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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影业总裁凯瑟琳·肯尼迪
电影终须回到叙事上
《综艺》：你制作过《外星人E.T》《侏罗纪公园》《夺宝奇兵》等多部经典影片，在你看来，好的电影有什么共同点？
肯尼迪：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讲故事。故事要与观众的认知和心灵相联系，广受欢迎的影片有些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人们在听故事时受到观点启发或寻找到了共鸣。比如《星球大战》，这个故事给年轻人的启发是你可以离开家园去打拼，接受冒险的召唤。电影里有心灵碰撞、有角色魅力，因此，不管你的年龄、性别、种族是什么，都会感到这里有自己的故事。
《综艺》：好莱坞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肯尼迪：我出生于一个只有15000人的小镇，小时候，父亲给了我一部照相机并鼓励我使用，母亲鼓励我认真做事，但我没有想到电影会成为自己今后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在学校提供的一次机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电影制作。高中时，我开始在当地电视台工作，并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与电影有关的知识。后来，我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离开了关系很好的男友和一份很好的工作，背着行囊来到好莱坞。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是因为这里是惟一一个能让我实现各种梦想的地方。当时好莱坞已经有各种大制作了，在那里，每个人都能欣赏和制作电影，还可以获得有关电影的前沿资讯。
《综艺》：你与斯皮尔伯格一起工作了很多年，能谈谈你们的合作经历吗？
肯尼迪：到好莱坞后，我很快就认识了斯皮尔伯格，是他把我介绍给了好莱坞。我认识他时，他已经拍摄了《大白鲨》和《第三类接触》。他和乔治·卢卡斯关系很好，1978年他俩在夏威夷海滩度假，突发奇想有了一个故事，就是后来的《夺宝奇兵》，这部影片也成为我和斯皮尔伯格合作的第一部电影。后来，我们开始了长期合作，包括《外星人E.T》《侏罗纪公园》《太阳帝国》以及最近制作的《林肯》等等。
《综艺》：你制作的影片题材并不局限于美国，在世界各地行走，你有哪些体验？
肯尼迪：的确，我上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80年代，当时是为了拍摄电影《太阳帝国》。实际上，在拍完《夺宝奇兵》后，我们就一直在世界各地拍电影。我以前的世界观也一去不复返。我原来以为好莱坞是世界上惟一拍电影的地方，但后来意识到这是全球的事情。我作为制片人面临的挑战也比原来大了很多，有很多意外的遭遇，比如，在夏威夷拍《侏罗纪公园》时，我们遭遇了台风，它摧毁了我们所在的酒店，我得负责把200多位演职员从岛上带出去。拍电影让我尝遍了世界各地的酸甜苦辣。但是，每次拍电影我都很兴奋，因为又能讲一个新的故事了。
《综艺》：卢卡斯影业旗下有一家非常成功的特效公司工业光魔，在你看来，电影艺术和技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肯尼迪：这次我在北京电影节上看到了很多影片，它们的艺术形式都有突破，这些突破跟技术发展密不可分。在拍摄《夺宝奇兵》时，斯皮尔伯格要求我找7000只蛇，我在荷兰找到了这些眼镜蛇，将它们运到伦敦等待第二天的摄制。但是现在，电影中要出现这么多蛇的话，完全可以用技术来实现。卢卡斯公司特效部门有很多特效创新传统。1977年，《星球大战》以实际特效场景为主，1992年，卡梅隆拍摄《终结者2》时用变形液态塑造了一个杀人机器，而在拍摄《侏罗纪公园》时做出了恐龙。2012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让所有人震惊，因为李安制作了一只让人信服的老虎。这些技术扩大了人们讲故事的边界，新技术每年都在实现我们以前只能想象一下的世界。
《综艺》：卢卡斯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是什么？
肯尼迪：卢卡斯公司和迪士尼公司正在合作新的《星球大战》三部曲。卢卡斯一直以来都在创新，比如致力于如何让流程有效率，如何让事情办得更好，或者怎么能为观众提供他们前所未见的体验等等。
《综艺》： 你怎么看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卢卡斯影业未来在中国会有合作项目吗？
肯尼迪：全球影视产业都在飞速发展，中国影视业也在快速崛起。中国的影视业市场规模现在已仅次于美国，观影人数越来越多，影院也在不断升级。现在几乎所有的影厅都数字化了，75%的电影厅支持3D电影放映，这些都让人惊叹。迪斯尼公司和卢卡斯公司致力于与全球最优秀的团队合作并乐于培养新人。目前，迪士尼正在与北京的国家动画创意研发中心合作，以培养中国本土的动漫人才，开发原创内容。能够与中国合作我感到无比兴奋，希望通过这个合作能输出中国的故事和文化，这对迪士尼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卢卡斯公司也在中国寻找创意，但还没有具体项目。我这次来中国也是想好好看一看这里，未来或许我们会拿项目到这里来合拍。
《综艺》： 中国电影最近在本地很成功，但在海外市场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你认为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走出去”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肯尼迪：这个不太好说，但我觉得电影最后还是要回到叙事上，需要研究怎样讲故事能更加打动人心。
俄罗斯名导尼基塔·米哈尔科夫
好电影不需要解释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
（Nikita Mikhalkov）
