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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三个世纪里，一个出名的亮点，就是士大夫们的气节品质。
自从明朝建国起，明王朝的历代文官们，就常见各种硬骨头。碰上关乎国计民生的原则问题，哪怕品级低的小官，也常见硬怼皇帝，坐牢挨打全不怕。摊上北京保卫战这样的危难时刻，更是集体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御外辱。治国能臣也是辈出，虽说朝堂争斗不少，大多数阁老尚书，都能分得了轻重负得了责，比如夏言掐张璁，张居正撕高拱，彼此别管多大仇，国家大事也绝不拆台。大明王朝的辉煌中兴，就是这些负责任的政治家扛起来。
但是，到了晚明凄风苦雨的年月里，一直标榜“气节品质”的明朝士大夫，表现却是断崖式下跌。特别在末代皇帝崇祯帝艰难苦撑的年月里，满朝的士大夫精英们，除了忙着互相算计拆台，就是遇事慌忙躲猫猫，气得亡国前夜的崇祯，喊出“诸臣误我”的遗言自尽。而后，士大夫们却又毫无压力，撒腿就去找李自成农民军卖身投靠。如此集体下作的表现，正如当时大文豪冯梦龙那句怒骂：“尚何面目偷生于天地间”——简直太不要脸。
等到不久后清军入关，中华大地山河变色，明朝朝堂士大夫的不要脸，却是更突破尺度。南明初建的时候，就拉帮结派继续掐，为了个人手里权力，不惜煽动军队哗变，直接给清军南下打开方便之门。待到清军横扫东南，满脸忠君报国做派的他们，这时争先恐后求投降。诸如钱谦益陈名夏等“士林领袖”们，更是投降了都最终不落好，不是凄然而终，就是获罪身死——做叛徒，都这么不受待见。
虽说历代王朝覆灭，常见朝堂士大夫们的不要脸，但如明朝士大夫这般堕落速度之快，却简直青史罕见，细看其中过程原因，更是满眼触目惊心。
明朝士大夫们的加速度堕落，首先就是个价值观问题。
嘉靖年间文学家何良俊回忆说：明朝前期的官员，深受理学教育熏陶，从来看淡财富田产，最重气节名誉。就算在松江这样的富庶地区，当地周氏曹氏蒋氏这样世代官宦的名门，生活水平也就中等人家等级。谁要敢做官时贪图享受经营产业？必然会被集体鄙视。那时士大夫们的刚正表现，正是这清廉自守的信仰支撑。
但從嘉靖年间起，明朝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朝堂上的传统信仰，也全冲得七零八落。官员从中进士开始，就忙着买田置地，有的甚至借权势插手各类生意。社会风气也是大变，嘉靖年间还是青年的张居正，就曾一语叹息当时的乱象：商贾在位，财货上流——基本就是金钱开路。
从嘉靖晚期严嵩倒台起，经过高拱张居正等改革家的铁腕整顿，以考成法等严格律令，将明朝官员们严格监管，也成功一扫嘉靖年间的龌龊风气，有了“隆万中兴”的辉煌。但张居正过世后，亲政的万历皇帝，没几年就不上朝，虽说大权牢牢捏在手里，明王朝的行政效率，却是严重减速，所谓的严格监管，当然也成了浮云。既然国家大事歇了业，当年追求清廉报国的官员们，这下当然瞪圆眼睛捞好处。
所以不难理解，为何李自成攻取北京时，甚至清军南下时，这些高官厚禄的士大夫们，竟是丑态百出：报国的信仰早就是浮云，一生做官只为权和财，跟谁不是升官发财？该卖就要卖。
比起价值观的崩塌来，晚明士大夫们堕落的更致命方式，就是残酷的逆淘汰。
很多后世读史者，常叹息明朝灭亡时，一幕奇怪的现象：一边是各级高层官员们，各种秀下限卖身卖国，人设几乎塌了个干净。另一边，却是多少身在民间的士大夫们，慷慨走上救国之路，战至悲情壮烈殉国。在这个王朝生命的最后年代里，大明朝依然不缺忠臣义士，但这些满腹才华理想的英雄们，却无一例外，在明朝灭亡前夕时，被淘汰出权力层之外。最终只能以孤军奋战的方式，悲壮履行最后的职责。
