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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敏感的读者，就不难发现，最近若干年来，中国文坛出现过一批文体界定比较尴尬的体量不那么庞大的长篇小说。以长篇小说为唯一奖励对象的茅盾文学奖明确规定，只有那些字数达到13万字以上的作品方才有资格申报该奖项。这就意味着，13万字成为长篇小说的字数底线。只有满足了字数13万这个条件的作品，方才可以被看作长篇小说。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问题是，尽管茅奖关于作品字数有着明确的规定，但看一看那些实际上的获奖作品，除极个别作品比如古华的《芙蓉镇》之外，其字数都在20万字以上，張炜的《你在高原》字数甚至多达450万字。由此可见，在文学界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中，一部真正意义上名副其实的长篇小说，其字数怎么也应该在20万字以上。但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这就是，最近一些年来，客观上的确已经出现了一些篇幅字数看起来都比较尴尬的小说。这些作品的字数都在10—13万字之间上下浮动，其中的大多数，字数都不会达到13万字。如果13万字以上才可以被界定为长篇小说，那么，这些不足13万字的作品的文体归属自然也就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继续把这些作品归之于中篇小说，肯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一方面，体量明显小于约定俗成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另一方面，却又大大超过了中篇小说的体量要求。如此一种篇幅字数均比较尴尬的小说作品，恐怕也就只能够被称之为“小长篇”了。或许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中国作家》杂志才会在2015年第10期公开打出“小长篇”的旗帜，并集中推出张好好《禾木》与李燕蓉《出口》这两部作品。那么，所谓“小长篇”与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联系当下时代中国长篇小说领域的写作现实，在进行了一番不失深入的梳理思考之后，笔者认为，假若承认“小长篇”的确是一种迥然有别于传统厚重性大部头长篇小说的新型长篇小说文体，那么，自然也就需要进一步思考界定这一新型文体带有鲜明独立性的美学品格。我在这里尝试着给出与“小长篇”密切相关的四个关键词。它们分别是：深刻、片断、轻逸以及迅捷。假若我们承认“小长篇”这一概念可以成立，并且进一步认为“深刻、片断、轻逸以及迅捷”的确可以被看作“小长篇”的显著特征所在，那么，弋舟的《我们的踟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9月版），则很显然也是一部具备了上述四方面美学特征的优秀“小长篇”作品。
弋舟的小说写作近几年来可谓风生水起，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包括《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三部中篇小说在内的《刘晓东》三部曲。虽然只是中篇小说，但作家那样一种企图精准地捕捉表现时代精神本质的艺术野心却还是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到了《我们的踟蹰》这部“小长篇”中，弋舟一样企图对当下时代或一侧面的时代精神本质进行精准的艺术测度与表现。就此而言，《我们的踟蹰》精神叙事特质的具备，可以说是非常醒目的一种存在。实际上，只要是关注弋舟小说写作的朋友，就都会知道，《我们的踟蹰》的前身，是一部名为《李选的踟蹰》的中篇小说，曾经发表在《当代》杂志2012年第5期上。从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关键词“踟蹰”没有变化，变化了的是这一语词的前缀。“李选”是一个个体，而“我们”则是一个群体的指称代词，其指称范围可以无限放大。假若以国外的那个阔大世界为参照系，“我们”可以指代“中国人”，假若以地球外的整个宇宙为参照系，“我们”甚至可以指代“地球人”。直言之，由“李选”而变身为“我们”，乃意味着弋舟的关注视野明显扩大，由对个体的审视思考变身为对群体的审视思考。
文体的转化之外，另一个值得予以关注的问题，是这部“小长篇”的来历究竟如何。一方面，弋舟的写作当然来自他对于现实生活敏锐的观察与发现，另一方面，单就这部《我们的踟蹰》（实际上也包括《李选的踟蹰》）而言，他的写作灵感与中国古代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之间影响关系的存在，却也是无法被否认的一种事实。或者，干脆就是《陌上桑》中的“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这一传世名句从根本上触动并召唤着作家的写作灵感。按照通常意义上的理解，《陌上桑》一篇意在赞美女主人公秦罗敷的坚贞与机智。当她面对着来自权贵阶层的“使君”的骚扰的时候，不仅丝毫不为所动，而且还机智应对，以盛赞自己夫君才貌的方式回绝了对方的无理要求。因为她的坚贞与机智，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作为一位理想化的女性形象而被传颂。但到了弋舟这里，却很显然从这一古老的篇章里翻出了新意。请注意小说中的这样一段叙事话语：“李选一边喝咖啡，一边想，如果一个女人，身后有着罗敷所形容出的那个夫君，她还会被这个世界所诱惑吗？当然不，起码被诱惑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但是，又有几个女人会摊上这样的夫君呢？罗敷就没有吧，李选想，这个古代女人其实是在自吹自擂，外强中干，用一个海市蜃楼般的丈夫抵挡汹涌的试探。”（第18页）必须看到，对于《陌上桑》的此种新解，既是属于人物李选的，更是属于作家弋舟的。此处的“踟蹰”，意在表现面对着不同的“使君”，李选们的内心世界充满犹疑与徘徊，不知道究竟该做出何种选择的一种情感与精神困境。唯其如此，弋舟才会在后记中做这样的一种表达：“在这个时代，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世态炎凉的沧桑男女，将如何相爱？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本身便足以令人踟蹰。当我们将爱规定在‘这个时代’与‘沧桑男女’的前提之下，问题似乎便可以推翻，并置换成另一个更为严厉的诘问：在这个时代，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世态炎凉的沧桑男女，是否还有爱与被爱的可能。”[1]就此一诘问的自觉艺术表达而言，《我们的踟蹰》很自然地也就被纳入了弋舟的小说序列之中。在一篇谈论弋舟《所有路的尽头》的文章中，笔者曾经写道：“我们注意到，在小说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句谈论绘画的叙事话语：‘这位画家的画风我很喜欢，作品中极端的技巧主义倾向彰显了画家卓越的感受力’。对应于弋舟的小说创作，这句话多少带有一点夫子自道的意味。