出生艺术世家，俄罗斯一代电影巨匠，著名作品包括1991年问鼎威尼斯金狮奖的《蒙古精神》，该片还夺得了当年欧洲电影节的最佳影片称号，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1994年，米哈尔科夫深刻反思斯大林主义的作品《烈日灼人》使其导演声望达到了巅峰，影片最终夺得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2007年翻拍美国经典《十二怒汉》再度获得奥斯卡外语片提名。在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这位俄罗斯名导出任首届“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其最新电影《烈日灼人2》也在电影节期间与内地观众见面。
《综艺》：北京国际电影节今年首次设置竞赛单元，你如何看这个新单元？
米哈尔科夫：世界上有很多电影节，我们选择了来到北京。我20多年前就和中国合作拍摄过电影（指影片《蒙古精神》），那时我就深深感觉到这个国家电影事业的未来发展是非常强劲的，这也是我来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原因之一。我认为中国电影的发展能够取得如今的成就，是建立在不忘记本国文化与电影传统的基础上的。我们来到北京两天了，就这两天看片的情况而言，今年参赛作品的水平是比较高的，我也对这个单元的未来充满希望。个人的一点意见：一个电影节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加影片的整体质量和导演的艺术高度，选片如果能更具广泛性，也能提高奖项的含金量。同时，如果设置的奖项数量少一些，含金量会更高，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综艺》：你这次也带来了自己的《烈日灼人》三部曲来到中国与观众见面，相比之下，第一部似乎批判色彩更重，而后两部更多回到了对国家的讴歌，你如何看待这两种态度对观众的影响？
米哈尔科夫：一部电影的艺术性、哲学观和世界观都蕴藏在影片中，这些如果能被观众解读出来，那么电影就是成功的，如果不能，而是需要更多的解释，电影就是失败的。
《综艺》：上世纪苏联电影曾在中国风靡一时，您如何评价当今俄罗斯电影的发展？又如何看待两国电影未来合作交流的空间？
米哈尔科夫：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国不仅地缘相近而且政治相通，所以当时在中国有很多苏联电影播映，不足为奇。
现在于俄罗斯电影而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拍摄的很多影片，甚至很多非常优秀的电影，都没能到中国放映，但我觉得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电影在俄罗斯本地也没能跟观众见面。我自己认为现在拍摄出来的很多电影不太好，但这次影展我们带到北京的都是优秀的俄罗斯电影，希望大家能去观看。
当年我在中国北方拍摄了四个多月的电影，如果没有中国同事的帮助，我的作品无法成形，在此再度表示感谢。至于两国电影未来的合作，我想前景就像我们两国的边境线一样长远。
《综艺》：你最欣赏的中国电影和电影人有哪些？能否向中国观众推荐几部对自己影响较大的电影？
米哈尔科夫：之前有很多优秀的中国导演和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艺术总是真实地体现当下的社会现实，一些电影拍出来后可能会遭到国内的批评，比如在意识形态等方面，这我理解。但作为艺术创作者，还是要更看重作品的艺术性以及其对当下社会、人文世界的表现和反映。 就我个人而言，黑泽明、伯格曼和费里尼的电影我都很喜欢。至于自己的电影，要是在这里宣传自己的作品好，实际上就说明这些片子很差了。
福克斯国际联席总裁保罗·哈尼曼
华语片在海外任重道远
《综艺》：二十世纪福克斯国际的主要业务是负责福克斯旗下影片的发行？
哈尼曼：是，我的工作是负责在北美之外所有地区的营销和发行，美国和加拿大市场是另一个公司负责。
《综艺》：现在中美合拍是热议话题，尤其最近的合拍很多都是大片，比如《钢铁侠3》和《变形金刚4》，未来福克斯会做类似的合拍吗？
哈尼曼：目前还没有具体项目，当然我们也在积极寻找合作的可能。但大型项目运作非常复杂，牵涉很多方面，比如中国能否接受我们的项目为合拍，合拍的中方演员、班底比例等规定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当然中国有很多优势，比如外景资源丰富，本地人才也很出色。
《综艺》：前几年福克斯在中国的合拍项目不少，但都是《刀剑笑》、《全城热恋》这样的中小制作，但现在中美合拍更多瞄准商业大片，这是否是福克斯在华合拍项目不如前几年多的原因之一？
哈尼曼：或许是吧。现在大家都想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快速发展中得到更多收益。福克斯去年在中国就成功发行了不少电影，尤其是《泰坦尼克3D》在中国创造了1.5亿美元的票房，这个天文数字在事前完全没人能够预料得到。这对好莱坞有很大吸引力，再加上电影如果在中国能被顺利认定为合拍片，分账比例就能从25%升至43%。当然，成为合拍片后在中国的宣发成本也会上升，因为很多工作得自己做了，所以各家的账还得自己慢慢算。目前选择合拍确实更多是从财务上考虑，但从长远看，中国电影的发展是会持续下去的，好莱坞公司越早介入越好。
《综艺》： 对于合拍，目前大家似乎更为看重合资和内容，从发行方角度来说，合拍让你的工作变得更容易了吗？
哈尼曼：其实我们在北美之外拍过很多电影，一般来说，我们事前不会期望这些为本地市场订制的电影在该市场以外的地区能走多远，这一点和我们做美国电影不一样。福克斯旗下有一家福克斯国际制片公司专门负责在海外地区的制片业务，主要是面向当地的外语片。这些影片的国际发行也是我们负责。确实，在制作地之外发行这些片子很困难。我们之前在中国也合拍了一些电影，本地市场一般是由我们在这边的合拍方负责，有时成绩也很不错，但在中国以外的发行就不那么顺利了，即使是在最接近的东南亚地区，成绩也是时好时坏。
《综艺》：中国电影近几年虽然国内票房节节看涨，但在海外市场的表现也在下滑。
哈尼曼：之前在论坛上也谈过，中国电影现在在北美的表现不好。当然中国电影在一些国际市场还是有效的，比如我们最近发的一部台湾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就还不错，重要的还是故事有跨文化的吸引力。我们在五六年前做过一个研究，就是测算中国电影在海外各地的空间，但最后算来算去，真正觉得有把握的还就是东南亚。类型方面也还是武侠、古装和一些魔幻题材在海外空间更大。当我们在亚洲其他地区发行华语电影的时候，我们比较重视的是宣发推广的本地化，最好还能有一些在当地具有号召力的明星，但这些也只是有时候管用。
《综艺》：你认为中国电影目前在国际市场最欠缺的是什么？
