，摸黑达于山右古城太原，既为二天参与庆贺草书大家林鹏先生九秩华诞，也为敬请林老先生挥笔遣兴，题敦颐濂溪公《爱莲说》于新作之上。其心不也拳拳乎？其情不也烈烈哉！
新正二十七日晚间八时许，九秩老翁林鹏先生有如神助，连绵大草，一气呵成《爱莲说》，风韵流贯，龙姿凤章，与许君画作珠联璧合，浑然一体，实乃应运天成。至此，周公文，许君画，林老书，亦题名《爱莲说》的巨无霸画作巍巍乎出世也哉！作为见证人之一，笔者胸中块垒滚转，跃跃然作新“三绝”赞，或谓之曰不揣冒昧也。
何言新“三绝”？莫非还有老“三绝”吗？当然有，譬如宋 “三绝”。大宋皇祐三年（1051），63岁的范仲淹，用黄素小楷手书《伯夷颂》，赠给好友苏舜元，一时广为传播，后世题跋者甚众。《伯夷颂》乃韩愈大作。打开《韩昌黎文集》，有“颂”仅三篇：《伯夷颂》《子产不毁乡校颂》《河中府连理木颂》。比较起来，《伯夷颂》篇幅最大，题材一流，见识卓异，内涵丰硕，最能见出作者心胸。
遂有元人董章赞曰：“伯夷之行，昌黎颂之，文正书之，真三绝也。”老“三绝”者，此之谓也。
中国古代士君子的人格美，是由二元文化要素所构建而成：“入世”与“出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所谓“入世”，亦即“入仕”，修齐治平，出将入相，心系苍生，安邦治国;所谓“出世”，则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隐居以求其志”。 《隋书·隐逸传》云：“自肇有书契，绵历百王，虽时有盛衰，未尝无隐逸之士。”《伯夷颂》中的伯夷，正是一位极有代表性的“出世”隐者，而《伯夷颂》则高度诠释并赞颂了“出世”文人的价值观和人格美。那么，“入世”者的价值观和人格美又该如何展现、如何评说呢？这就得好好品读《爱莲说》。
依笔者之浅见，“入世”要比“出世”难，难得多！意欲保持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隐者可以舍去家国，一走了之，寄情于青山绿水，诗词歌赋，修身养性，著书立说，开馆讲学，可做“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之“贤哉回也”，可做诸子记载中的长沮、接舆之属，可做“山中宰相”陶弘景，可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总之，除了要做“宁愿饿死也不食周粟”的伯夷有点难之外，少有性命之忧，颇可建树清名。相比之下，“入世”者可就没这么潇洒了。
作为一个有抱负与理想的古代士子，既入俗世，就得面对严酷现实;既然入仕，就得接受庙堂“体检”。在中国传统庙堂之上，站着两班人：志于道的忠臣或曰君子儒，志于禄的佞臣或曰犬儒。这里说的“道”，既不是老子用以说明世界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的道，也不是佛家所述的不堕极端、脱离两边的中道，而是源自三代、成于春秋的“春秋儒道”，即《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道;就是“事君以道，不可则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之道;就是“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道……总之一句话，士君子之道，就是根据这种士君子之道来事君为官的，是以一种“帝王师”的人格标准示范天下的，一旦与暴君、昏君们发生冲突，则敢于挺身而出，面折廷争，冒死直谏，根本不顾自己的荣辱利害、身家性命，叫作“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虽九死而未悔”！志于道者，此之谓也。而那一班志于禄者则不然，他们痴迷地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他们对于士君子之道未必不懂，但宁可背弃也要帮着皇上维护治统;他们是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居于庙堂之上，唯皇上马首是瞻，灵魂扔进茅厕，脑袋别在腰里，脖子安着转轴，只用舌头混饭吃;只要能博得高官显爵、荣华富贵、封妻荫子，或者能避免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可以追随皇上指鹿为马，可以给皇上报喜不报忧，可以“该出手时就出手”，毫不游移地打压甚至残害仁人志士;他们热衷并擅长的是权谋、权术，是营造帝王文化的参与者，是封建治统的执行者，与士君子之道碰撞时，则是噬咬知识同类的鹰与犬。