细察弋舟的小说创作，那样一种特别专注于完美艺术技巧追求的‘技巧主义倾向’，其实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这一点，同样突出地表现在《所有路的尽头》这部中篇小说中。虽然篇幅不算太大，但弋舟却精心地为自己的小说设定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询唤艺术结构。所谓‘询唤结构’，就是指作家抓住一个关键性的情节，不断地探求追问事件的真相。追问的过程本身，也正是小说文本的展开过程。”[2]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是《所有路的尽头》，其他诸如《等深》《而黑夜已至》《平行》等作品中，也都有着对于所谓“询唤结构”的熟练征用。某种意义上，“询唤结构”似乎已经成为弋舟小说作品的某种标志性特质。在这个意义上，把弋舟在《我们的踟蹰》中提出的“严厉诘问”纳入“询唤结构”之中，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的踟蹰》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其核心故事是一起突如其来的车祸。这起突如其来的车祸，具有突出的结构性意义，不仅使得小说中的几位主要人物李选、张立均、曾铖交集到一起，而且也把杨丽丽、项晓霞、戴瑶、黄雅莉等一些不怎么重要的人物形象也都牵连交织到了同一张命运之网中。其中，最为核心的人物，当然是身为女性的李选。之所以会是如此，是因为其对位人物《陌上桑》中的秦罗敷也是女性。因是之故，我们首先要讨论的，也就是李选的“踟蹰”。李选是一个带着儿子生活的单身女性，曾经与一位韩国人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这段短暂婚姻留给她的，就是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儿子。离开韩国人之后，为了维持生计，李选还有过一段在朋友的旅行社上班销售机票的工作履历。她之所以会成为张立均的下属，完全是因为父亲一力强制要求的结果。因为曾经在张立均的起步之初对他有所帮助，所以她父亲便把李选介绍给了张立均。让她始料未及的是，虽然有着父亲的老关系，到最后她还是被张立均“潜规则”了：“半年多来，她只被他带到酒店去过三次。陪他在午后喝茶，经常也是无声无息的，不过偶尔说几句有关公司业务的事。”（第27页）李选的这种遭际，所充分说明的，正是资本已然日益成为当下时代的一种决定性力量。在这种新兴的社会力量面前，当年她父亲依仗手中权力对于张立均的帮助已经变得一文不值。就这样，只是通过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弋舟就写出了不同社会力量之间地位的彼此更易。好在作为商人的张立均，也还恪守着对等交易的原则。在得到李选身体的同时，他也给予她相应的回报：“公司是集团刚刚为新业务成立的，她被张立均任命为副总。”（第16页）与此同时，张立均给予她的工资待遇也会比其他员工高一些。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他们之间其实是一种对等的交易关系。这一点，在商品经济时代，的确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司空见惯的“潜规则”。他们之间对等交易关系的平衡，是伴随着李选当年的一位小学同学曾铖的出现而被打破的。那一天，“李选闲极无聊，在百度上敲下曾铖的名字。她想，叫这个名字的人不会太多，没准真的就被自己搜出来了。果然，搜索页面的第一页，就冒出来她这个阔别多年的小学同学。”（第3页）这时候的曾铖，定居在成都，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在李选自己，在网络上搜寻曾铖，只是一时的闲极无聊之举，但她却根本未能预料到，自己这看似无意的一“敲”，却给自己“敲”出了一段情感的纠结，一种精神上难以排解的“踟蹰”。归根结底，只面对着张立均一人时的李选，根本不可能陷入“踟蹰”的状态。正如同秦罗敷须得同时面对着“使君”以及那位没有出场的丈夫才会陷入“踟蹰”一样，李选的“踟蹰”，也与张立均与曾铖这两位男性的同时存在密切相关。对于李选心态的这种微妙变化，弋舟借助于曾铖之口进行过不无犀利的揭示：“女人只有无力面对男人诱惑的时候，才拿另一个男人给自己打气。也成，能被你用来抵抗魔鬼，也是我的荣幸。”“还有一种可能，女人在试图勾起男人兴趣的时候，也会故意说起其他男人。”“在这个意义上，我想，罗敷给太守吹嘘她的男人，没准是在反过来勾引太守呢。”（第29页）就这样，表面上是曾铖的一种心理分析，实际上借此道出的却是李选一种“踟蹰”的精神状态。
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曾铖的中途出现，的确对李选的情感与精神状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使她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踟蹰”状态中。在曾铖出现并引发李选的内心波浪之后，才有了李选对于张立均的拒绝。李选之所以要拒绝张立均，正是为了能够与途经西安中转的曾铖见面。一方面是阔别将近30年之久的老同学，另一方面是自己的老板，李选顿时陷入抉择的困境之中。但在经过一番内心的痛苦挣扎后，李选感情的天平却还是倾斜到了曾铖一边。然而，问题的复杂处在于，虽然李选已经做出了抉择，但她内心世界却又为此而颇觉不安：“整个下午李选的情绪都很焦灼。她感到有些对不起张立均。这种情绪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李选从来不觉得自己欠张立均什么，两人之间，不过是经历着这个世界已经约定俗成的那部分规则。同时，‘对不起张立均’这种感觉，又让她有些高兴。”（第38页）实际上，车祸发生前，李选与曾铖也只不过见过两次面。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保持着短信联系：“往往是曾铖在夜里发短信和她说些比较煽情的话，第二天又懊悔地道歉，说他不记得了，一定是喝多了。”（第70页）然后，就有了车祸前夕的那次见面。正是这次见面，让李选彻底从一种情感的迷局中清醒过来，让她明白自己与曾铖彼此相爱并生活在一起只是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奢望：“曾铖你得逞了，我对你动情了。可我知道，你从没想过和我实质性地去相爱。”（第79页）接下来，就是那起突如其来的车祸了。酒驾后的车祸倒也罢了，关键是车祸发生后李选采取了与曾铖截然不同的应对姿态。在把曾铖断然驱离现场自己主动承担责任之后，李选竟然送给曾铖一次出人意料的长吻：“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李选都不会想到自己的生命中居然会有如此镇静的时刻。她捧起了曾铖的脸，踮起脚尖，深深地吻他。她想让他永远记得，她的嘴唇竟那么柔软，让他在这一刻，再次感受女性的嘴唇会那么柔软，给他喻示出所有女性的嘴唇，再次对他启蒙，无以复加，让他其后亲吻着的女人的嘴唇，也就只是嘴唇了……”（第81页）由此可见，小说中的这起车祸既是现实的，也是象征的。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更是一起情感的车祸，精神的车祸。正是这起车祸，把一度沉迷的李选从一种情感与精神的迷局中震醒，让她清楚地看到了无爱的残酷真相，并以一个长吻的形式告别曾经的过去，彻底走出情感与精神的“踟蹰”状态。
