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东汉之葬制与二号墓中之文物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东汉时期的葬制。《后汉书》志第六《礼仪下》注引《汉旧仪》云:“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曹操是死的前一年建造坟墓的,虽然没有明载占地面积的数目,但从曹《遗令》中“广为兆域使足相容”的记载看,与《汉旧仪》中的记载相符。两汉帝陵深十三丈,而二号墓深十五丈,约合汉制三十四点五尺(汉1尺=0.23米)。占地七百亩的陵地,除了皇帝之墓穴外,“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婕妤以下,次赐亲属功臣”(《后汉书》志第六《礼仪下》注引《汉旧仪》)的记载也与建安二十三年(二一八)六月曹操《令》中所述内容相符。《令》云: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据上可知,陵区的安排是这样的:皇后、婕妤及其亲属葬在帝穴之左右。诸侯葬在帝穴的前方,卿大夫葬在帝穴的后方,规制虽然是这样安排,高陵及其周围的布局是否如此还未得到证实。死于黄初二年的甄妃,即汉明帝的母亲,葬在帝穴之东,即西门豹祠以东今京广铁路东侧。曹操非常喜爱的那位天才少年曹冲,十三岁亡故,曹丕称帝后将其迁葬高陵,并追谥为邓哀侯。按规制应葬在帝穴之前方,即今高陵之东面,因未探察,至今还未得到证实。
　　关于地面的殿寝建筑问题,当初高陵是有殿寝建筑的,只是到文帝黄初三年(二二二)才废。高陵当初的殿寝建在何方呢?我们不妨了解一下东汉诸陵殿寝方位便可推测。《后汉书》志第六《礼仪下》注引《古今注》载,光武帝原陵:寢殿、钟皆在周垣内。明帝显节陵: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章帝敬陵: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和帝慎陵: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殇帝康陵:寝殿、钟在行马中,因寝殿为庙,园吏寺舍在殿北。安帝恭陵:石殿、钟在行马内,寝殿、园吏舍在殿北。顺帝宪陵:石殿、钟在司马门内。寝殿、园省寺吏舍在殿东。冲帝怀陵:为寝殿行马,四出门,园寺吏舍在殿东。质帝静陵:寝殿、钟在行马中,园寺吏舍在殿北。从以上东汉诸帝的陵地设计来看,绝大多数皇帝的寝殿在墓穴之东,园寺吏舍在殿北,而没有在西和南的方位者。据此,我们可作为参考将来寻找高陵殿寝及园寺吏舍的位置所在。
　　曹操高陵的发掘报告,目前还未发表,墓中文物情况见诸报端的有:《河南日报》二○一○年元月二日刊出的题为《曹操墓发掘背后的故事》,该报记者陈茁的另一篇报道——《我省召开曹操高陵考古发现说明会——多位专家回应社会质疑》,《河南法制报》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所刊《曹操高陵惊现安阳》,《大河报》二○○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刊出的题为《曹操墓没发现墓志很正常》的文章,《人民政协报》二○一○年一月四日刊出黄震云先生的署名文章——《安阳发现的曹操墓遗物真伪解读》。上述诸家报道,墓穴中出土二百五十余件文物,刻铭石碑六十余件。还有铁甲、铁剑、水晶珠、玛瑙珠、石圭、石璧、金、银、铜、玉、古漆、陶、云母、带钩、玉珠、黄豆、刀尺……有六件刻有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等铭文,为圭形。慰项石为警方收缴之物,亦刻有魏武王之名。《后汉书·礼仪下》所载东汉帝王陵墓中按规定所下之明器和物品,共计四十九种二百五十件(个),其中不少是瓦器,说明这时的丧葬制度逐步由奢侈向节俭转变。二号墓出土文物现在正在修复整理中,待报告整理出来后可做对比。其实《晋书》卷二十《礼中》中已有概括性结论:“古者,天子诸侯葬礼粗备,汉世又多改变,魏晋以下世有改变,大体同汉之制。”《后汉书》志第六《礼仪下》注引《汉旧仪》曰:“帝崩:以珠……诸衣衿敛之。凡乘舆衣服,已御辄藏之,崩皆以敛。”又注引《礼稽命徵》曰:“天子饭以珠,以玉。诸侯饭以珠,以璧。卿大夫、士饭以珠,以贝。”以上的礼制规定,饭和已穿过的衣服都要随葬恐怕是必不可少的,这在高陵的发掘过程中已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在二号墓随葬品中,除礼制规定的种类数量之外,还有凸显个性的地方,那就是“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之类的物品。