志于禄者，此之谓也。總的来说，志于道者体现着、代表着中国的士君子文化，也就是道统文化;志于禄者则体现着、代表着中国的帝王文化，也就是治统文化。林鹏先生说得好：“尊商韩，崇秦政，暴力至上，专制至尊，此乃帝王思想之灵魂，中国历史之主干。”面对如此对立的道、治之争，何去何从？冷酷的选择，每个“入世”士子谁也躲不掉哇！ 活在千年之前的周敦颐先生，明显是个“入世”派，几十年的宦海经历，证明他是一个“志于道”的庙堂君子儒。而他的代表作《爱莲说》，正是借“说”这一文体，托物言志，明则表白自己爱莲的一种生活情趣，暗则昭示厉行士君子之道的政治情怀。其文短小精干，清雅脱俗，近似白话，易读易解，意境深远，故流布时空或将胜于《伯夷颂》。林氏狂草或多有不识，何妨在此公示全文，以飨现代读者。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累代以降，解读《爱莲说》者伙矣！虽也点中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这一中心题意，却失之轻简，未抵深刻。“淤泥” 者何？“出”又何以能“出”？尤其要紧一句“莲之爱，同予者何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肺腑之音、天地之叹呢？于此读而不懂，别提读过《爱莲说》。而有了上述“志道”与“志禄”的铺垫，就很容易理解《爱莲说》之微言大义了。
周敦颐老先生完全是借“爱莲”一说，发布自己身为耿耿士君子的政治宣言和处世之道：你们这些志于禄者充斥庙堂，就是一池“淤泥”啊！别看我也“入世”为官，身在“淤泥”中，可别指望与你们是一伙的。我正直做人，清白为官，只为实现一生抱负。所以，我既不想退隐以求洁身自好，如爱菊的陶前辈;也不贪图现世的高官显爵、富贵荣华，像国花牡丹那样让世人羡慕;更不会去牵扯攀附，与你们结党营私，你们也休想拉拢、腐蚀、亵渎我。我就是一支“出淤泥而不染的”傲世莲花！唉！陶前辈之后，他那样的高蹈者还有吗？更别说像我这种活法，又有谁能与我同行呢？世风日下、世路艰难啊！或许，这才是濂溪公的心志独白、士君子诉求，才是《爱莲说》的潜台词和大意蕴，才是《爱莲说》千古流传的价值凭借。它与《伯夷颂》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才是中国士君子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最完整、最完美的文学表达。
2013年11月24日，在北京共識堂，周志兴先生、李文子女士主持召开了“林鹏思想研讨会”。其间，得以聆听到许宏泉君的高论。林老与笔者，遂与许君结缘，几年来过从益密，亦成心灵相契之忘年交。即如对帝王文化与士君子文化的研判认知，均臻于共识，入深多多，于解读《爱莲说》之属，自皆心有灵犀一点通了。故而可知，今日新“三绝”之《爱莲说》脱颖而出，盖来历有自耳。
再说老“三绝”。当年范公书就黄素小楷《伯夷颂》，赠于好友苏舜元之后，苏舜元即刻掂出了分量，将之一一敬奉在晏殊、文彦博、杜衍、富弼、欧阳修、蔡襄等名家面前，以求共赏。众名家皆有题跋。从北宋至清末近800年间，共有百余人近百篇题跋问世。公元2006年10月28日，苏州范仲淹纪念馆新馆开馆，《高义园世宝》影印本《伯夷颂》首次公开展示，老“三绝”再次惊世，成为一件世所罕见的书法精品，相信必将与伯夷、韩愈、范仲淹三位中国文化巨人一起永垂不朽！
那么，新“三绝”的人文价值走向呢？周氏《爱莲说》的分量已如上述，四九含金量无疑。许氏画艺水平和林氏书艺水平如何？笔者作为门外汉，恕不敢置喙。但是，笔者绝然敢说的是：中国当今画坛之上，许宏泉先生是读书最多、写书最多、最有思想的画家之一;中国当今书坛之上，林鹏老则是读书最多、写书最多、最有思想的书法家之一。由这样的周、许、林三位一体，超越时空，因缘际会，共同打造出的新“三绝”，铁定不会是混世匠作，必将因其构思锐猛、气势恢宏、底蕴深厚而灿烂于当世，可与老“三绝”双璧映照，辉耀千秋！
——另读《岳阳楼记》