与李选一样身处情感与精神“踟蹰”状态的，是与她发生过情感纠葛的两位男性主人公，即张立均与曾铖。先来看张立均。张立均，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成功人士形象。但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成功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强势岳父所赐的结果。身居高位的岳父，对张立均有着突出的双刃剑效应，即是他成功的基石，却也给他带来了一位飞扬跋扈的强势妻子。如此一种不对等的情感婚姻状态，对张立均造成了永远都无法治愈的精神暗伤。更何况，他还一直怀疑自己的女儿其实并非自己亲生。面容与精神“憔悴”的李选，之所以能够一下子走入他的世界，与他如此一种纠结的精神底色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半年前，李选出现了。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张立均的心里，被当成了另一个女人的折射。”“当李选以一个落魄者的角色站在张立均面前时，恰恰极大地满足了张立均幽暗的心理需求。”（第100页）正如同李选一样，一开始张立均也把两人之间的关系定位在了对等交易的“潜规则”上。没想到，时间一长，他竟慢慢地不再仅仅满足于这种情感状态了。于是，也就有了半夜里诡异短信的出现：“他所缺乏的，他知道，只是那种来自某个特定的女性无以复加的爱与服从。而李选，完全具备他心目中那个特定的女性的条件。于是，鬼使神差，他向李选发出了那种诡计一般的短信。他一方面试探与诱导着李选，一方面也填补着自己内心的罅隙。这让他几乎像是置身于一场青涩的恋爱之中了，有一些忐忑，也有一些狂热。这种滋味是张立均从未尝到过的，他在知天命的年纪里，开始补上人生的这一课。”（第100—101页）一方面仅仅把李选定位为“潜规则”的对象，另一方面却又对她有着难以遏制的情感需求，成功人士张立均，就这样陷入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种“踟蹰”状态之中。一起车祸的发生，只不过是把张立均的内心“踟蹰”进一步明朗化而已：“老实说，一切的确出乎了他的预料。令张立均意外的，并不是这起车祸本身，而是当这样一起严峻的事故摆在面前时，他内心里所经历的那种复杂的踟蹰。”（第90页）究其实，张立均的“踟蹰”，与曾铖在李选情感生活中的突然现身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联。曾铖的肇事逃逸，给张立均提供了一个借助于车祸摆平因而在李选面前扮演英雄角色的机会。对于张立均摆平车祸过程中的微妙心态，黄雅莉可谓有着相当到位的理解与分析。一方面，张立均纠结于李选没有能够把车祸的真相坦白道来，另一方面，李选身后那位男人的存在，却又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挺身而出保护李选的责任感。用黄雅莉的说法叫作：“這甚至已经无关爱与不爱了———男人们是一种很奇怪的物种。”（第151页）也正因此，到最后，当张立均从李选那里听到她已经用40万元把车祸摆平的消息之后，他才会特别失望，才会恼怒至极：“他没有想到，李选居然可以不依靠他就筹齐了那40万元钱，而潜意识里，这笔钱，他认为无论如何李选都是应该来向他张口的。他认为这件事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他，最终的解决都要仰仗他的援助。但是，现在他却成了一个局外人。这真的令他失望极了，感觉自己像是被人偷袭了一般，也好像是遭到了遗弃。这些日子他为这件事百般踟蹰，原来都是杞人忧天———李选并不需要他。”（第160—161页） 然后，是那位如同天外来客般突然闯入李选生活中的画家曾铖。关于曾铖，小说中曾经借助于李选的目光，数次描写过他伸展双臂走路的情形：“李选看着曾铖的背影，内心似乎突然有所期待。真的是很神奇，当这种期待的念头刚刚生出，李选就看到前面的曾铖甩开了雷铎的胳膊，伸展双臂，沿着路面薄薄的积冰，以一种梦幻般的姿态滑行起来。”（第74页）曾铖的这种走路情形，让李选倍觉怜惜与痛楚，认为他是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李选之所以会对曾铖心生爱意，正与这种母性情怀的被唤醒紧密相关。事实上，生活中的曾铖也的确就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正因为他是一个责任感严重匮乏的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所以他才会从那起车祸的现场仓皇逃逸，也才会在闯祸后匆匆忙忙地赶回到前妻戴瑶身边：“每当他的人生遭遇坎坷，他便会身不由己地奔赴自己前妻的身边。”（第169页）虽然说早已分手，但精神上却一直无法摆脱对前妻的依赖，李选不幸遭遇曾铖这样一位男性，也就真的称得上是所托非人了。究其实，曾铖的“踟蹰”在于，连自己到底爱不爱李选都搞不清楚。面对着前妻戴瑶的追问，曾铖对自己的情感世界进行过一番自我清理。一方面，他把自己对李选的“爱”归结为是怀旧心理在作祟，归结为李选依然漂亮，另一方面，他又认定：“那天夜里，她的眼神告诉了我，我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天大的障碍，我看出来了，她的身后一定还有另外的男人存在。和我周旋，对她而言，可能是一个无法兑现到现实里的梦。她有她的世界，我的出现，不过是助长她任性地做了回梦。”（第172页）也因此，到最后，曾铖对于自己和李选这段情缘纠葛的定位是：“我和李选邂逅，就像是两条鱼迫不及待地需要相濡以沫一下，最终难免还是要相忘于江湖吧。只是这结果来得太快了一点，而且在方式上也这么让人难以接受。”你看，即使在李选已经主动替他承担了车祸的所有罪责之后，曾铖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悔罪与感恩心理来。就此而言，他在车祸发生后的肇事逃逸，在象征的层面上，也就的确可以被看作情感上的一种肇事逃逸。
阅读弋舟《我们的踟蹰》，有两个细节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其一是在李选与曾铖第二次见面的那个晚上，李选曾经专门向曾铖提问：“曾铖你还相信爱情吗？”曾铖的回答是：“我对你说过，我不信了，但我要求自己必须还得一次一次去信，没有了这种相信，我们会活得更加糟糕。还能试图去爱，会让我们显得比较像一根还有被煎熬价值的药材，而不是已经成了可以被废弃的药渣。”（第78页）既然已经不再相信爱情，那曾铖当然也就不可能再施爱于李选：“曾铖问过自己的内心，他爱李选吗？而如今的答案则是，不。因为他实在无力去爱一个被岁月巨细靡遗地兜头蒙在罗网里的女人———太复杂了。和这样一个女人去相爱，一切都太复杂了。”（第176页）针对曾铖如此冷漠的姿态与答案，李选的回应是：“从明天起，我要做一个废弃的药渣，要告别那些让自己神魂颠倒的煎熬，简简单单地，哪怕是麻木地生活。”（第79页）非常明显，李选的自许为“药渣”，所表明的，正是她对于情感的一种绝望与虚无的决绝态度。对于她的这种情感态度，我们完全可以用“曾经沧海难为水”一句来加以形容说明。其二是春节时李选与张立均一起熬夜守岁，李选喝醉后曾经明确向张立均提出一个不容回避的尖锐问题：“你爱我吗？”“张立均揉着额头，不知如何应对。那个‘爱’字就在嘴边，但他发现，原来要说出这个字时，自己会多么犹豫。