哈尼曼：我认为很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中国电影太本土了，很难被其他文化背景的观众欣赏。在海外，中国电影确实面临很多问题。我并不想显得好像对中国文化不够尊重，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语言和故事必须要有一样（趋于国际化）才行。几年前我们在印度拍过《我的名字叫可汗》，是英语和印度语的，但在海外发得很好，中国也引进了。其实印度电影在印度以外都没什么发行的，这部电影成功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故事，我们也对此专门做了些加工，弱化了宗教等元素，所以在国际上印度裔以外的观众也挺感兴趣。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这些做国际发行的人应该思维更开放，去尝试一些新东西，但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外语片在很多市场都局限在小众范围。
《综艺》：福克斯在海外投资电影时会在内容上有所要求吗？
哈尼曼：是的，如果你投资一部电影，你总会要求对最终产品有些发言权。当然对在海外制作的电影，要求和标准会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说，我们会根据自己对不同市场的理解，从剧本到成片对影片给予不同意见。 《综艺》：我特别好奇你们事前对《少年派》这样既没明星又耗资巨大的项目给出的是什么意见？
哈尼曼：最初的问题是影片过于昂贵，当时预算2亿美元左右。还有技术上的难点，比如怎么把一个男孩和一只老虎放在同一条船上？从法律上看根本没可能。后来李安导演说他能找到办法，比如老虎的问题最后是用数码方式解决的，去台湾拍摄也降低了不少成本，所以最后的花费就成片效果而言也不算高。虽然上映前外界对这部影片一致唱衰，甚至有人说福克斯拍了部有史以来最昂贵的艺术片，但最终我们在全球的票房超过了6亿美元，其中中国是北美之外最主要的市场。
《综艺》：目前好莱坞很多电影的海外收入都超过了北美本地，这是制片方向的有意调整吗？
哈尼曼：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我们拍电影从一开始就是准备在全球发行的，但出发点还是基于能在北美和海外都取得成功。至于为什么现在很多片子的海外票房远远高于北美，从我的角度出发我当然想将此归功于自己和我的团队，但实际原因要复杂得多。我猜或许是因为现在很多好莱坞电影更能让美国之外的观众产生共鸣吧。
比如《冰河世纪》，这个系列动画电影在北美的票房一直不好，美国观众就是不感冒。但这套片子的海外票房高得出奇，《冰河世纪4》的海外票房超过7亿美元。我们和制作方蓝天工作室一直在合作，他们的电影很美，技术也一直在进步，他们今年的新片《森林战士》很棒，我觉得又是一部能够在国际市场有所作为的电影，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引进到中国。
好莱坞影星基努·里维斯
美国明星拍中国功夫
《综艺》：为什么会想亲自当导演，而且是拍摄一部功夫片？
里维斯：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陈虎。我在1997年拍《黑客帝国》时认识了陈虎，他是我的武术指导老师，之后我们成了好哥们儿。当时我们就约定以后一定要找机会一起合作，于是花了5年多时间一起创作了这个剧本。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项目，创作的过程也很开心。最开始我并没有想亲自导演，只是想参与演出，但随着创作的进展，这部电影渐渐在我心中生长起来，我眼前已经呈现出整部电影的面貌，我想我非当导演不可。
《综艺》：电影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你想表达什么？
里维斯：是讲一位太极武者如何历经黑暗岁月，最后成为一个大师的故事。故事就发生在当代北京。我想表达的是，活在现代的人们，不应忘记传统。太极告诉人们如何兼顾力量与控制，如何才能不在力量面前迷失，谨言慎行，最终塑造一个更好的自我。
《综艺》：为何会对太极文化感兴趣？
里维斯：实际上，陈虎是这部影片最大的灵感和动力。他启发了我对太极的理解。我们重塑了“太极”这个概念，这个故事源于传统太极，却又有所区别，我们加入了很多虚构元素。我不希望它变成传统功夫片，但我们保留了太极的精髓，比如它的精神和动作。
《综艺》：你认为太极的精髓是什么？
里维斯：很难具体说。我相信太极有更深层次的精髓，我也问过很多太极大师。但就我的理解，它训练的是内心的平静和怜悯的觉醒。如果说太极对我的影响，那就是“慎思”。
《综艺》：《太极侠》的风格特点是什么？
里维斯：《太极侠》是很特别的电影，独一无二——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过先例。功夫片基本上是中国人在拍，里面说的多半是普通话或者广东话，而我来自好莱坞，却要拍一部现代题材的功夫片而不是特效片，对白夹杂了普通话、广东话和英文。我相信它很有娱乐性。
《综艺》：你以往都演正面男一号，为什么这次演了一个大反派？
里维斯：哈哈，是的，我也可以很邪恶。我饰演一个叫多尼卡的恶棍，他经营着一家地下格斗场，监视着整个公司。这个人物非常邪恶。电影讲述了一个学徒历经黑暗岁月转变为大师的过程，我扮演的正是他这段黑暗岁月的主人。扮演恶棍真的是件很过瘾的事儿。
《综艺》：相比当演员，当导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里维斯：主要区别在于责任，当导演的责任更大。当演员，我通常比较内向化，而导演要往外看，兼顾其他人。同时，当导演也会让我看电影的视角产生变化，比如我现在会更关注剪辑问题。
《综艺》：你如何看中国电影市场以及合拍片？
里维斯：中国电影这几年发展很快，不谈好莱坞的影响，单大陆自产的电影，过去几年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在扩大，所以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为中国观众拍一部电影。《太极侠》马上就会在暑期上映了，我很紧张，也很兴奋，希望观众能喜欢。
中外电影合作论坛精编
中外合拍大推演
中国已与多国签署合拍协议
与韩、西等国的协议正在协商中