开笔全录千古绝唱《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待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笔者像一代代中学生一样，少年时就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倒背如流，这一方面是语文老师耳提面命的结果，一方面是自己从内心喜爱它。语文老师名叫梁向荣，脸儿长长的，瘦瘦的，黄黄的，目光锐利而明亮，印象至今难忘，他对《岳阳楼记》的讲解更是至今难忘。他说：第一段嘛，说明写记的起因，这很必要。自己的朋友名叫滕子京，贬官到岳阳，重修了岳阳楼，嘱咐自己为新落成的岳阳楼作记。有了这段简明扼要的开篇文字，接下来就可以自由挥洒了。第二段嘛，很聪明，一上来并不直接写岳阳楼如何如何，只用40几个字概写了岳阳楼的地势和气势：“巴陵胜状……气象万千”。为什么不详细写岳阳楼本身呢，因为“前人之述备矣”，以前写的人多了，重复没意思，超越又不易，最好就写“大观”。同学们记好了，这就叫人详我略，人略我详，与众不同，出奇制胜。第三段嘛，写览物而悲者。这天登上楼去，是阴雨连绵的天气，冷风怒号，浊浪排空，看不见太阳，也看不见山的影子，商船不敢开行，只怕遭到毁坏，天将黄昏，能听到虎啸猿啼的声音。这种时候站在楼上，触景伤情，不免充满国忧与乡愁，觉得世途艰险令人畏惧，想到极处，好不悲观矣！接着第四段，马上是另一种情景与心情：但见春风丽日，蓝天碧波，沙鸥锦麟，岸芷汀兰，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时置身楼上，顿觉心旷神怡，荣辱得失全忘了，举杯畅饮，临风开怀，那是无比的欣喜和舒畅！同学们请注意，这一阴一晴，一悲一喜，两相对照，情景交融，可就引出了第五段，最为要紧，最有价值的一段。“嗟夫”，是个感叹词，强调下面的内容你得特别上心。予，我，范仲淹，曾经探求过古代圣贤的心思，他们可不会像上面两种人那样乍惊乍喜的，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可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轻易不会为外部环境的好坏所干扰，不会为自己心情的好坏所左右，在朝做官时，想着老百姓的利与害;身在草野民间时，则想着君王施行的是否是仁政。同学们可能也会问了，他们“进亦忧，退亦忧”，老这么忧愁，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他们的回答肯定是这样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我们先得为天下老百姓的福祉操心、担忧，什么时候他们过上好日子了，我们再分享他们的快乐。这样伟大、高尚的品德太让人感动了，所以再加个感叹词“噫”！最后，作者以设问句式取肯定意义：除却这样的“古仁人”，我还能再去追随谁呢？！
从听梁老师讲《岳阳楼记》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至今认定他讲得真好。唯有一点解读，我越来越难以认可了，梁老师说，这篇《岳阳楼记》，是范仲淹专门写给滕子京听的，先表表朋友的功劳，重点是最后，规劝老朋友好好学习前圣先贤。笔者后来走出校门，走进更大的文化圈子，才知道梁老师的“规劝”说，是一种很普遍的解读，而且与其相提并论的解读还有另外三种，即：“策励宣言”说、“赞扬滕子京精神”说和“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用心学习对《岳阳楼记》的这四种解读，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体现读书人忧患意识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既是全文的点题一笔，又是全文的灵魂和闪光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重视和强调忧患意识，它并不是一己对现实生活困境和自身生存发展困难的忧思与焦虑，而是对群体和社会两方面的关注和忧虑，主要是对道德境界提升和道德价值追求不够的忧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是一种伟大的民本思想的体现。民本思想一直是儒家最基本的信念，它与“平天下”的目标是一致的。老百姓是社会的最底层，又是社会的根基，只有“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使民安居乐业，天下才能太平”。孟老夫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一种民本思想的文学表达。用这样的伟大思想去规劝朋友，策励同道，确实也是《岳阳楼记》的价值所在。