此刻李选是醉了的状态，张立均觉得自己更是无法去敷衍她，那样做，就像是自己在敷衍自己。”面对着张立均的犹豫不决，酒醉心明的李选给出的回应是：“不爱，你不爱我。你们都不爱我，你们不关心我的从前，不关心我的未来，你们爱的是你们自己……”（第137页）将以上两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加以整合，再加上小说结尾处曾铖在“恍然”状态中的一种清醒认识：“其实很久以来，他都并没有一个所爱的对象，他所匮乏的，只是爱之本身。”（第184页）就非常自然地能够促使我们联想到弋舟曾经在小说后记中发出的犀利诘问：“在这个时代，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世态炎凉的沧桑男女，是否还有爱与被爱的可能。”直言之，这里的关键已经不再是“是否还有爱与被爱的可能”的问题，而是李选、张立均以及曾铖这几位沧桑男女是否还具备爱的能力的问题。内心里都有着对于爱的某种强烈渴望，但在实际上却又都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此种情形的出现，就清楚地说明着李选他们的主体精神世界本身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弋舟《我们的踟蹰》是一部爱情小说，反倒不如说是一部深入勘探表现时代精神存在状况的小说。爱情其表，精神其里。大约也正因如此，弋舟才会在后记中发出如此一种由衷的感慨：“同样结合着‘爱’的图景，正好比：一次次的挫败让男人女人成熟，也难免使得男人女人丧失爱的能力。这其中，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使我们不再有磊落的爱意？是什么，使得我们不再具备死生契阔的深情？”[1]依我愚见，这个被弋舟揪住不肯撒手的“什么”，很显然就是当下时代人们一种普遍的精神状况。
说到对于时代精神状况的勘探表现，有一点不容忽视的，就是张立均财富的来历问题。关于张立均如何变身为一个成功人士，小说中只在两处有过隐隐约约的触及。一处是：“他的事业做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很大程度上是拜他妻子所赐———他有一位身居高位的岳父，而这一点，才是他成功的基石。”（第99页）倘若联系当下时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其中一种权钱交易或者说权力与资本结盟的意味，就是昭然若揭的。若非有权力的深度介入，张立均的成功便绝无可能。另一处是：“这一刻，张立均充分认识到了世界的无序与混乱，所有的人都在争，在抢，不择手段，无视规矩———尽管，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秩序破坏者。”（第153页）请一定注意“不折不扣的秩序破坏者”，虽然只是如蜻蜓点水般地点到为止，但明眼人一看即知，叙述者在这里其实是在暗指张立均的发达成功过程。一句话，正因为秩序的破坏者张立均们“不择手段，无视规矩”，巧夺豪取，所以，才会如愿上位，才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成功人士。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注意到，小说还曾经一再描写展示张立均面对着车祸受害者，那位被指为“失足妇女”的杨丽丽，以及她的嫂子项晓霞们时一种莫名其妙的精神优越感。杨丽丽与项晓霞的形象与气质，不仅不堪，而且还一再胡搅蛮缠，总是以一种近乎无赖的手段试图榨取更多的赔偿。这里，一方面固然是在揭示一种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但另一方面却也更在强有力地展示诘问着社会的不公正。自己明明凭借着对秩序的破坏凭借着权力与资本的结盟而获致成功，反过来却要在底层人群面前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地做道貌岸然状。通过如此一种对比鲜明的描写，弋舟显然意在抨击批判社会的不公正。但请注意，如此一种社会的不公正，实际上也还潜隐于李选与张立均、曾铖的情感纠葛之中。从表面上看，李选与张立均、曾铖他们之间只是一种爱与不爱的情感纠葛，但我们却一定不能忽视他们之间地位的不对等问题。张立均是毫无疑问的成功人士。而曾铖，作家虽然没有具体交代他的经济状况，但从他的画家身份，从他总是坐着飞机飞来飞去的行为做派，我们却不难判断出他实际上也是一位财富的拥有者。那么，李选呢，却只是一个带着幼子艰难生存的单身女性，一位高级打工者。究其根本，他们各自财富与地位的不对等状况，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之间情感故事的悲剧性质。也因此，从表面看起来貌似相同的“踟蹰”，事实上却是极不相同不可同日而语的“踟蹰”。对于这一点，弋舟同样有着清醒的理解和认识：“只不过，这个时代的李选，面临着比那个时代的罗敷更为芜杂的局面———毋宁说，权力与资本在这个时代具有锐不可当的诱惑力和掠夺性；毋宁说，这个时代的曾铖、张立均比那个时代的使君更加幽暗与叵测，欲望更加曲折逶迤；毋宁说，这个时代的李选比那个时代的罗敷更多出了许多的不甘、许多的迎难而上的果决的动力。”[1]就这样，只是通过三个“毋宁说”，弋舟就点破了李选他们情感纠葛中所缠绕着的时代与社会因素。能够在一部篇幅有限的“小长篇”中，既充分描写展示李选、张立均以及曾铖之间情感与精神的“踟蹰”状况，更能不无尖锐犀利地触及背后潜隐着的时代与社会原因，所充分见证的，正是弋舟思想艺术能力的非同一般。
但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却不能不提及小说中曾经被数次强调的那首书写表达爱的痛苦与精神的悬空无着状态的诗歌。尽管作家借助于叙述者的口吻一再强调其中“万物天生一颗爱美之心”一句的重要，但在我看来，与小说题旨关系最为密切的，恐怕却是另外的几句。其一是“亲爱的，把我的心也拿去洗一洗/它悬空太久，孤单，痛”，其二是“我爱你是因为你符合我的审美/你爱我是因为命运的安排”。前者一方面意在强调内心世界的蒙尘已久，积垢过多，所以需要清洗，另一方面则在表达一种令人倍感痛苦的精神悬空与孤独状态。倘若联系小说故事，后者一方面在强调张立均和曾铖之所以会对李选产生浓烈的兴趣，与其天生丽质的“憔悴”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却在表达李选面对两位强势男性时的某种无可奈何。另外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张立均读过这首诗之后的真切反应：“张立均捂住脸，双肩抑制不住地战栗起来。他想，他也应该去住院了。”（第165页）一个社會的成功人士，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去“住院”呢？这只能说明他的精神状况的确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借助于这一细节，弋舟显然就是要进一步强化凸显《我们的踟蹰》这部“小长篇”精神叙事特质的具备。而我们这篇文章的标题“行走在情感与精神的边缘”，其实也意在于此。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弋舟.后记：我们何以爱得踟蹰[A].我们的踟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187.