　　曹操、曹丕父子平时酷爱打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光和(东汉灵帝年号)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县肃然。久之,徵还为东郡太守,不就,称疾归乡里。”注引《魏书》曰:“……太祖不能违道取容,数数干忤,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拜议郎,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同书注引《魏武故事》载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曰:“……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曹操才力过人,箭法超群,“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曹丕在打猎的兴趣和能力方面堪谓青出于兰而胜于兰。《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典论》曹丕《自叙》说,在初平(汉献帝年号)之初时,天下大乱,当时他才五岁,曹操教其学射箭,六岁而知射,又教他骑马,八岁而能骑射。曹操每次出征的时候,他常从。建安初年时,曹操征荆州,到宛城,张绣降,结果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骑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建安十年,始定冀州,、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勾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曹真)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可见其打猎的本领非同寻常。《全三国文》卷二十有王朗《谏文帝游猎疏》云:“近日车驾出临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返。违警跸之常法,非万乘之至慎也。”有趣的是一次打猎时的简短对话,闪念间决定了他立太子的意念。《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魏末传》曰:“帝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射杀其母,臣不忍射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三国时期,生态与今日大相迥异,人烟稀少,群鹿残食生苗,处处为害,如荥阳周围数百里内,岁略不收。但魏国令苛,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大臣高柔上疏称:“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知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三国志·魏书·高柔传》注引《魏名臣奏》)也就是谏其放宽政令。从上所引可见,当时虎狼之多,既要满足先父打猎的嗜好,又要防止父亲不让虎伤,曹操高陵墓中怎能缺少“格虎大戟”之类的武器呢?
　　墓中出土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此物为警方收缴之物)。曹操患有头风病,此事多有记载,《三国志》卷二十九《方技传》云:“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华)佗针鬲,随手而差。”《后汉书》卷八十二《方技传》也有同样记载,不再重复。《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注引《典论》:“(陈)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翁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赐。”《全三国文》卷三载曹操本人所做《遗令》中也称:“吾有头病,自先著帻。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也就是提出要求,头上要著帻。这显示了凸现个性的地方。
　　二号墓中还出土了一块石圭(形状为上尖下方)以及圭牌形状的刻铭(前已述及共有七块刻有魏武王格虎大戟之类的圭形物)。石圭的出现非常重要,它是确认曹操高陵的又一十分重要的证据,可以说,它是封土拥有者的信符和凭证。杨伯峻先生编著的《春秋左传注》哀公十四年条载:“司马牛致其邑与圭而适齐。”(《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三月第一版)这句话的意思是:“司马牛把他的封邑与玉圭交了出来而到了齐国。”晋朝人杜预作注曰:“圭,守邑信符。”《艺文类聚》十一《禹治水》中云:“嗟夫,夏禹实劳水功。西凿龙门,疏河导江。梁岐既辟,九州以同。天赐玄圭,奄有万邦。”这里也说明“圭”是拥有疆土的代表物。那么,二号墓中出土的圭,是墓主人持有封地的凭信物。因为曹操留下遗令“玺不存身”,不可能在墓中找到代表墓主人身份的印。但刻有魏武王的器物也应是物证,证明墓主人是魏武王曹操。石圭是他持有魏国若大封疆的信符。而且是黑颜色的玄圭。由此看来,二号墓在身份上不是一座以假乱真之墓,因为造假者绝不至于造到把自家封国领土都付人的地步。