然而，笔者总觉得这样理解《岳阳楼记》还不够，还远远不够，不够全面，不够内在，不够贴切，还不是老年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的最真实的心态。如果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主要是一种向外的“策励宣言”，那么，这只是《岳阳楼记》的一种品格，或者准确点说，一个层面上的品格，而绝对不是它品格的全部。《岳阳楼记》深邃博大，别有洞天。笔者的感悟未必正确，但这种感悟有幸得益于屈原的《离骚》，以及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歌德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但他没有说，因为探不到底，谁也别去探测它。笔者试着从另一个方向去探测，以检验自己的感悟是否有道理。
据说岳阳这个地方，古来许多贬官都来过，包括伟大的屈原老先生。《离骚》是否写于岳阳？笔者无知。但《离骚》三昧，于理解《岳阳楼记》大有启示。《离骚》凡二千四百七十七言，三百七十三句（笔者按：从洪氏说删去“曰黄昏以为期，恙中道而改路”二句），乃屈原呕心沥血之作。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为了振兴邦国，实行“美政”，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满怀“存君兴国”之志，却唤不醒昏庸的楚怀王，国势日削，危亡日迫，救国无门……这对“国士”屈原来说，能无怨乎？故发而为《离骚》，故有其代表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过，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来多誉为“励志”之属。这就未免简单肤浅了一点。笔者以为：《离骚》其实是一部很“内向”的杰作，不管它叙事多么宏大，比兴多么浪漫又神话，情感多么激越，语言多么华美惊人，但它主要不是为了“策励宣言”，而是一种灵魂自诉，一曲充满内心矛盾冲突的心灵咏叹调。在这里，进步的政治理想，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悲壮的献身精神，都化在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中：一心向往的“美政”你究竟在哪儿啊，我穷尽毕生之心力，为何还未能达到？我将再求索再求索再求索而不废其志，可我已然生命老去……这实际上是屈原的又一个《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设身处地想一想，励志的成分不能说没有，可内里真正是一种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奈、迷惘与死不瞑目般的不屈。这不是“国士”屈原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士君子的群体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格的灭亡。”这种宿命的悲剧，太容易让人耳边响起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了。 要说笔者欣赏音乐的习惯，大抵喜中不喜洋，还是相当民族的;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悲怆》是个例外，百听不厌，属于枕边曲。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常被世人总称为柴氏“悲剧三部曲”。它们在揭示个人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冲突方面，以及揭示人的精神悲剧方面，都达到了真正的哲学深度。但是，《第六交响曲》与它的姊妹篇相比，还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它没有外在的命运主题，没有运用民间歌曲、舞曲的元素，而是完全建立在内心体验基础之上，来抒发感情并表达主题思想的。它虽为标题音乐，却几乎不具有叙述性或描绘性等特征，与被视为西方浪漫主义标题音乐滥觞的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相比较，既不具有明确的叙述性内容，而与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相比较，也不具有明显的描绘性特征，它更像一部非标题音乐。