合作共赢，合作是手段，共赢是目的。中国一直坚持文化多样性原则，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化丰富多彩。我们期待中国电影能够和世界各国电影加强合作与交流，也希望中国电影能够通过合拍方式走向世界，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中国政府对此也是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目前，我们已经和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新加坡、比利时等国签署了政府间电影合拍协议，与韩国、西班牙、巴西等国家的相关协议也在协商中。我们鼓励和支持中国电影人充分利用已有发展成果，积极与境外电影人合作，为中国电影及世界电影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今年一季度中国市场票房52亿元
中国电影历经十年产业化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发展。第一个标志是在多样化、多类型、多品种创作生产上呈现出新格局。2012年中国生产电影故事片745部，类型、样式、品种丰富。第二，中国电影市场越来越开阔。十年前银幕只有1000多块，2012年底已达到13800块，今年截至目前又增加了1000多块。我们有理由相信2013年中国电影市场将以每天增加10块银幕的速度成长。此外，十年前中国电影票房不足1亿美元，而去年票房总额达到170.73亿人民币。今年一季度又收获了52.4828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第四个标志，中国电影创作者呈现出新人辈出、新生力量茁壮成长的景观，更年轻的创作力量开始走上前台。 但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也面临很多严峻挑战。首先，要进一步提高中国电影的创作水平和质量，提高中国电影在观众中的信任度。第二，要进一步尊重市场规律和观众需求。第三，我们的电影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仍不成熟，不够规范、严谨。我们还缺乏更多人才。我们也希望来到北京的各位艺术家把他们的智慧奉献给中国电影，以提升中国电影的创作水准和产业指标。
轻装上阵可能会更简单纯粹一点
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能够像树木一样吸收外界的信息和能量，要有开放的心灵，要具有人性。当然如果懂技术也很好啦（笑）。我是比较幸运的，刚开始做电影时没钱，也没人愿意做我的制片人——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有时轻装上阵可能会更简单纯粹一点。你要与技术人员、演职人员谈判：我们现在没办法付钱，但我们可以拍部好电影。对你所做的电影充满真诚与自信，至关重要。
对新导演来说万事开头难，要把“难”看成好事，让其成为动力。开始时总是不理想，那就继续努力工作，不断改进。作为导演要学会拒绝，学会说“不”。当然也不要太过叛逆对什么都说“不”，有时也需要妥协，有时艺术家还是需要认真倾听一下别人的声音，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合拍就像婚姻一样，强扭的瓜不甜。真正的合拍绝不仅仅是一些书面文件，需要有实质性内容。导演每天努力工作，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电影，这才是最重要的。
来中国拍电影顺理成章
我们希望《太极侠》是一部能够娱乐观众的电影，希望大家能够在电影中得到一些正面、积极的信息。当然，作为功夫片，我们也希望这部电影能为观众呈现出很多漂亮的功夫场景。
我对中国电影非常感兴趣。陈虎是我拍《黑客帝国》时的替身，这个系列电影拍了很多年，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之后他建议我们合作，大概五年前，他把这个剧本拿给我。我对故事的主人公非常感兴趣，这是一个有着传统背景但又很现代的人物。在深入角色和故事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兴奋，也越来越想用我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所以我最后决定做这个电影的导演。来中国拍电影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电影主角是北京人，与中国合拍符合逻辑。
内地电影的好时候
说到内地香港合拍，上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主要是来内地取景。到CEPA之后，香港开始借助内地市场，拍摄一些比较有质量的电影。最近十年，其实我们很多导演被市场绑架拍了不少自己不擅长的电影，也就是各种“大片”。因此这次拍《中国合伙人》对我来讲是很大的突破，因为又回归到了自己擅长的题材。
现在是内地电影的好时候，作为导演有很多选择，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作为一个香港导演我很庆幸也很感恩。就香港电影来讲，香港市场一向不稳定，所以香港电影的变数很大，相对缺少远见。但内地电影工业不同，尤其是跟好莱坞接轨，香港是做不到的。就我的观察，这几年内地有效借鉴了很多好莱坞模式。此外，很多很卖座的电影都讲求服务观众、节奏明快。而且，现在涌现出的一些年轻导演，一方面很商业，另一方面也保有自己的喜好。相比之下，同样是导演中心制的香港电影的一些大导演有点被宠坏了。
特效公司的致命缺陷
目前特效类公司的致命缺陷是过于依赖电影，因为绝大多数电影都会超支、超时，而特效公司最主要的成本就是人力和时间。因此我们接手数字王国后首先改变了公司的商业结构，由以往电影特效收入占80%，改为电影特效与广告、游戏等其他业务收入五五开。我们还计划通过数字王国投资拍摄特效较多的电影。今后，我们会把数字王国的人员、设备引进国内，培养本地有才华的年轻人。我们在南加大的电影学院设立了奖学金，专门鼓励有才华的中国年轻导演、制片人去那里学习。我们愿意提供更多这样的机会，这也是对这个行业做出的一点贡献。
此外，我们组织了基金准备投资更多好莱坞影片。至于合作、合拍，双方须有共同的价值观，还要互相包容。
首先要有一个好故事
决定做一个电影时，首先要有一个好故事，这个故事要能产生共鸣。就福克斯的经验，我们的电影一般来说都融合了多种文化，具有普世价值观，以使全世界的观众无论身处何地都能理解内容欣赏影片。当然了，如果还有一些大明星的话就更好了，事实上大家也都是这么做的，不仅仅福克斯。此外，中间的宣传营销环节也很重要，比如是否能做出一个好的预告片，是否能够剪出观众喜欢的东西。当然，每个电影都有财务上的限制，要注意市场宣传的成本。福克斯在全球65个市场都设有办事处，请的人大部分是当地人才，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市场情况最清楚。同时，我们也研究这些电影市场，比如我们知道中国电影做得非常好，像武侠片。过去几个月中国也出现了一些票房非常高的电影，我们从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电影终须回到叙事上