　　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二号墓中凡是刻有魏武王名字的铭牌都制成“圭”的形式,这要从《三国志》和《后汉书》对同一件事情的记载截然不同说起。《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载:“(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指曹操)为魏公。”同书还载: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南朝刘宋时人范晔晚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陈寿为三国西晋时人),他在著《后汉书》时,对上述两件事的记述并没有采取《三国志》中的说法,而是說曹操自封的不是天子任命的。如《后汉书》卷九《献帝纪》载:“(建安十八年)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同书还载:“(建安)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由此可以理解二号墓中凡是署有魏武王名字的铭牌都要制成圭字形,意在强调个人对封土的拥有权。
　　如果仔细观察,不但二号墓中出土的铭牌都制成圭形,而且前后墓室及前室北侧室的形制都造成圭形,即墓室的形制是用四块圭组成的。考古人员称之谓四角躜天。与洛阳所发现的曹休墓不同,曹休墓之墓顶均为蒙古包形,即圆形。这意味着天赐玄圭在包围着墓主人,墓主人的功劳堪与大禹相比,也有资格接受禅让而成为国君的。
　　无独有偶的是,至今还静立在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繁城镇颍水河畔的三国时期刻制的两块石碑,与二号墓中出土的刻有魏武王铭牌的碑一模一样,都是圭形,上方有一小圆孔,不同的只是大小之别。一块是相国安乐乡侯华歆领衔的《百官劝进碑》亦谓《上尊号碑》,内容是言说东汉气数已尽请曹丕称帝。另一块为《受禅碑》,记述了汉献帝逊位,曹丕称天子即刘汉王朝与曹魏王朝和平交接的过程。这两块碑世谓之三绝碑,经刘禹锡考证为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这两块碑的刻制时间,上距曹操入葬大概不到一年,形制如“圭”状,也是含义多多。
　　二号墓中还出土了一件石璧,璧的直径是二十八厘米,合汉制一尺二寸。上面所言出土之石圭,其长度为二十八点九厘米,合汉制一尺二寸半。参考《后汉书》志六《礼仪下》的记载,我们也可以对二号墓主人的身份做一推测。皇帝不豫死去,对于国家来说谓之“大丧”,继位的皇帝一般要亲临墓穴举行“进赠”仪式。《礼仪下》载:“祭服衣送皆毕,东园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鸿胪请哭、止哭如仪。司徒曰:‘百官事毕,臣请罢’,从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导皇帝就赠位。司徒跪曰:‘请进赠’,待中奉持鸿洞。赠玉圭长尺四寸,荐以紫巾,广袤各三寸,缇里,赤周缘。赠币,玄三,二,各长尺二寸,广充幅。皇帝进跪,临羡道房户,西向,手下赠,投鸿洞中,三。东园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请哭’,大鸿胪传哭如仪。太常跪曰‘赠事毕’,皇帝促就位。”从以上引文大致可以了解到“进赠”仪式的最主要内容是:皇帝跪在墓道上面把一个长一尺四寸的玉圭投下,由东园匠接下奉封藏入墓中。继之,是赠币。古代玉、马、皮、帛均谓之币,例如“币帛”、“币马”等。这里的币是指玉璧。皇帝把玄(黑色,《说文》谓“黑而有赤色”)三(浅赤色,《说文》谓“浅绛也”)二,直径各长为一尺二寸的玉璧投下,同样由东园匠接下奉封藏入墓中。由此可见东汉时“进赠”仪式的隆重、严肃,特别是进赠物的大小尺寸有一定的规制,记载得非常明确。对照西高穴二号墓出土的石璧,直径为二十八厘米与《后汉书》中的记载完全相同。只是石圭的长度稍许短了点,虽然达不到一尺四寸的规制,但也达到了一尺二寸半的长度。能够享受到这种礼制待遇的绝非是一般人。东汉人许慎著《说文解字》,他对不同级别的人执圭的不同尺寸有这样记载:“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社圭,皆七寸,子执璧、男执蒲璧,皆五寸。”(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版)曹操是建安十八年(二一三)被策命为“魏公”的,建安二十一年(二一六)晋爵为“魏王”的,只差一步之遥没有称帝,那么他所随葬的石圭大于九寸、小于一尺四寸也是合乎情理的。