它与《离骚》一样，更具有一种“内向”品格，所有的外在感受，都通过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展现，人生中所有的美好都如流星般划过天际，刹那间闪亮却转瞬即逝，一切都变成受伤灵魂的倾诉与呼喊，以一种超越的深沉，对不可逆转的命运，送出一抹并不绝望的神奇微笑。描写人生的哀伤、悲叹和苦恼，凄怨感人，有一种难得的悲怆之美，仿佛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墓穴前回顾一生，曾经的一切，都化作深沉的悲怆之美。柴可夫斯基本人这样说：“我肯定地认为它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好的，特别是‘最真诚的’一部。我从来没有像爱它那样爱过我的任何一部作品。”“在这部交响曲里我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俄国著名音乐评论家巴拉基也夫说得更到位：“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苦难才能写成像这样的作品啊！”
假如能以《离骚》和《悲怆》的品格来鉴赏《岳阳楼记》，肯定别有滋味在心头。那么，它真正的“眼”在哪儿呢？笔者以为，它不在气壮山河的励志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为它表达新颖而寓意并不新鲜，古今士子对这样的忧乐观并不陌生。《岳阳楼记》的真正块垒，理应从“是则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浇起。想一想吧，为什么会进也忧，退也忧？居庙堂之高也忧，处江湖之远也忧？这不是一个无解的《天问》吗？这不是一个无解的矛盾吗？这不是一种无解的宿命吗？对，这正是中国士君子至今冲不出去的一个传统怪圈，一个魔圈，也正是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的复杂、矛盾、痛苦的心态。
笔者在前文书中说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帝王文化”与“士君子文化”。这里就此再延续一点别的价值取向。笔者有个联想很皮相：你看那阴阳八卦图上的两条颠倒鱼儿，一个头儿朝着这边，一个头儿朝着那边，永远扭不到一顺儿去;但它们又都出不得一个圈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在那里面挤挨着，盘绕着，谁也离不开谁。这就好比中国的帝王文化和士君子文化，你朝这边拧，我朝那边拧，满拧。可你俩再满拧，都拧不出一个时空——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和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东土神州，而且起根发苗都在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谁也离不开谁地厮磨着，渗透着，改造着……搅成一团儿，搅成如今称作“国学”这么一个糊涂东西。你说这里头哪些是应该摒弃的帝王文化，哪些又是应该发扬光大的士君子文化？往往一时理不清，颇多公案、悬案、错案，至今聚讼纷纭，口水笔墨官司打不停。林鹏先生特别形象地说：中国历史“总是在无限被动中、无限的罪孽中挣扎着，喘息着，一溜歪斜地，连滚带爬地”前行着。原因就是两千多年来，帝王文化与士君子文化虽然同在一个历史平台，理论上讲是互相厮磨、互相渗透、互相改造，但实际结果显示，帝王文化挟权借势，雄踞于庙堂之上，独霸着麦克风，操控着话语权，占尽便宜。而一早（笔者按：比如先秦时期）非常强势的士君子文化，却日渐被打压得够呛，一步步后撤，到宋朝这样一个“准先秦”的黄金时代，出了由范仲淹这样一大批强势君子儒所组成的士君子群体，但在“帝王文化”面前还是败下阵来。这是一个问题！我问过林鹏先生，既然正宗儒学如此强大，号称“仁者无敌”，何以千百年来老在思想道德层面流光溢彩，总也化不成“治、平”的政治能量与社会能量，来与帝王文化一决雌雄？何以屡战屡败，成为一代代读书人逃不出的政治怪圈，逃不脱的悲怆宿命？……这个《天问》式的难题，老年范仲淹在写作《岳阳楼记》时，肯定也在苦苦思索着：回首一生的坎坷经历，历历在目;一生的酸甜苦辣，涌上心头;一生的尧舜追求，不死于心;一生的良相作为，功绩安在……苦苦思索而难得其解，他能不发出“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的浩叹吗？