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立，西安人氏
　　1966年生于西安，汉族，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踏足户外。
　　1989、1992年，1995年分别毕业于西北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语言大学。
　　最喜欢的运动—自行车越野，在1988、1989、1991年，从西安出发，骑行新疆、内蒙古和西藏三条线路，行程8200公里。
　　最严重的失败—1994年唐古拉山主峰（6621米）各拉丹冬滑坠，失去了冰镐眼镜帽子，也几乎失去生命。
　　最喜欢的时刻—独自一人靠在青藏公路石头制成的里程碑旁，打开冰冷的罐头，看着面前的河流和远处的雪山，且吃且想。
　　最难忘的一切—拯救我生命的藏族老人，和新疆库尔勒以西40公里那块写着“吾瓦镇”的水泥牌子，那是我灵魂的边界。
　　最想说出的话—我对这个世界充满感恩的心情。它给我的一切，超过我儿时所能梦想的边界。
　　
　　1988年
　　
　　在我们读大学的那个年代，旅行有一种“启蒙”的意味，不过不是教育别人，而是解放自己。中国开放了，我们睁开双眼。我们想看看外国的哲学，围墙外面的世界。
　　我从旅行中懂得了“经验”的重要。1988年，我大学隔壁宿舍的同学去登了太白山，冻饿而归，他的经验提醒了我们食品、装备的重要性。我们四个人带了十斤饼、五个罐头、四壶水、两把刀、两台相机、一个测高仪和四件羽绒服。我们从公路开始徒步，到太白山南坡的厚畛子，从厚畛子上山，翻越3777米的秦岭主峰太白山，从北坡下山，历时四天，成功返回西北大学。
　　在山里，一次正确的判断发生在迷路的情况下：我们面前出现几条上山的道路，我拿出测高仪对大家说，如果我们在哪一条路上越走越高，那就是正确的道路。我们按照我选择的方向爬上一条满是巨石的干涸的河床，不久看见了清澈寒冷的“大爷海”，然后是主峰。一次错误的选择发生在宿营的时候，我自告奋勇带上刀只身去打水，我顺着“水声”不断下行，以为泉水就在下面的山谷里。走了很久，已经没有路，我需要挥刀劈开眼前的道路，“水声”仍然在前面。我忽然意识到那种声音不是流水，而是松涛。不知道为什么，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我掉头往回跑。
　　我从旅行中见到了中国的面貌。高考的时候，我的地理几乎不及格。我一直以为，我生长的关中平原就是辽阔的地方，后来去过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第一次有“井底之蛙”的感觉。不过，真正的辽阔在新疆，在那里，辽阔的意思是你连距离都看不准。我骑车进新疆的时候第一次发现，看来半个小时可以骑到的地方，真正到达那里已经是三个小时以后了。我先后三次骑车出行，一次新疆2400公里，一次内蒙古3400公里，一次西藏2400公里。喝多了的时候，我喜欢夸口说，我比新疆人、内蒙古人和西藏人更了解他们的土地。后来长大了，谦虚了以后，把这种自我吹嘘的范围缩小了：我比新疆人、内蒙古人和西藏人更了解他们的公路，而且只是1988年、1989年和1991年的公路。
　　1988年，我从西安骑行到新疆，就是一辆加重的飞鸽，那时候也算是个名牌车了，我推着它翻过六盘山。这条线路，我宿舍的同学1987年就骑过了。
　　1991年，我骑行青藏线进藏。这趟是为了圆梦，西藏是骑车人的一个梦。在骑车人的圈子里，你要没骑过青藏线，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你是骑车的。
　　我很喜欢骑行，很享受独自享受的感觉，很享受一个人的状态。一个人在野外独自面对天地的感觉很不一样，我老觉得一群人去旅行，他们的目的只是终点，而我一个人骑行，目的有90%在过程中。
　　我爱自己的国家，我用自己的车轮丈量过中国的土地。关于我们的国家，没有一句话比毛泽东的诗句更美好：“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我从旅行中，也体会过危险甚至失败。1994年我和朋友们去攀登长江源头，唐古拉山的主峰各拉丹冬。在一次大胆冒进的侦察攀登中，我发生滑坠，一瞬间从海拔6600米翻滚摔落到5600米。
　　虽然有危险，但我并不后悔。人生就像赌博，而我选择的只是更明显的方式。我觉得我选择户外可能应该算是个人自主意识的觉醒，也许因为以往生活中某些环节有缺失，所以要补课。但比起现在喜欢户外的人来说，我们那个年代应该还是目的相对纯粹的。现在的人多数是为了逃避才去路上，但过去的人在路上是为了快乐，而且这种快乐里多少有点宗教的情结。上世纪80年代末，不仅家人反对我骑行，保险也是困难重重，电话从市保险公司到省保险公司，人家根本就不给保。
　　我的学生里也有喜欢骑行的，我会把个人骑行的经验告诉他们。我的骑行经验一是不用旧的东西，那时还没有专业装备，所以我想，用全新的装备多少比用旧的要保险。在我的骑行过程中，必备的装备首先是一辆新车，还有就是背包、水壶、地图和修车工具，还有一把刀。我经常随身带的是一把一字形的刀，这不是新的。这把刀后来遗失在羊八井了。
　　
　　如今
　　
　　旅行，依仗着我们仅有的时间、钱、跑车、背包、地图和冰稿，纵横中国的土地。每一次看杰克·伦敦在《毒日头》里面写下的：“一看装着帆布邮件袋的雪橇，才又使他相信六十天时间和横越冰天雪地的两千英里路的事实。像做梦一般，他和伸出手来的人握手。他觉得兴高采烈，生命真是壮丽无比。他热爱生命。他心上涌出了同情与友谊的崇高的感觉。这些人都是他的，他的同胞。密密麻麻地不知多少。”都让我想起和我们擦肩而过已经远去的那些身影、那些地方、那些岁月，像刘雨田余纯顺、像格尔木市政府招待所、像公路上雪山上的时刻一样，集聚了多少和年轻、风声一样让我难忘的血性、胆量、豪情和兄弟情谊。
　　
　　编辑按：每一次旅行，都让他想起和他擦肩而过已经远去的那些身影、那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