《综艺》：你制作过《外星人E.T》《侏罗纪公园》《夺宝奇兵》等多部经典影片，在你看来，好的电影有什么共同点？
肯尼迪：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讲故事。故事要与观众的认知和心灵相联系，广受欢迎的影片有些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人们在听故事时受到观点启发或寻找到了共鸣。比如《星球大战》，这个故事给年轻人的启发是你可以离开家园去打拼，接受冒险的召唤。电影里有心灵碰撞、有角色魅力，因此，不管你的年龄、性别、种族是什么，都会感到这里有自己的故事。
《综艺》：好莱坞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肯尼迪：我出生于一个只有15000人的小镇，小时候，父亲给了我一部照相机并鼓励我使用，母亲鼓励我认真做事，但我没有想到电影会成为自己今后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在学校提供的一次机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电影制作。高中时，我开始在当地电视台工作，并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与电影有关的知识。后来，我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离开了关系很好的男友和一份很好的工作，背着行囊来到好莱坞。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是因为这里是惟一一个能让我实现各种梦想的地方。当时好莱坞已经有各种大制作了，在那里，每个人都能欣赏和制作电影，还可以获得有关电影的前沿资讯。
《综艺》：你与斯皮尔伯格一起工作了很多年，能谈谈你们的合作经历吗？
肯尼迪：到好莱坞后，我很快就认识了斯皮尔伯格，是他把我介绍给了好莱坞。我认识他时，他已经拍摄了《大白鲨》和《第三类接触》。他和乔治·卢卡斯关系很好，1978年他俩在夏威夷海滩度假，突发奇想有了一个故事，就是后来的《夺宝奇兵》，这部影片也成为我和斯皮尔伯格合作的第一部电影。后来，我们开始了长期合作，包括《外星人E.T》《侏罗纪公园》《太阳帝国》以及最近制作的《林肯》等等。
《综艺》：你制作的影片题材并不局限于美国，在世界各地行走，你有哪些体验？
肯尼迪：的确，我上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80年代，当时是为了拍摄电影《太阳帝国》。实际上，在拍完《夺宝奇兵》后，我们就一直在世界各地拍电影。我以前的世界观也一去不复返。我原来以为好莱坞是世界上惟一拍电影的地方，但后来意识到这是全球的事情。我作为制片人面临的挑战也比原来大了很多，有很多意外的遭遇，比如，在夏威夷拍《侏罗纪公园》时，我们遭遇了台风，它摧毁了我们所在的酒店，我得负责把200多位演职员从岛上带出去。拍电影让我尝遍了世界各地的酸甜苦辣。但是，每次拍电影我都很兴奋，因为又能讲一个新的故事了。
《综艺》：卢卡斯影业旗下有一家非常成功的特效公司工业光魔，在你看来，电影艺术和技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肯尼迪：这次我在北京电影节上看到了很多影片，它们的艺术形式都有突破，这些突破跟技术发展密不可分。在拍摄《夺宝奇兵》时，斯皮尔伯格要求我找7000只蛇，我在荷兰找到了这些眼镜蛇，将它们运到伦敦等待第二天的摄制。但是现在，电影中要出现这么多蛇的话，完全可以用技术来实现。卢卡斯公司特效部门有很多特效创新传统。1977年，《星球大战》以实际特效场景为主，1992年，卡梅隆拍摄《终结者2》时用变形液态塑造了一个杀人机器，而在拍摄《侏罗纪公园》时做出了恐龙。2012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让所有人震惊，因为李安制作了一只让人信服的老虎。这些技术扩大了人们讲故事的边界，新技术每年都在实现我们以前只能想象一下的世界。
《综艺》：卢卡斯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是什么？
肯尼迪：卢卡斯公司和迪士尼公司正在合作新的《星球大战》三部曲。卢卡斯一直以来都在创新，比如致力于如何让流程有效率，如何让事情办得更好，或者怎么能为观众提供他们前所未见的体验等等。
《综艺》： 你怎么看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卢卡斯影业未来在中国会有合作项目吗？
肯尼迪：全球影视产业都在飞速发展，中国影视业也在快速崛起。中国的影视业市场规模现在已仅次于美国，观影人数越来越多，影院也在不断升级。现在几乎所有的影厅都数字化了，75%的电影厅支持3D电影放映，这些都让人惊叹。迪斯尼公司和卢卡斯公司致力于与全球最优秀的团队合作并乐于培养新人。目前，迪士尼正在与北京的国家动画创意研发中心合作，以培养中国本土的动漫人才，开发原创内容。能够与中国合作我感到无比兴奋，希望通过这个合作能输出中国的故事和文化，这对迪士尼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卢卡斯公司也在中国寻找创意，但还没有具体项目。我这次来中国也是想好好看一看这里，未来或许我们会拿项目到这里来合拍。
《综艺》： 中国电影最近在本地很成功，但在海外市场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你认为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走出去”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肯尼迪：这个不太好说，但我觉得电影最后还是要回到叙事上，需要研究怎样讲故事能更加打动人心。
俄罗斯名导尼基塔·米哈尔科夫
好电影不需要解释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
（Nikita Mikhalkov）
出生艺术世家，俄罗斯一代电影巨匠，著名作品包括1991年问鼎威尼斯金狮奖的《蒙古精神》，该片还夺得了当年欧洲电影节的最佳影片称号，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1994年，米哈尔科夫深刻反思斯大林主义的作品《烈日灼人》使其导演声望达到了巅峰，影片最终夺得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2007年翻拍美国经典《十二怒汉》再度获得奥斯卡外语片提名。在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这位俄罗斯名导出任首届“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其最新电影《烈日灼人2》也在电影节期间与内地观众见面。