是的，他坚信“古仁人”能够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己也能够像“古仁人”那样，作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我范仲淹奋斗一生，怎么还难以企及？可岁月老去，我范仲淹已然不再年轻了啊！就《岳阳楼记》的内在品格说，励志的成分不能说没有，可内里真没有一点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奈、迷惘与死不瞑目般的不屈吗？没有类比于《离骚》与《悲怆》的一种悲怆之美吗？正是：“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苦难才能写成像这样的作品啊！”所以，笔者认为，要真正解读《岳阳楼记》，与其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常挂嘴边，口号式地宣扬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倒不如將他对士君子何以“进退失据”的最后思考作为重中之重，以继续他的思考，以破解他的《天问》，以穿越那个古老的魔圈，以开辟一种知识分子的新命运。
行笔于此，笔者忽发奇思，想引进两个人物说事儿。他俩都是古人，比范仲淹还年老得多，一个名叫陈胜，一个名叫安重荣。下面分别说。
陈胜，字涉，楚国阳城县（笔者按：今河南登封市东南）人。秦朝末年，他是反秦义军的首领之一，与吴广一起在大泽乡（笔者按：今安徽宿州西南）率众起兵，成为反秦义军的先驱;不久后在陈郡称王，建立张楚政权。陈胜是个没有文化的人，估计不通儒脉，所以说出话来不会引经据典、中规中矩，但却石破天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语出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原话是：“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说：英雄好汉不死便罢，要死便死得轰轰烈烈，天下闻名。难道王侯将相都是天生的贵种吗？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兄弟们，起来造反吧，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也能做王侯将相！对此，历来史家评为“正能量”：说是“表现了陈胜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对命运不公平的不满和对抗”，并“喊出了几千年来百姓心中的真实愿望，对人性的开放和对自由的追求，起了一定的作用，值得肯定。”这“是中华民族那些民族脊梁的呐喊……千百年来那些朝代的更替，国家的兴衰，都证明了这句话已然牢牢刻在中国人乃至于全球华人的骨子里。” 陈胜故事与这句名言，世人知之并欣赏者甚众。而安重荣其人其豪语，就少有人知了。还是先把他的豪言壮语亮出来。他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尔！”这话见于《新五代史·安重荣传》。安重荣也是个没有文化的人。
安重荣，小字铁胡，山西朔州人。家里穷得与陈胜差不多，所以也是一个没上过学，没有文化的人，对儒家经典一窍不通。可他生得力大无比，擅长骑马射箭，最后做到五代晋振武巡边指挥使。就这么个一介武夫安重荣，狮吼一声天地惊：天子难道有种吗？谁的兵强马又壮，谁就来当皇上！有陈胜在先，安重荣这话不算“第一声春雷”，可他这是当量大得多的炸雷，王侯将相已然不在话下，直接要当天子皇帝爷，而且啥也不指望，就靠兵强马壮。敢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他的原创呀。
如上所说，陈胜和安重荣这两个人，都是不读圣贤书的人，都不是士君子，都不会从小就像范仲淹那样求神问卜：我能成为良相吗？我能施展平生所学辅君安民平天下吗？或者像大多数志于禄者那样“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吗？陈、安们的思路根本就不受儒家传统的束缚与限制，他们是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念不起书咱就当文盲，活不下去了咱就造反，吃饱喝足了咱就想办法掌点权，兵强马壮了咱就打倒皇帝坐皇帝……反正从来没想过要当良相或者良医什么的。自然，他们也就永远不会有“进退失据”的苦恼与宿命。于是笔者假设：如果陈胜、安重荣这种“局外人”，去掉一切现有的劣根性，用一种先进的价值观（当然，其中一定保有儒家价值观中那些先进成分）武装起来，那不就有了一种中国新人类了吗？也许只有这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具有独立社会人格的“朋党”，才是改造中国的希望？