造成这奇特现象的，就是明王朝越演越烈的逆淘汰。
逆淘汰的出名方式，正是党争。万历的怠政，叫朝臣间的倾轧，走上了失控状态。大臣们各自拉帮结派，正常的官员任免考核，完全成了过场。晋身的主要途径，就是跟对派别。会争名声秀出位，要比会实干更重要。
如此一来，万历晚期起，大明朝堂上就“好名”成风，越是国家水深火热，官员们越是精神抖擞骂得欢，比如李自成农民军从陕西进入山西时，如此十万火急的局势，言官们却互相扣锅，朝中山西籍的官员破口大骂，指责陕西官员“纵贼”，陕西籍官员们哪肯吃亏？又大骂山西籍官员“通贼”。正常商议平叛剿贼的会议，就这么给带跑偏，变成了地域掐架。类似雷剧，崇祯在位十七年里，每年都有好多场。耽误正事？哪有官员们站队博名声重要。
甚至到了江南复社崛起时，复社的领军人物们，也凭着他们在明朝朝堂的强大人脉，把自己的成员们在科举路上捧上去。号称“清流”的他们，更通过在秦淮青楼的各种聚会，拼命收揽成员，创下南京秦淮青楼“家家夫婿是东林”的“壮观”场面，至于成员素质？《复社纪略》里就有无奈叹息：“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于其中”——就是一帮这种玩意。
这样一个坑货扎堆的朝堂，最容不下的，自然是实干型的人物。比如崇祯年间时，山阳县武举陈启新悲愤上书言事，奏折直戳明王朝各大弊病。如获至宝的崇祯，欣然将陈启新提拔为给事中，不料这下捅了马蜂窝。接下来的时间里，各路官员们不顾国家危亡，接力似的大骂陈启新，终于罗织各种罪名，害的为官清廉的陈启新撤职走人。至于血战巨鹿的卢象升？经略陕西阻击李自成的孙传庭？哪个不是迎着骂声苦干，然后含恨而亡？
当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朝堂，已然成了气候，真正的人才，岂有容身之地？崇祯临终都在说着“文臣皆可杀”，可真正造就满朝“可杀文臣”，叫明朝付出亡国代价的，正是这大明朝自己造成，更在历史演进里绝不罕见的逆淘汰。
自从明朝建国起，明王朝的历代文官们，就常见各种硬骨头。碰上关乎国计民生的原则问题，哪怕品级低的小官，也常见硬怼皇帝，坐牢挨打全不怕。摊上北京保卫战这样的危难时刻，更是集体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御外辱。治国能臣也是辈出，虽说朝堂争斗不少，大多数阁老尚书，都能分得了轻重负得了责，比如夏言掐张璁，张居正撕高拱，彼此别管多大仇，国家大事也绝不拆台。大明王朝的辉煌中兴，就是这些负责任的政治家扛起来。
但是，到了晚明凄风苦雨的年月里，一直标榜“气节品质”的明朝士大夫，表现却是断崖式下跌。特别在末代皇帝崇祯帝艰难苦撑的年月里，满朝的士大夫精英们，除了忙着互相算计拆台，就是遇事慌忙躲猫猫，气得亡国前夜的崇祯，喊出“诸臣误我”的遗言自尽。而后，士大夫们却又毫无压力，撒腿就去找李自成农民军卖身投靠。如此集体下作的表现，正如当时大文豪冯梦龙那句怒骂：“尚何面目偷生于天地间”——简直太不要脸。
等到不久后清军入关，中华大地山河变色，明朝朝堂士大夫的不要脸，却是更突破尺度。南明初建的时候，就拉帮结派继续掐，为了个人手里权力，不惜煽动军队哗变，直接给清军南下打开方便之门。待到清军横扫东南，满脸忠君报国做派的他们，这时争先恐后求投降。诸如钱谦益陈名夏等“士林领袖”们，更是投降了都最终不落好，不是凄然而终，就是获罪身死——做叛徒，都这么不受待见。
虽说历代王朝覆灭，常见朝堂士大夫们的不要脸，但如明朝士大夫这般堕落速度之快，却简直青史罕见，细看其中过程原因，更是满眼触目惊心。
明朝士大夫们的加速度堕落，首先就是个价值观问题。