《综艺》：北京国际电影节今年首次设置竞赛单元，你如何看这个新单元？
米哈尔科夫：世界上有很多电影节，我们选择了来到北京。我20多年前就和中国合作拍摄过电影（指影片《蒙古精神》），那时我就深深感觉到这个国家电影事业的未来发展是非常强劲的，这也是我来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原因之一。我认为中国电影的发展能够取得如今的成就，是建立在不忘记本国文化与电影传统的基础上的。我们来到北京两天了，就这两天看片的情况而言，今年参赛作品的水平是比较高的，我也对这个单元的未来充满希望。个人的一点意见：一个电影节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加影片的整体质量和导演的艺术高度，选片如果能更具广泛性，也能提高奖项的含金量。同时，如果设置的奖项数量少一些，含金量会更高，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综艺》：你这次也带来了自己的《烈日灼人》三部曲来到中国与观众见面，相比之下，第一部似乎批判色彩更重，而后两部更多回到了对国家的讴歌，你如何看待这两种态度对观众的影响？
米哈尔科夫：一部电影的艺术性、哲学观和世界观都蕴藏在影片中，这些如果能被观众解读出来，那么电影就是成功的，如果不能，而是需要更多的解释，电影就是失败的。
《综艺》：上世纪苏联电影曾在中国风靡一时，您如何评价当今俄罗斯电影的发展？又如何看待两国电影未来合作交流的空间？
米哈尔科夫：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国不仅地缘相近而且政治相通，所以当时在中国有很多苏联电影播映，不足为奇。
现在于俄罗斯电影而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拍摄的很多影片，甚至很多非常优秀的电影，都没能到中国放映，但我觉得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电影在俄罗斯本地也没能跟观众见面。我自己认为现在拍摄出来的很多电影不太好，但这次影展我们带到北京的都是优秀的俄罗斯电影，希望大家能去观看。
当年我在中国北方拍摄了四个多月的电影，如果没有中国同事的帮助，我的作品无法成形，在此再度表示感谢。至于两国电影未来的合作，我想前景就像我们两国的边境线一样长远。
《综艺》：你最欣赏的中国电影和电影人有哪些？能否向中国观众推荐几部对自己影响较大的电影？
米哈尔科夫：之前有很多优秀的中国导演和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艺术总是真实地体现当下的社会现实，一些电影拍出来后可能会遭到国内的批评，比如在意识形态等方面，这我理解。但作为艺术创作者，还是要更看重作品的艺术性以及其对当下社会、人文世界的表现和反映。 就我个人而言，黑泽明、伯格曼和费里尼的电影我都很喜欢。至于自己的电影，要是在这里宣传自己的作品好，实际上就说明这些片子很差了。
福克斯国际联席总裁保罗·哈尼曼
华语片在海外任重道远
《综艺》：二十世纪福克斯国际的主要业务是负责福克斯旗下影片的发行？
哈尼曼：是，我的工作是负责在北美之外所有地区的营销和发行，美国和加拿大市场是另一个公司负责。
《综艺》：现在中美合拍是热议话题，尤其最近的合拍很多都是大片，比如《钢铁侠3》和《变形金刚4》，未来福克斯会做类似的合拍吗？
哈尼曼：目前还没有具体项目，当然我们也在积极寻找合作的可能。但大型项目运作非常复杂，牵涉很多方面，比如中国能否接受我们的项目为合拍，合拍的中方演员、班底比例等规定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当然中国有很多优势，比如外景资源丰富，本地人才也很出色。
《综艺》：前几年福克斯在中国的合拍项目不少，但都是《刀剑笑》、《全城热恋》这样的中小制作，但现在中美合拍更多瞄准商业大片，这是否是福克斯在华合拍项目不如前几年多的原因之一？
哈尼曼：或许是吧。现在大家都想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快速发展中得到更多收益。福克斯去年在中国就成功发行了不少电影，尤其是《泰坦尼克3D》在中国创造了1.5亿美元的票房，这个天文数字在事前完全没人能够预料得到。这对好莱坞有很大吸引力，再加上电影如果在中国能被顺利认定为合拍片，分账比例就能从25%升至43%。当然，成为合拍片后在中国的宣发成本也会上升，因为很多工作得自己做了，所以各家的账还得自己慢慢算。目前选择合拍确实更多是从财务上考虑，但从长远看，中国电影的发展是会持续下去的，好莱坞公司越早介入越好。
《综艺》： 对于合拍，目前大家似乎更为看重合资和内容，从发行方角度来说，合拍让你的工作变得更容易了吗？
哈尼曼：其实我们在北美之外拍过很多电影，一般来说，我们事前不会期望这些为本地市场订制的电影在该市场以外的地区能走多远，这一点和我们做美国电影不一样。福克斯旗下有一家福克斯国际制片公司专门负责在海外地区的制片业务，主要是面向当地的外语片。这些影片的国际发行也是我们负责。确实，在制作地之外发行这些片子很困难。我们之前在中国也合拍了一些电影，本地市场一般是由我们在这边的合拍方负责，有时成绩也很不错，但在中国以外的发行就不那么顺利了，即使是在最接近的东南亚地区，成绩也是时好时坏。
《综艺》：中国电影近几年虽然国内票房节节看涨，但在海外市场的表现也在下滑。
哈尼曼：之前在论坛上也谈过，中国电影现在在北美的表现不好。当然中国电影在一些国际市场还是有效的，比如我们最近发的一部台湾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就还不错，重要的还是故事有跨文化的吸引力。我们在五六年前做过一个研究，就是测算中国电影在海外各地的空间，但最后算来算去，真正觉得有把握的还就是东南亚。类型方面也还是武侠、古装和一些魔幻题材在海外空间更大。当我们在亚洲其他地区发行华语电影的时候，我们比较重视的是宣发推广的本地化，最好还能有一些在当地具有号召力的明星，但这些也只是有时候管用。
《综艺》：你认为中国电影目前在国际市场最欠缺的是什么？