双解《爱莲说》
丁酉新春，许宏泉君忽有丹青巨制横空出世，为丈二匹十二条屏泼墨荷塘，雄展约三百平尺。其时，他新迁于京郊怀柔新居“留云草堂”，观其形胜，笔者有拙联“能怀柔方见真胸襟，可留云即藏大春秋”赞之，不料真风水宝地也。
且说大璧初成，留白壮阔，不思自题，意求他山珠玉并辉。遂于新正二十五日，携友人蒋智程君冒雪出京，艰难驱车九个多小时，摸黑达于山右古城太原，既为二天参与庆贺草书大家林鹏先生九秩华诞，也为敬请林老先生挥笔遣兴，题敦颐濂溪公《爱莲说》于新作之上。其心不也拳拳乎？其情不也烈烈哉！
新正二十七日晚间八时许，九秩老翁林鹏先生有如神助，连绵大草，一气呵成《爱莲说》，风韵流贯，龙姿凤章，与许君画作珠联璧合，浑然一体，实乃应运天成。至此，周公文，许君画，林老书，亦题名《爱莲说》的巨无霸画作巍巍乎出世也哉！作为见证人之一，笔者胸中块垒滚转，跃跃然作新“三绝”赞，或谓之曰不揣冒昧也。
何言新“三绝”？莫非还有老“三绝”吗？当然有，譬如宋 “三绝”。大宋皇祐三年（1051），63岁的范仲淹，用黄素小楷手书《伯夷颂》，赠给好友苏舜元，一时广为传播，后世题跋者甚众。《伯夷颂》乃韩愈大作。打开《韩昌黎文集》，有“颂”仅三篇：《伯夷颂》《子产不毁乡校颂》《河中府连理木颂》。比较起来，《伯夷颂》篇幅最大，题材一流，见识卓异，内涵丰硕，最能见出作者心胸。
遂有元人董章赞曰：“伯夷之行，昌黎颂之，文正书之，真三绝也。”老“三绝”者，此之谓也。
中国古代士君子的人格美，是由二元文化要素所构建而成：“入世”与“出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所谓“入世”，亦即“入仕”，修齐治平，出将入相，心系苍生，安邦治国;所谓“出世”，则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隐居以求其志”。 《隋书·隐逸传》云：“自肇有书契，绵历百王，虽时有盛衰，未尝无隐逸之士。”《伯夷颂》中的伯夷，正是一位极有代表性的“出世”隐者，而《伯夷颂》则高度诠释并赞颂了“出世”文人的价值观和人格美。那么，“入世”者的价值观和人格美又该如何展现、如何评说呢？这就得好好品读《爱莲说》。
依笔者之浅见，“入世”要比“出世”难，难得多！意欲保持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隐者可以舍去家国，一走了之，寄情于青山绿水，诗词歌赋，修身养性，著书立说，开馆讲学，可做“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之“贤哉回也”，可做诸子记载中的长沮、接舆之属，可做“山中宰相”陶弘景，可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总之，除了要做“宁愿饿死也不食周粟”的伯夷有点难之外，少有性命之忧，颇可建树清名。相比之下，“入世”者可就没这么潇洒了。
作为一个有抱负与理想的古代士子，既入俗世，就得面对严酷现实;既然入仕，就得接受庙堂“体检”。在中国传统庙堂之上，站着两班人：志于道的忠臣或曰君子儒，志于禄的佞臣或曰犬儒。这里说的“道”，既不是老子用以说明世界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的道，也不是佛家所述的不堕极端、脱离两边的中道，而是源自三代、成于春秋的“春秋儒道”，即《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道;就是“事君以道，不可则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之道;就是“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道……总之一句话，士君子之道，就是根据这种士君子之道来事君为官的，是以一种“帝王师”的人格标准示范天下的，一旦与暴君、昏君们发生冲突，则敢于挺身而出，面折廷争，冒死直谏，根本不顾自己的荣辱利害、身家性命，叫作“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虽九死而未悔”！志于道者，此之谓也。