嘉靖年间文学家何良俊回忆说：明朝前期的官员，深受理学教育熏陶，从来看淡财富田产，最重气节名誉。就算在松江这样的富庶地区，当地周氏曹氏蒋氏这样世代官宦的名门，生活水平也就中等人家等级。谁要敢做官时贪图享受经营产业？必然会被集体鄙视。那时士大夫们的刚正表现，正是这清廉自守的信仰支撑。
但從嘉靖年间起，明朝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朝堂上的传统信仰，也全冲得七零八落。官员从中进士开始，就忙着买田置地，有的甚至借权势插手各类生意。社会风气也是大变，嘉靖年间还是青年的张居正，就曾一语叹息当时的乱象：商贾在位，财货上流——基本就是金钱开路。
从嘉靖晚期严嵩倒台起，经过高拱张居正等改革家的铁腕整顿，以考成法等严格律令，将明朝官员们严格监管，也成功一扫嘉靖年间的龌龊风气，有了“隆万中兴”的辉煌。但张居正过世后，亲政的万历皇帝，没几年就不上朝，虽说大权牢牢捏在手里，明王朝的行政效率，却是严重减速，所谓的严格监管，当然也成了浮云。既然国家大事歇了业，当年追求清廉报国的官员们，这下当然瞪圆眼睛捞好处。
所以不难理解，为何李自成攻取北京时，甚至清军南下时，这些高官厚禄的士大夫们，竟是丑态百出：报国的信仰早就是浮云，一生做官只为权和财，跟谁不是升官发财？该卖就要卖。
比起价值观的崩塌来，晚明士大夫们堕落的更致命方式，就是残酷的逆淘汰。
很多后世读史者，常叹息明朝灭亡时，一幕奇怪的现象：一边是各级高层官员们，各种秀下限卖身卖国，人设几乎塌了个干净。另一边，却是多少身在民间的士大夫们，慷慨走上救国之路，战至悲情壮烈殉国。在这个王朝生命的最后年代里，大明朝依然不缺忠臣义士，但这些满腹才华理想的英雄们，却无一例外，在明朝灭亡前夕时，被淘汰出权力层之外。最终只能以孤军奋战的方式，悲壮履行最后的职责。
造成这奇特现象的，就是明王朝越演越烈的逆淘汰。
逆淘汰的出名方式，正是党争。万历的怠政，叫朝臣间的倾轧，走上了失控状态。大臣们各自拉帮结派，正常的官员任免考核，完全成了过场。晋身的主要途径，就是跟对派别。会争名声秀出位，要比会实干更重要。
如此一来，万历晚期起，大明朝堂上就“好名”成风，越是国家水深火热，官员们越是精神抖擞骂得欢，比如李自成农民军从陕西进入山西时，如此十万火急的局势，言官们却互相扣锅，朝中山西籍的官员破口大骂，指责陕西官员“纵贼”，陕西籍官员们哪肯吃亏？又大骂山西籍官员“通贼”。正常商议平叛剿贼的会议，就这么给带跑偏，变成了地域掐架。类似雷剧，崇祯在位十七年里，每年都有好多场。耽误正事？哪有官员们站队博名声重要。
甚至到了江南复社崛起时，复社的领军人物们，也凭着他们在明朝朝堂的强大人脉，把自己的成员们在科举路上捧上去。号称“清流”的他们，更通过在秦淮青楼的各种聚会，拼命收揽成员，创下南京秦淮青楼“家家夫婿是东林”的“壮观”场面，至于成员素质？《复社纪略》里就有无奈叹息：“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于其中”——就是一帮这种玩意。
这样一个坑货扎堆的朝堂，最容不下的，自然是实干型的人物。比如崇祯年间时，山阳县武举陈启新悲愤上书言事，奏折直戳明王朝各大弊病。如获至宝的崇祯，欣然将陈启新提拔为给事中，不料这下捅了马蜂窝。接下来的时间里，各路官员们不顾国家危亡，接力似的大骂陈启新，终于罗织各种罪名，害的为官清廉的陈启新撤职走人。至于血战巨鹿的卢象升？经略陕西阻击李自成的孙传庭？哪个不是迎着骂声苦干，然后含恨而亡？
当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朝堂，已然成了气候，真正的人才，岂有容身之地？崇祯临终都在说着“文臣皆可杀”，可真正造就满朝“可杀文臣”，叫明朝付出亡国代价的，正是这大明朝自己造成，更在历史演进里绝不罕见的逆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