[2]王春林.女性命运的书写及其他[J].长城，2014（3）.
弋舟的小说写作近几年来可谓风生水起，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包括《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三部中篇小说在内的《刘晓东》三部曲。虽然只是中篇小说，但作家那样一种企图精准地捕捉表现时代精神本质的艺术野心却还是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到了《我们的踟蹰》这部“小长篇”中，弋舟一样企图对当下时代或一侧面的时代精神本质进行精准的艺术测度与表现。就此而言，《我们的踟蹰》精神叙事特质的具备，可以说是非常醒目的一种存在。实际上，只要是关注弋舟小说写作的朋友，就都会知道，《我们的踟蹰》的前身，是一部名为《李选的踟蹰》的中篇小说，曾经发表在《当代》杂志2012年第5期上。从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关键词“踟蹰”没有变化，变化了的是这一语词的前缀。“李选”是一个个体，而“我们”则是一个群体的指称代词，其指称范围可以无限放大。假若以国外的那个阔大世界为参照系，“我们”可以指代“中国人”，假若以地球外的整个宇宙为参照系，“我们”甚至可以指代“地球人”。直言之，由“李选”而变身为“我们”，乃意味着弋舟的关注视野明显扩大，由对个体的审视思考变身为对群体的审视思考。
文体的转化之外，另一个值得予以关注的问题，是这部“小长篇”的来历究竟如何。一方面，弋舟的写作当然来自他对于现实生活敏锐的观察与发现，另一方面，单就这部《我们的踟蹰》（实际上也包括《李选的踟蹰》）而言，他的写作灵感与中国古代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之间影响关系的存在，却也是无法被否认的一种事实。或者，干脆就是《陌上桑》中的“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这一传世名句从根本上触动并召唤着作家的写作灵感。按照通常意义上的理解，《陌上桑》一篇意在赞美女主人公秦罗敷的坚贞与机智。当她面对着来自权贵阶层的“使君”的骚扰的时候，不仅丝毫不为所动，而且还机智应对，以盛赞自己夫君才貌的方式回绝了对方的无理要求。因为她的坚贞与机智，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作为一位理想化的女性形象而被传颂。但到了弋舟这里，却很显然从这一古老的篇章里翻出了新意。请注意小说中的这样一段叙事话语：“李选一边喝咖啡，一边想，如果一个女人，身后有着罗敷所形容出的那个夫君，她还会被这个世界所诱惑吗？当然不，起码被诱惑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但是，又有几个女人会摊上这样的夫君呢？罗敷就没有吧，李选想，这个古代女人其实是在自吹自擂，外强中干，用一个海市蜃楼般的丈夫抵挡汹涌的试探。”（第18页）必须看到，对于《陌上桑》的此种新解，既是属于人物李选的，更是属于作家弋舟的。此处的“踟蹰”，意在表现面对着不同的“使君”，李选们的内心世界充满犹疑与徘徊，不知道究竟该做出何种选择的一种情感与精神困境。唯其如此，弋舟才会在后记中做这样的一种表达：“在这个时代，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世态炎凉的沧桑男女，将如何相爱？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本身便足以令人踟蹰。当我们将爱规定在‘这个时代’与‘沧桑男女’的前提之下，问题似乎便可以推翻，并置换成另一个更为严厉的诘问：在这个时代，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世态炎凉的沧桑男女，是否还有爱与被爱的可能。”[1]就此一诘问的自觉艺术表达而言，《我们的踟蹰》很自然地也就被纳入了弋舟的小说序列之中。在一篇谈论弋舟《所有路的尽头》的文章中，笔者曾经写道：“我们注意到，在小说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句谈论绘画的叙事话语：‘这位画家的画风我很喜欢，作品中极端的技巧主义倾向彰显了画家卓越的感受力’。对应于弋舟的小说创作，这句话多少带有一点夫子自道的意味。细察弋舟的小说创作，那样一种特别专注于完美艺术技巧追求的‘技巧主义倾向’，其实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这一点，同样突出地表现在《所有路的尽头》这部中篇小说中。虽然篇幅不算太大，但弋舟却精心地为自己的小说设定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询唤艺术结构。所谓‘询唤结构’，就是指作家抓住一个关键性的情节，不断地探求追问事件的真相。追问的过程本身，也正是小说文本的展开过程。”[2]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是《所有路的尽头》，其他诸如《等深》《而黑夜已至》《平行》等作品中，也都有着对于所谓“询唤结构”的熟练征用。某种意义上，“询唤结构”似乎已经成为弋舟小说作品的某种标志性特质。在这个意义上，把弋舟在《我们的踟蹰》中提出的“严厉诘问”纳入“询唤结构”之中，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的踟蹰》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其核心故事是一起突如其来的车祸。这起突如其来的车祸，具有突出的结构性意义，不仅使得小说中的几位主要人物李选、张立均、曾铖交集到一起，而且也把杨丽丽、项晓霞、戴瑶、黄雅莉等一些不怎么重要的人物形象也都牵连交织到了同一张命运之网中。其中，最为核心的人物，当然是身为女性的李选。之所以会是如此，是因为其对位人物《陌上桑》中的秦罗敷也是女性。因是之故，我们首先要讨论的，也就是李选的“踟蹰”。李选是一个带着儿子生活的单身女性，曾经与一位韩国人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这段短暂婚姻留给她的，就是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儿子。离开韩国人之后，为了维持生计，李选还有过一段在朋友的旅行社上班销售机票的工作履历。她之所以会成为张立均的下属，完全是因为父亲一力强制要求的结果。因为曾经在张立均的起步之初对他有所帮助，所以她父亲便把李选介绍给了张立均。让她始料未及的是，虽然有着父亲的老关系，到最后她还是被张立均“潜规则”了：“半年多来，她只被他带到酒店去过三次。