哈尼曼：我认为很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中国电影太本土了，很难被其他文化背景的观众欣赏。在海外，中国电影确实面临很多问题。我并不想显得好像对中国文化不够尊重，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语言和故事必须要有一样（趋于国际化）才行。几年前我们在印度拍过《我的名字叫可汗》，是英语和印度语的，但在海外发得很好，中国也引进了。其实印度电影在印度以外都没什么发行的，这部电影成功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故事，我们也对此专门做了些加工，弱化了宗教等元素，所以在国际上印度裔以外的观众也挺感兴趣。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这些做国际发行的人应该思维更开放，去尝试一些新东西，但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外语片在很多市场都局限在小众范围。
《综艺》：福克斯在海外投资电影时会在内容上有所要求吗？
哈尼曼：是的，如果你投资一部电影，你总会要求对最终产品有些发言权。当然对在海外制作的电影，要求和标准会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说，我们会根据自己对不同市场的理解，从剧本到成片对影片给予不同意见。 《综艺》：我特别好奇你们事前对《少年派》这样既没明星又耗资巨大的项目给出的是什么意见？
哈尼曼：最初的问题是影片过于昂贵，当时预算2亿美元左右。还有技术上的难点，比如怎么把一个男孩和一只老虎放在同一条船上？从法律上看根本没可能。后来李安导演说他能找到办法，比如老虎的问题最后是用数码方式解决的，去台湾拍摄也降低了不少成本，所以最后的花费就成片效果而言也不算高。虽然上映前外界对这部影片一致唱衰，甚至有人说福克斯拍了部有史以来最昂贵的艺术片，但最终我们在全球的票房超过了6亿美元，其中中国是北美之外最主要的市场。
《综艺》：目前好莱坞很多电影的海外收入都超过了北美本地，这是制片方向的有意调整吗？
哈尼曼：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我们拍电影从一开始就是准备在全球发行的，但出发点还是基于能在北美和海外都取得成功。至于为什么现在很多片子的海外票房远远高于北美，从我的角度出发我当然想将此归功于自己和我的团队，但实际原因要复杂得多。我猜或许是因为现在很多好莱坞电影更能让美国之外的观众产生共鸣吧。
比如《冰河世纪》，这个系列动画电影在北美的票房一直不好，美国观众就是不感冒。但这套片子的海外票房高得出奇，《冰河世纪4》的海外票房超过7亿美元。我们和制作方蓝天工作室一直在合作，他们的电影很美，技术也一直在进步，他们今年的新片《森林战士》很棒，我觉得又是一部能够在国际市场有所作为的电影，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引进到中国。
好莱坞影星基努·里维斯
美国明星拍中国功夫
《综艺》：为什么会想亲自当导演，而且是拍摄一部功夫片？
里维斯：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陈虎。我在1997年拍《黑客帝国》时认识了陈虎，他是我的武术指导老师，之后我们成了好哥们儿。当时我们就约定以后一定要找机会一起合作，于是花了5年多时间一起创作了这个剧本。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项目，创作的过程也很开心。最开始我并没有想亲自导演，只是想参与演出，但随着创作的进展，这部电影渐渐在我心中生长起来，我眼前已经呈现出整部电影的面貌，我想我非当导演不可。
《综艺》：电影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你想表达什么？
里维斯：是讲一位太极武者如何历经黑暗岁月，最后成为一个大师的故事。故事就发生在当代北京。我想表达的是，活在现代的人们，不应忘记传统。太极告诉人们如何兼顾力量与控制，如何才能不在力量面前迷失，谨言慎行，最终塑造一个更好的自我。
《综艺》：为何会对太极文化感兴趣？
里维斯：实际上，陈虎是这部影片最大的灵感和动力。他启发了我对太极的理解。我们重塑了“太极”这个概念，这个故事源于传统太极，却又有所区别，我们加入了很多虚构元素。我不希望它变成传统功夫片，但我们保留了太极的精髓，比如它的精神和动作。
《综艺》：你认为太极的精髓是什么？
里维斯：很难具体说。我相信太极有更深层次的精髓，我也问过很多太极大师。但就我的理解，它训练的是内心的平静和怜悯的觉醒。如果说太极对我的影响，那就是“慎思”。
《综艺》：《太极侠》的风格特点是什么？
里维斯：《太极侠》是很特别的电影，独一无二——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过先例。功夫片基本上是中国人在拍，里面说的多半是普通话或者广东话，而我来自好莱坞，却要拍一部现代题材的功夫片而不是特效片，对白夹杂了普通话、广东话和英文。我相信它很有娱乐性。
《综艺》：你以往都演正面男一号，为什么这次演了一个大反派？
里维斯：哈哈，是的，我也可以很邪恶。我饰演一个叫多尼卡的恶棍，他经营着一家地下格斗场，监视着整个公司。这个人物非常邪恶。电影讲述了一个学徒历经黑暗岁月转变为大师的过程，我扮演的正是他这段黑暗岁月的主人。扮演恶棍真的是件很过瘾的事儿。
《综艺》：相比当演员，当导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里维斯：主要区别在于责任，当导演的责任更大。当演员，我通常比较内向化，而导演要往外看，兼顾其他人。同时，当导演也会让我看电影的视角产生变化，比如我现在会更关注剪辑问题。
《综艺》：你如何看中国电影市场以及合拍片？
里维斯：中国电影这几年发展很快，不谈好莱坞的影响，单大陆自产的电影，过去几年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在扩大，所以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为中国观众拍一部电影。《太极侠》马上就会在暑期上映了，我很紧张，也很兴奋，希望观众能喜欢。
中外电影合作论坛精编
中外合拍大推演
中国已与多国签署合拍协议
与韩、西等国的协议正在协商中
合作共赢，合作是手段，共赢是目的。中国一直坚持文化多样性原则，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化丰富多彩。我们期待中国电影能够和世界各国电影加强合作与交流，也希望中国电影能够通过合拍方式走向世界，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中国政府对此也是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目前，我们已经和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新加坡、比利时等国签署了政府间电影合拍协议，与韩国、西班牙、巴西等国家的相关协议也在协商中。我们鼓励和支持中国电影人充分利用已有发展成果，积极与境外电影人合作，为中国电影及世界电影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今年一季度中国市场票房52亿元