而那一班志于禄者则不然，他们痴迷地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他们对于士君子之道未必不懂，但宁可背弃也要帮着皇上维护治统;他们是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居于庙堂之上，唯皇上马首是瞻，灵魂扔进茅厕，脑袋别在腰里，脖子安着转轴，只用舌头混饭吃;只要能博得高官显爵、荣华富贵、封妻荫子，或者能避免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可以追随皇上指鹿为马，可以给皇上报喜不报忧，可以“该出手时就出手”，毫不游移地打压甚至残害仁人志士;他们热衷并擅长的是权谋、权术，是营造帝王文化的参与者，是封建治统的执行者，与士君子之道碰撞时，则是噬咬知识同类的鹰与犬。志于禄者，此之谓也。總的来说，志于道者体现着、代表着中国的士君子文化，也就是道统文化;志于禄者则体现着、代表着中国的帝王文化，也就是治统文化。林鹏先生说得好：“尊商韩，崇秦政，暴力至上，专制至尊，此乃帝王思想之灵魂，中国历史之主干。”面对如此对立的道、治之争，何去何从？冷酷的选择，每个“入世”士子谁也躲不掉哇！ 活在千年之前的周敦颐先生，明显是个“入世”派，几十年的宦海经历，证明他是一个“志于道”的庙堂君子儒。而他的代表作《爱莲说》，正是借“说”这一文体，托物言志，明则表白自己爱莲的一种生活情趣，暗则昭示厉行士君子之道的政治情怀。其文短小精干，清雅脱俗，近似白话，易读易解，意境深远，故流布时空或将胜于《伯夷颂》。林氏狂草或多有不识，何妨在此公示全文，以飨现代读者。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累代以降，解读《爱莲说》者伙矣！虽也点中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这一中心题意，却失之轻简，未抵深刻。“淤泥” 者何？“出”又何以能“出”？尤其要紧一句“莲之爱，同予者何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肺腑之音、天地之叹呢？于此读而不懂，别提读过《爱莲说》。而有了上述“志道”与“志禄”的铺垫，就很容易理解《爱莲说》之微言大义了。
周敦颐老先生完全是借“爱莲”一说，发布自己身为耿耿士君子的政治宣言和处世之道：你们这些志于禄者充斥庙堂，就是一池“淤泥”啊！别看我也“入世”为官，身在“淤泥”中，可别指望与你们是一伙的。我正直做人，清白为官，只为实现一生抱负。所以，我既不想退隐以求洁身自好，如爱菊的陶前辈;也不贪图现世的高官显爵、富贵荣华，像国花牡丹那样让世人羡慕;更不会去牵扯攀附，与你们结党营私，你们也休想拉拢、腐蚀、亵渎我。我就是一支“出淤泥而不染的”傲世莲花！唉！陶前辈之后，他那样的高蹈者还有吗？更别说像我这种活法，又有谁能与我同行呢？世风日下、世路艰难啊！或许，这才是濂溪公的心志独白、士君子诉求，才是《爱莲说》的潜台词和大意蕴，才是《爱莲说》千古流传的价值凭借。它与《伯夷颂》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才是中国士君子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最完整、最完美的文学表达。
2013年11月24日，在北京共識堂，周志兴先生、李文子女士主持召开了“林鹏思想研讨会”。其间，得以聆听到许宏泉君的高论。林老与笔者，遂与许君结缘，几年来过从益密，亦成心灵相契之忘年交。即如对帝王文化与士君子文化的研判认知，均臻于共识，入深多多，于解读《爱莲说》之属，自皆心有灵犀一点通了。故而可知，今日新“三绝”之《爱莲说》脱颖而出，盖来历有自耳。
再说老“三绝”。当年范公书就黄素小楷《伯夷颂》，赠于好友苏舜元之后，苏舜元即刻掂出了分量，将之一一敬奉在晏殊、文彦博、杜衍、富弼、欧阳修、蔡襄等名家面前，以求共赏。众名家皆有题跋。从北宋至清末近800年间，共有百余人近百篇题跋问世。公元2006年10月28日，苏州范仲淹纪念馆新馆开馆，《高义园世宝》影印本《伯夷颂》首次公开展示，老“三绝”再次惊世，成为一件世所罕见的书法精品，相信必将与伯夷、韩愈、范仲淹三位中国文化巨人一起永垂不朽！
那么，新“三绝”的人文价值走向呢？周氏《爱莲说》的分量已如上述，四九含金量无疑。许氏画艺水平和林氏书艺水平如何？笔者作为门外汉，恕不敢置喙。但是，笔者绝然敢说的是：中国当今画坛之上，许宏泉先生是读书最多、写书最多、最有思想的画家之一;中国当今书坛之上，林鹏老则是读书最多、写书最多、最有思想的书法家之一。由这样的周、许、林三位一体，超越时空，因缘际会，共同打造出的新“三绝”，铁定不会是混世匠作，必将因其构思锐猛、气势恢宏、底蕴深厚而灿烂于当世，可与老“三绝”双璧映照，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