陪他在午后喝茶，经常也是无声无息的，不过偶尔说几句有关公司业务的事。”（第27页）李选的这种遭际，所充分说明的，正是资本已然日益成为当下时代的一种决定性力量。在这种新兴的社会力量面前，当年她父亲依仗手中权力对于张立均的帮助已经变得一文不值。就这样，只是通过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弋舟就写出了不同社会力量之间地位的彼此更易。好在作为商人的张立均，也还恪守着对等交易的原则。在得到李选身体的同时，他也给予她相应的回报：“公司是集团刚刚为新业务成立的，她被张立均任命为副总。”（第16页）与此同时，张立均给予她的工资待遇也会比其他员工高一些。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他们之间其实是一种对等的交易关系。这一点，在商品经济时代，的确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司空见惯的“潜规则”。他们之间对等交易关系的平衡，是伴随着李选当年的一位小学同学曾铖的出现而被打破的。那一天，“李选闲极无聊，在百度上敲下曾铖的名字。她想，叫这个名字的人不会太多，没准真的就被自己搜出来了。果然，搜索页面的第一页，就冒出来她这个阔别多年的小学同学。”（第3页）这时候的曾铖，定居在成都，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在李选自己，在网络上搜寻曾铖，只是一时的闲极无聊之举，但她却根本未能预料到，自己这看似无意的一“敲”，却给自己“敲”出了一段情感的纠结，一种精神上难以排解的“踟蹰”。归根结底，只面对着张立均一人时的李选，根本不可能陷入“踟蹰”的状态。正如同秦罗敷须得同时面对着“使君”以及那位没有出场的丈夫才会陷入“踟蹰”一样，李选的“踟蹰”，也与张立均与曾铖这两位男性的同时存在密切相关。对于李选心态的这种微妙变化，弋舟借助于曾铖之口进行过不无犀利的揭示：“女人只有无力面对男人诱惑的时候，才拿另一个男人给自己打气。也成，能被你用来抵抗魔鬼，也是我的荣幸。”“还有一种可能，女人在试图勾起男人兴趣的时候，也会故意说起其他男人。”“在这个意义上，我想，罗敷给太守吹嘘她的男人，没准是在反过来勾引太守呢。”（第29页）就这样，表面上是曾铖的一种心理分析，实际上借此道出的却是李选一种“踟蹰”的精神状态。
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曾铖的中途出现，的确对李选的情感与精神状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使她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踟蹰”状态中。在曾铖出现并引发李选的内心波浪之后，才有了李选对于张立均的拒绝。李选之所以要拒绝张立均，正是为了能够与途经西安中转的曾铖见面。一方面是阔别将近30年之久的老同学，另一方面是自己的老板，李选顿时陷入抉择的困境之中。但在经过一番内心的痛苦挣扎后，李选感情的天平却还是倾斜到了曾铖一边。然而，问题的复杂处在于，虽然李选已经做出了抉择，但她内心世界却又为此而颇觉不安：“整个下午李选的情绪都很焦灼。她感到有些对不起张立均。这种情绪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李选从来不觉得自己欠张立均什么，两人之间，不过是经历着这个世界已经约定俗成的那部分规则。同时，‘对不起张立均’这种感觉，又让她有些高兴。”（第38页）实际上，车祸发生前，李选与曾铖也只不过见过两次面。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保持着短信联系：“往往是曾铖在夜里发短信和她说些比较煽情的话，第二天又懊悔地道歉，说他不记得了，一定是喝多了。”（第70页）然后，就有了车祸前夕的那次见面。正是这次见面，让李选彻底从一种情感的迷局中清醒过来，让她明白自己与曾铖彼此相爱并生活在一起只是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奢望：“曾铖你得逞了，我对你动情了。可我知道，你从没想过和我实质性地去相爱。”（第79页）接下来，就是那起突如其来的车祸了。酒驾后的车祸倒也罢了，关键是车祸发生后李选采取了与曾铖截然不同的应对姿态。在把曾铖断然驱离现场自己主动承担责任之后，李选竟然送给曾铖一次出人意料的长吻：“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李选都不会想到自己的生命中居然会有如此镇静的时刻。她捧起了曾铖的脸，踮起脚尖，深深地吻他。她想让他永远记得，她的嘴唇竟那么柔软，让他在这一刻，再次感受女性的嘴唇会那么柔软，给他喻示出所有女性的嘴唇，再次对他启蒙，无以复加，让他其后亲吻着的女人的嘴唇，也就只是嘴唇了……”（第81页）由此可见，小说中的这起车祸既是现实的，也是象征的。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更是一起情感的车祸，精神的车祸。正是这起车祸，把一度沉迷的李选从一种情感与精神的迷局中震醒，让她清楚地看到了无爱的残酷真相，并以一个长吻的形式告别曾经的过去，彻底走出情感与精神的“踟蹰”状态。
与李选一样身处情感与精神“踟蹰”状态的，是与她发生过情感纠葛的两位男性主人公，即张立均与曾铖。先来看张立均。张立均，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成功人士形象。但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成功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强势岳父所赐的结果。身居高位的岳父，对张立均有着突出的双刃剑效应，即是他成功的基石，却也给他带来了一位飞扬跋扈的强势妻子。如此一种不对等的情感婚姻状态，对张立均造成了永远都无法治愈的精神暗伤。更何况，他还一直怀疑自己的女儿其实并非自己亲生。面容与精神“憔悴”的李选，之所以能够一下子走入他的世界，与他如此一种纠结的精神底色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半年前，李选出现了。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张立均的心里，被当成了另一个女人的折射。”“当李选以一个落魄者的角色站在张立均面前时，恰恰极大地满足了张立均幽暗的心理需求。”（第100页）正如同李选一样，一开始张立均也把两人之间的关系定位在了对等交易的“潜规则”上。没想到，时间一长，他竟慢慢地不再仅仅满足于这种情感状态了。于是，也就有了半夜里诡异短信的出现：“他所缺乏的，他知道，只是那种来自某个特定的女性无以复加的爱与服从。