中国电影历经十年产业化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发展。第一个标志是在多样化、多类型、多品种创作生产上呈现出新格局。2012年中国生产电影故事片745部，类型、样式、品种丰富。第二，中国电影市场越来越开阔。十年前银幕只有1000多块，2012年底已达到13800块，今年截至目前又增加了1000多块。我们有理由相信2013年中国电影市场将以每天增加10块银幕的速度成长。此外，十年前中国电影票房不足1亿美元，而去年票房总额达到170.73亿人民币。今年一季度又收获了52.4828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第四个标志，中国电影创作者呈现出新人辈出、新生力量茁壮成长的景观，更年轻的创作力量开始走上前台。 但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也面临很多严峻挑战。首先，要进一步提高中国电影的创作水平和质量，提高中国电影在观众中的信任度。第二，要进一步尊重市场规律和观众需求。第三，我们的电影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仍不成熟，不够规范、严谨。我们还缺乏更多人才。我们也希望来到北京的各位艺术家把他们的智慧奉献给中国电影，以提升中国电影的创作水准和产业指标。
轻装上阵可能会更简单纯粹一点
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能够像树木一样吸收外界的信息和能量，要有开放的心灵，要具有人性。当然如果懂技术也很好啦（笑）。我是比较幸运的，刚开始做电影时没钱，也没人愿意做我的制片人——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有时轻装上阵可能会更简单纯粹一点。你要与技术人员、演职人员谈判：我们现在没办法付钱，但我们可以拍部好电影。对你所做的电影充满真诚与自信，至关重要。
对新导演来说万事开头难，要把“难”看成好事，让其成为动力。开始时总是不理想，那就继续努力工作，不断改进。作为导演要学会拒绝，学会说“不”。当然也不要太过叛逆对什么都说“不”，有时也需要妥协，有时艺术家还是需要认真倾听一下别人的声音，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合拍就像婚姻一样，强扭的瓜不甜。真正的合拍绝不仅仅是一些书面文件，需要有实质性内容。导演每天努力工作，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电影，这才是最重要的。
来中国拍电影顺理成章
我们希望《太极侠》是一部能够娱乐观众的电影，希望大家能够在电影中得到一些正面、积极的信息。当然，作为功夫片，我们也希望这部电影能为观众呈现出很多漂亮的功夫场景。
我对中国电影非常感兴趣。陈虎是我拍《黑客帝国》时的替身，这个系列电影拍了很多年，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之后他建议我们合作，大概五年前，他把这个剧本拿给我。我对故事的主人公非常感兴趣，这是一个有着传统背景但又很现代的人物。在深入角色和故事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兴奋，也越来越想用我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所以我最后决定做这个电影的导演。来中国拍电影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电影主角是北京人，与中国合拍符合逻辑。
内地电影的好时候
说到内地香港合拍，上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主要是来内地取景。到CEPA之后，香港开始借助内地市场，拍摄一些比较有质量的电影。最近十年，其实我们很多导演被市场绑架拍了不少自己不擅长的电影，也就是各种“大片”。因此这次拍《中国合伙人》对我来讲是很大的突破，因为又回归到了自己擅长的题材。
现在是内地电影的好时候，作为导演有很多选择，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作为一个香港导演我很庆幸也很感恩。就香港电影来讲，香港市场一向不稳定，所以香港电影的变数很大，相对缺少远见。但内地电影工业不同，尤其是跟好莱坞接轨，香港是做不到的。就我的观察，这几年内地有效借鉴了很多好莱坞模式。此外，很多很卖座的电影都讲求服务观众、节奏明快。而且，现在涌现出的一些年轻导演，一方面很商业，另一方面也保有自己的喜好。相比之下，同样是导演中心制的香港电影的一些大导演有点被宠坏了。
特效公司的致命缺陷
目前特效类公司的致命缺陷是过于依赖电影，因为绝大多数电影都会超支、超时，而特效公司最主要的成本就是人力和时间。因此我们接手数字王国后首先改变了公司的商业结构，由以往电影特效收入占80%，改为电影特效与广告、游戏等其他业务收入五五开。我们还计划通过数字王国投资拍摄特效较多的电影。今后，我们会把数字王国的人员、设备引进国内，培养本地有才华的年轻人。我们在南加大的电影学院设立了奖学金，专门鼓励有才华的中国年轻导演、制片人去那里学习。我们愿意提供更多这样的机会，这也是对这个行业做出的一点贡献。
此外，我们组织了基金准备投资更多好莱坞影片。至于合作、合拍，双方须有共同的价值观，还要互相包容。
首先要有一个好故事
决定做一个电影时，首先要有一个好故事，这个故事要能产生共鸣。就福克斯的经验，我们的电影一般来说都融合了多种文化，具有普世价值观，以使全世界的观众无论身处何地都能理解内容欣赏影片。当然了，如果还有一些大明星的话就更好了，事实上大家也都是这么做的，不仅仅福克斯。此外，中间的宣传营销环节也很重要，比如是否能做出一个好的预告片，是否能够剪出观众喜欢的东西。当然，每个电影都有财务上的限制，要注意市场宣传的成本。福克斯在全球65个市场都设有办事处，请的人大部分是当地人才，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市场情况最清楚。同时，我们也研究这些电影市场，比如我们知道中国电影做得非常好，像武侠片。过去几个月中国也出现了一些票房非常高的电影，我们从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