　　墓中出土之物,不是伪造的,有的是伪造不出来的,关于厕所称谓的例子,前次学者已经谈到,这里不再重复。兹举有的同志提出墓中出土有胡粉二斤的牌子,觉得不可理解。胡粉当今人很少知道它是什么,当时人以粉饰面,即今日之化妆品也。文献当中有明载,《全三国文》卷三十刘放《奏停卖胡粉》云:“今官贩粉卖胡粉,与百姓争锥刀之末利,宜乞停之。”“格虎大戟”也不是伪造的,今天听起来有点别扭,其实当时就是这种叫法。今日的“格斗”、“格杀勿论”就是从那时演化来的。况且王郎的儿子王肃为当时的九卿之一,还作过《格虎赋》呢!《全三国文》卷二十三载王肃《格虎赋》:“羽骑云布,兰车星陈”,看起来格虎的场面挺壮观。出土文物印证了墓主人为曹操的正确性。
　　发掘专家告余,墓中出土有大批绸缎,这应是曹操历官的印绶。曹操在《遗令》中要求“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但却要求“玺不存身,唯绋是荷”(见曹植《武帝诔》)。“绋”者即“绶”、“绂”也。也就是说“印”和“绶”要分开,把丝绸制的“绶”、“绂”藏入墓室,但印玺不得附葬。也难怪曹丕继皇帝位后加谥其父为“魏武帝”,刻了金印之后,不敢开墓放入,只放在高陵的地面建筑物石屋里,也许曹操所得的所有官印都放在石屋里了。粗略统计,曹操一生所历官职有这么一些:灵帝时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光和末拜骑都尉、迁济南相(征为东郡太守不就)、寻征为典军校尉(献帝初董卓表为骁骑校尉逃归)、起兵为奋武将军、寻领兖州牧、建安元年拜建德将军、迁镇东将军、封费亭侯、假节录尚书事、寻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进司空、行车骑将军、九年领冀州牧、十三年为丞相、十八年册命为魏公、加九锡、二十一年进爵魏王、二十五年薨谥曰武王、文帝受禅追尊为武皇帝。总之,阅历相当丰富,任职的部门和单位有几十个。按照东汉的规制,上述印的“绶”之长度加起来是相当惊人的。《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下》的记载:“诸侯王赤绶,四采,赤黄缥绀,淳赤圭,长二丈一尺,三百首。”也就是说诸侯王印之绶的长度是二丈一尺(约合今四点八三米)。曹操的最高官位是魏王,他是会享受到这种待遇的。曹操最初是由郎官起步的,郎官属百石之吏,同上所引:“百石青绀绶,一采,宛转缪织圭,长丈二尺。”那么,曹操最初被任命为郎官的官印之绶的长度是一丈二尺(约合今二点七六米)。县令长印绶的长度是一丈六尺,九卿印绶的长度是一丈七尺……这里不再列举。总之,曹操经历几十个岗位的官职,所有的“绶”加在一起长度是惊人的。二号墓主墓室及前厅墓室的墙壁上出现有许多钉子,共分四层,有人认为是用来挂帷帐的,我认为不是,因为停放女尸的侧室的墙壁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些钉子可能是用来挂曹操不同时期的个人“名片”——绶带的。这种形式也是为展示曹操平定天下的功劳。
　　二号墓共有六室组成,但室顶的结构却分两种形式,一种为拱形(后主墓室两边的侧室及前主墓室的右侧室均如此),另一种形式为四面圭形壁组成的屋顶(前、后主墓室及前主墓室的左侧室)。上已言及,前后主墓室的四周墙壁上都钉有钉子,是用来挂曹操历官的绶绂的,而前主墓室左侧室(即北侧室)可能是用来存放曹操的衣物的。因为曹在《遗令》中交待:“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从建筑面积看,在六室当中,该室的面积最小,可能就是“别为一藏”的地方。这也与前引《汉旧仪》所云“凡乘御衣服,已御辄藏之,崩皆以敛”的记载相符。此室的室顶亦是四面圭壁组成。
　　在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公安机关收缴的物品中,有件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字样的东西。收缴之物与科学发掘之物可信度不同,应鉴定其真伪,因为在长达数年间,二号墓一直不断遭盗,情况十分严重,不排除盗墓分子与文物贩子造假乱真。但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会打上时代的印记,都带有时代的信息,这些信息是难以抹去的。仔细观察,“格虎大刀”刻铭石牌与“格虎大戟”刻铭石牌其手法用笔不同。为了便于对比,我们寻找一个参照物,那就是曹丕即位之际所刻制的《上尊号碑》和《受禅碑》(王昶辑《金石萃编》第一册卷二十三,北京市中国书店一九八五年三月版)。碑文中涉及刻铭石牌中有关相同单字一一辑出,共有八个字:魏、武、王、常、所、用、虎、大。上言这是钟繇的真迹。认真对照,“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笔法与之相同,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的笔法却又多字与之不同。似乎“格虎大刀”中之“大”字其笔法是楷体,非魏晋之风,“常”字的笔法也有商榷之处。总之,公安机关收缴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恐非是二号墓中之物,也或许是仿制品,真品目前可能还未露峥嵘。总之,有待进一步鉴定考证。