而李选，完全具备他心目中那个特定的女性的条件。于是，鬼使神差，他向李选发出了那种诡计一般的短信。他一方面试探与诱导着李选，一方面也填补着自己内心的罅隙。这让他几乎像是置身于一场青涩的恋爱之中了，有一些忐忑，也有一些狂热。这种滋味是张立均从未尝到过的，他在知天命的年纪里，开始补上人生的这一课。”（第100—101页）一方面仅仅把李选定位为“潜规则”的对象，另一方面却又对她有着难以遏制的情感需求，成功人士张立均，就这样陷入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种“踟蹰”状态之中。一起车祸的发生，只不过是把张立均的内心“踟蹰”进一步明朗化而已：“老实说，一切的确出乎了他的预料。令张立均意外的，并不是这起车祸本身，而是当这样一起严峻的事故摆在面前时，他内心里所经历的那种复杂的踟蹰。”（第90页）究其实，张立均的“踟蹰”，与曾铖在李选情感生活中的突然现身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联。曾铖的肇事逃逸，给张立均提供了一个借助于车祸摆平因而在李选面前扮演英雄角色的机会。对于张立均摆平车祸过程中的微妙心态，黄雅莉可谓有着相当到位的理解与分析。一方面，张立均纠结于李选没有能够把车祸的真相坦白道来，另一方面，李选身后那位男人的存在，却又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挺身而出保护李选的责任感。用黄雅莉的说法叫作：“這甚至已经无关爱与不爱了———男人们是一种很奇怪的物种。”（第151页）也正因此，到最后，当张立均从李选那里听到她已经用40万元把车祸摆平的消息之后，他才会特别失望，才会恼怒至极：“他没有想到，李选居然可以不依靠他就筹齐了那40万元钱，而潜意识里，这笔钱，他认为无论如何李选都是应该来向他张口的。他认为这件事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他，最终的解决都要仰仗他的援助。但是，现在他却成了一个局外人。这真的令他失望极了，感觉自己像是被人偷袭了一般，也好像是遭到了遗弃。这些日子他为这件事百般踟蹰，原来都是杞人忧天———李选并不需要他。”（第160—161页） 然后，是那位如同天外来客般突然闯入李选生活中的画家曾铖。关于曾铖，小说中曾经借助于李选的目光，数次描写过他伸展双臂走路的情形：“李选看着曾铖的背影，内心似乎突然有所期待。真的是很神奇，当这种期待的念头刚刚生出，李选就看到前面的曾铖甩开了雷铎的胳膊，伸展双臂，沿着路面薄薄的积冰，以一种梦幻般的姿态滑行起来。”（第74页）曾铖的这种走路情形，让李选倍觉怜惜与痛楚，认为他是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李选之所以会对曾铖心生爱意，正与这种母性情怀的被唤醒紧密相关。事实上，生活中的曾铖也的确就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正因为他是一个责任感严重匮乏的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所以他才会从那起车祸的现场仓皇逃逸，也才会在闯祸后匆匆忙忙地赶回到前妻戴瑶身边：“每当他的人生遭遇坎坷，他便会身不由己地奔赴自己前妻的身边。”（第169页）虽然说早已分手，但精神上却一直无法摆脱对前妻的依赖，李选不幸遭遇曾铖这样一位男性，也就真的称得上是所托非人了。究其实，曾铖的“踟蹰”在于，连自己到底爱不爱李选都搞不清楚。面对着前妻戴瑶的追问，曾铖对自己的情感世界进行过一番自我清理。一方面，他把自己对李选的“爱”归结为是怀旧心理在作祟，归结为李选依然漂亮，另一方面，他又认定：“那天夜里，她的眼神告诉了我，我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天大的障碍，我看出来了，她的身后一定还有另外的男人存在。和我周旋，对她而言，可能是一个无法兑现到现实里的梦。她有她的世界，我的出现，不过是助长她任性地做了回梦。”（第172页）也因此，到最后，曾铖对于自己和李选这段情缘纠葛的定位是：“我和李选邂逅，就像是两条鱼迫不及待地需要相濡以沫一下，最终难免还是要相忘于江湖吧。只是这结果来得太快了一点，而且在方式上也这么让人难以接受。”你看，即使在李选已经主动替他承担了车祸的所有罪责之后，曾铖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悔罪与感恩心理来。就此而言，他在车祸发生后的肇事逃逸，在象征的层面上，也就的确可以被看作情感上的一种肇事逃逸。
阅读弋舟《我们的踟蹰》，有两个细节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其一是在李选与曾铖第二次见面的那个晚上，李选曾经专门向曾铖提问：“曾铖你还相信爱情吗？”曾铖的回答是：“我对你说过，我不信了，但我要求自己必须还得一次一次去信，没有了这种相信，我们会活得更加糟糕。还能试图去爱，会让我们显得比较像一根还有被煎熬价值的药材，而不是已经成了可以被废弃的药渣。”（第78页）既然已经不再相信爱情，那曾铖当然也就不可能再施爱于李选：“曾铖问过自己的内心，他爱李选吗？而如今的答案则是，不。因为他实在无力去爱一个被岁月巨细靡遗地兜头蒙在罗网里的女人———太复杂了。和这样一个女人去相爱，一切都太复杂了。”（第176页）针对曾铖如此冷漠的姿态与答案，李选的回应是：“从明天起，我要做一个废弃的药渣，要告别那些让自己神魂颠倒的煎熬，简简单单地，哪怕是麻木地生活。”（第79页）非常明显，李选的自许为“药渣”，所表明的，正是她对于情感的一种绝望与虚无的决绝态度。对于她的这种情感态度，我们完全可以用“曾经沧海难为水”一句来加以形容说明。其二是春节时李选与张立均一起熬夜守岁，李选喝醉后曾经明确向张立均提出一个不容回避的尖锐问题：“你爱我吗？”“张立均揉着额头，不知如何应对。那个‘爱’字就在嘴边，但他发现，原来要说出这个字时，自己会多么犹豫。此刻李选是醉了的状态，张立均觉得自己更是无法去敷衍她，那样做，就像是自己在敷衍自己。”面对着张立均的犹豫不决，酒醉心明的李选给出的回应是：“不爱，你不爱我。你们都不爱我，你们不关心我的从前，不关心我的未来，你们爱的是你们自己……”（第137页）将以上两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加以整合，再加上小说结尾处曾铖在“恍然”状态中的一种清醒认识：“其实很久以来，他都并没有一个所爱的对象，他所匮乏的，只是爱之本身。”（第184页）就非常自然地能够促使我们联想到弋舟曾经在小说后记中发出的犀利诘问：“在这个时代，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世态炎凉的沧桑男女，是否还有爱与被爱的可能。”直言之，这里的关键已经不再是“是否还有爱与被爱的可能”的问题，而是李选、张立均以及曾铖这几位沧桑男女是否还具备爱的能力的问题。内心里都有着对于爱的某种强烈渴望，但在实际上却又都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此种情形的出现，就清楚地说明着李选他们的主体精神世界本身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弋舟《我们的踟蹰》是一部爱情小说，反倒不如说是一部深入勘探表现时代精神存在状况的小说。爱情其表，精神其里。大约也正因如此，弋舟才会在后记中发出如此一种由衷的感慨：“同样结合着‘爱’的图景，正好比：一次次的挫败让男人女人成熟，也难免使得男人女人丧失爱的能力。这其中，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使我们不再有磊落的爱意？是什么，使得我们不再具备死生契阔的深情？”[1]依我愚见，这个被弋舟揪住不肯撒手的“什么”，很显然就是当下时代人们一种普遍的精神状况。