　　另外,墓中出土器物上一些字的写法与众不同,它代表了特殊的含义,更能证明墓主人的身份是曹操。例如,铭牌上的“魏”字都写作“委”、“鬼”之间加一个“山”字。曹操在世的时候有许多人劝他称帝代汉,并制造舆论说这是天意。当时有一个名叫许芝的人任太史丞之官,他列举魏代汉见谶纬数条,其中一条是《易运期》中有:“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谶是占卜之书,预言王者之兴亡。如同刘秀称帝前流传卯金刀为天子一样都是造舆论的,而且还假托是上天之意,《易运期》目前存有清人乔松年的辑本。曹丕在其父死后不到一年终于接受了部下的劝进,于年底前便即位了。所以,魏武王的魏字都写作“鬼在山,禾女连”的形状进一步证实了墓主人是曹操而别无其他(《上尊号碑》和《受禅碑》中所有的“魏”字都写作“委”、“鬼”之间加一个“山”字)。
　　由于没有墓志铭,曹操又不让把自己历官的官印带入墓穴,那么,确认墓主人身份确实有些困难。目前我们以“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来判断,有发问者说,这些刻有“魏武王”的器物是不是曹操赠给属下的,属下死后作为很高的礼遇而随葬的呢?这种发问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曹操、卞后到曹丕都有送给属下武器、器物的记载。但这里就有一个时空的限制,那就是“魏武王”这一谥号只存在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二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到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辛末(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这一时段内死亡入葬者才有可能附葬入有“魏武王”谥号的物品,且得为魏之名士,否则是没有资格接受曹操馈赠即作为陪陵者安息在“西门豹祠西原上”或“邺之西冈”的。遍阅《三国志》纪传,在这一时段或接近这一时段亡故的魏之名士有两位,一是征西將军夏侯渊,二是大将军夏侯惇。夏侯氏与曹氏两家关系甚为密切,联姻为亲。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夏侯渊在阳平关被刘备所袭而死,据渊传注引《魏略》言,渊的侄女为张飞之妻,飞妻请葬渊于蜀,没有回归。夏侯惇是死于曹丕为魏王时期,《三国志》卷九《夏侯惇传》载:“文帝继王位,拜惇大将军,数月薨”,恰在加谥曹操为“魏武王”这一时段内。但是二号墓的主人不可能是夏侯惇,原因有二:其一,年龄不符。二号墓人骨年龄定为六十多岁,曹操是六十六岁亡故的,但是夏侯惇是曹操的“族兄”,要比曹操年长,死时约七十来岁;其二,二号墓的墓制规格是帝王墓等级。何以说是帝王墓的等级呢?我们可以把它与汉献帝之墓做一对比。献帝死后,魏之朝臣力主以帝王的规格来埋葬他,因为他用禅让的方式把政权交给了曹魏,魏之皇帝也同意了这—请求。汉献帝陵墓的规格史书有明载,《后汉书》志第六《礼仪下》注引《帝王世纪》曰:“献帝禅陵,不起坟,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角广六尺,在河内山阳之浊城西北。”现在已公布的二号墓也是有前堂和后堂,加有四个耳室,与文献记载中的献帝陵同。夏侯惇之墓的随葬品和墓的规格不可能有这么高,再者,如果是夏侯惇之墓,那么墓里不可能出现“圭”,因为邺地是曹操的封地。墓的四壁不应是圭形,应与曹休墓同,若是圭形难道夏侯惇想称帝吗?另外,曹操不可能把自己所用的慰项石赠给别人,曹患头风病,平时着头帻,死前还特意交待葬时也要着头帻,目前我们见到的许多曹操像都是包有头巾的。那么慰项石是他的必备之物,是不可能赠人的。当然疑问和难解之处还不限于此,《四库全库》史部二九五《河南通志》卷四十九还记载“三国夏侯惇墓在祥符县境内”。祥符县即为今之开封县,《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载,夏侯惇曾领陈留、济阴太守,封高安乡侯。后领河南尹。东汉时期的陈留郡大致相当于今日河南省中之开封市,开封县、延津县、封丘县、长垣县、兰考县、民权县、杞县、通许县、睢阳县、尉氏县境。
　　有人提出历史上死后加谥“魏武王”者,绝非仅只曹操一人,还有十六国时期的姚襄和冉闵,二号墓是不是姚襄墓和冉闵墓呢?仔细核对文献,冉闵虽建国为魏,但《晋书》卷一○七《石季龙传》载:死后谥为“武悼王”,并非“魏武王”。《晋书》卷一一六《姚襄传》虽然载姚襄死后,其弟姚苌谥兄襄为“魏武王”,确与曹操的谥号一字不差。但本传载:“襄败为苻坚所杀,时年二十七岁,是岁晋升平元年也。”而二号墓中的男者人骨鉴定为六十多岁,与姚襄死时的二十七岁相差甚远。
　　综合多方面因素分析,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的二号墓为曹操墓。“高穴”者,乃曹操高陵墓穴之所在也!也是高陵墓穴的简称和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