说到对于时代精神状况的勘探表现，有一点不容忽视的，就是张立均财富的来历问题。关于张立均如何变身为一个成功人士，小说中只在两处有过隐隐约约的触及。一处是：“他的事业做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很大程度上是拜他妻子所赐———他有一位身居高位的岳父，而这一点，才是他成功的基石。”（第99页）倘若联系当下时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其中一种权钱交易或者说权力与资本结盟的意味，就是昭然若揭的。若非有权力的深度介入，张立均的成功便绝无可能。另一处是：“这一刻，张立均充分认识到了世界的无序与混乱，所有的人都在争，在抢，不择手段，无视规矩———尽管，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秩序破坏者。”（第153页）请一定注意“不折不扣的秩序破坏者”，虽然只是如蜻蜓点水般地点到为止，但明眼人一看即知，叙述者在这里其实是在暗指张立均的发达成功过程。一句话，正因为秩序的破坏者张立均们“不择手段，无视规矩”，巧夺豪取，所以，才会如愿上位，才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成功人士。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注意到，小说还曾经一再描写展示张立均面对着车祸受害者，那位被指为“失足妇女”的杨丽丽，以及她的嫂子项晓霞们时一种莫名其妙的精神优越感。杨丽丽与项晓霞的形象与气质，不仅不堪，而且还一再胡搅蛮缠，总是以一种近乎无赖的手段试图榨取更多的赔偿。这里，一方面固然是在揭示一种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但另一方面却也更在强有力地展示诘问着社会的不公正。自己明明凭借着对秩序的破坏凭借着权力与资本的结盟而获致成功，反过来却要在底层人群面前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地做道貌岸然状。通过如此一种对比鲜明的描写，弋舟显然意在抨击批判社会的不公正。但请注意，如此一种社会的不公正，实际上也还潜隐于李选与张立均、曾铖的情感纠葛之中。从表面上看，李选与张立均、曾铖他们之间只是一种爱与不爱的情感纠葛，但我们却一定不能忽视他们之间地位的不对等问题。张立均是毫无疑问的成功人士。而曾铖，作家虽然没有具体交代他的经济状况，但从他的画家身份，从他总是坐着飞机飞来飞去的行为做派，我们却不难判断出他实际上也是一位财富的拥有者。那么，李选呢，却只是一个带着幼子艰难生存的单身女性，一位高级打工者。究其根本，他们各自财富与地位的不对等状况，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之间情感故事的悲剧性质。也因此，从表面看起来貌似相同的“踟蹰”，事实上却是极不相同不可同日而语的“踟蹰”。对于这一点，弋舟同样有着清醒的理解和认识：“只不过，这个时代的李选，面临着比那个时代的罗敷更为芜杂的局面———毋宁说，权力与资本在这个时代具有锐不可当的诱惑力和掠夺性；毋宁说，这个时代的曾铖、张立均比那个时代的使君更加幽暗与叵测，欲望更加曲折逶迤；毋宁说，这个时代的李选比那个时代的罗敷更多出了许多的不甘、许多的迎难而上的果决的动力。”[1]就这样，只是通过三个“毋宁说”，弋舟就点破了李选他们情感纠葛中所缠绕着的时代与社会因素。能够在一部篇幅有限的“小长篇”中，既充分描写展示李选、张立均以及曾铖之间情感与精神的“踟蹰”状况，更能不无尖锐犀利地触及背后潜隐着的时代与社会原因，所充分见证的，正是弋舟思想艺术能力的非同一般。
但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却不能不提及小说中曾经被数次强调的那首书写表达爱的痛苦与精神的悬空无着状态的诗歌。尽管作家借助于叙述者的口吻一再强调其中“万物天生一颗爱美之心”一句的重要，但在我看来，与小说题旨关系最为密切的，恐怕却是另外的几句。其一是“亲爱的，把我的心也拿去洗一洗/它悬空太久，孤单，痛”，其二是“我爱你是因为你符合我的审美/你爱我是因为命运的安排”。前者一方面意在强调内心世界的蒙尘已久，积垢过多，所以需要清洗，另一方面则在表达一种令人倍感痛苦的精神悬空与孤独状态。倘若联系小说故事，后者一方面在强调张立均和曾铖之所以会对李选产生浓烈的兴趣，与其天生丽质的“憔悴”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却在表达李选面对两位强势男性时的某种无可奈何。另外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张立均读过这首诗之后的真切反应：“张立均捂住脸，双肩抑制不住地战栗起来。他想，他也应该去住院了。”（第165页）一个社會的成功人士，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去“住院”呢？这只能说明他的精神状况的确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借助于这一细节，弋舟显然就是要进一步强化凸显《我们的踟蹰》这部“小长篇”精神叙事特质的具备。而我们这篇文章的标题“行走在情感与精神的边缘”，其实也意在于此。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弋舟.后记：我们何以爱得踟蹰[A].我们的踟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187.
[2]王春林.女性命运的书写及其他[J].长城，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