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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和森的革命生涯中，理论宣传占有重要地位。1922年9月，第一份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从此，蔡和森的名字就和《向导》紧密相联。《向导》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称其为“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蔡和森是《向导》的具体筹办者、首任主编、排名第二的重要撰稿人和第一位评述者。他的开创之功，永载史册。
为办好《向导》周报，克服了重重困难
1921年12月，经陈独秀、陈公培介绍，蔡和森在上海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留在党中央机关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在1922年7月党的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亲手办一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是蔡和森多年来的夙愿。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法国写信给毛泽东，讨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步骤时，将“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级出版物”列为重要的步骤之一。1922年5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构建立，北京团组织创办的《先驱》改组成为团中央的第一个机关报。在团的一大上，蔡和森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并一度担任《先驱》主编，主编了《先驱》第8、9、10期。因为有了与毛泽东一起参与发起《湘江评论》和主编《先驱》的经历，蔡和森积累了一定的办报经验。
在党的二大上，蔡和森接替李达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党的二大决定将原秘密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停刊，新出一种报纸为党中央机关报，由蔡和森负责筹备。1922年9月13日，作为中央机关报的《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发行。周报每周星期三出版，十六开四版，以政论、时评为主。从1922年9月到1925年10月，蔡和森担任了近3年的《向导》主编，超过了《向导》办报近5年时间的一半。
蔡和森为《向导》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蔡和森担任《向导》主编后，积极和陈独秀、马林等人协商，制定了该报的宣传宗旨和编辑方针。另一方面，他领导编辑部为《向导》精心设计了丰富多彩的栏目。同时，他广泛约稿，认真审稿，迅速刊登。
《向导》创刊初期最令蔡和森感到棘手的是捉襟见肘的经费。当时《向导》的经费来源有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这是最主要的途径，经费也相对稳定。第二个渠道是《向导》周报向社会募捐、党员缴纳的党费、党员捐助等经费，数量有限，而且很不稳定。《向导》周报常向社会各界特别是向读者群进行募捐。蔡和森后来曾明确指出：“出版《向导》的全部问题，现在不在于政治上的镇压，因为现在中国没有一种力量，无论是帝国主义或是军阀，能够封闭《向导》，问题只在于经费。”
由于复杂的斗争环境，《向导》编辑部难以进行正常工作，经常搬家。因为交不起上海高昂的房租，编辑部办公场所十分简陋。有一次，蔡和森带领编辑部人员搬到一座僻静的破庙里。编辑部在庙堂正中的台子上，用篾席隔出一间房，作为办公室和卧室。《向导》周报的编辑工作人员很少，许多具体工作实际上都由蔡和森一人承担。在蔡和森担任《向导》主编期间，主编了116期报纸，超过了《向导》总共201期的半数还多。他不仅要写稿、组稿、改稿，还要做编排、校对等工作。为了保证《向导》能按时出版，蔡和森夜以继日地工作，深夜疲倦不堪时，不脱鞋子，和衣躺在床上休息一会，醒来又立即伏案工作。
《向导》的宣传让反动政府如坐针毡，欲除之而后快。《向导》创办伊始，就受到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租界的封杀。尽管《向导》是在租界印刷厂秘密印刷发行的，但租界当局还是以各种手段侦知了《向导》的情况，查封了十余次。从1922年10月第6期起，《向导》被迫北迁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对《向导》同样采取了封杀的态度，邮局常没收《向导》。与北方军阀一丘之貉，南方的军阀也封杀《向导》。1922年11月，蔡和森在《向导》第8期上发表了《国人应当共弃的陈炯明》。文章认为，陈炯明是“民主革命最可怕最反动的叛徒”，“人人得而诛之”。对此，陈炯明怀恨在心，派警察搜查了销售《向导》的广州昌兴街新青年社书店，没收了《向导》周报。
尽管遇到如此多的困难，但是经过蔡和森等人宵衣旰食的努力，《向导》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影响日益扩大。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指出，在党所创办的《前锋》月刊、《新青年》季刊和《向导》周报中，《向导》“在社会上稍有影响”。1925年1月，党的四大充分肯定了《向导》通过几年的奋斗，终于“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认为，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重新明确了各党报的职能，确定《向导》是“党政策之指导机关，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
利用《向导》周报，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向导》创办初期，因为报社人员少，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瞿秋白等中央领导同时还是《向导》的编辑和撰稿人。蔡和森以“和森”为名发表了130多篇文章，还用“本报同人”、“记者”等名字發表一些文章，共计156篇，占《向导》文章总数1474篇的11%，仅次于陈独秀的266篇。
“帝国主义”和“军阀”都是外来名词，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就连胡适这样的大学者也不知道，讥讽为海外奇谈。1922年10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国际的中国》，说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他说帝国主义都是希望中国“和平统一”的，对中国没有“恶意”，“现在的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为此，胡适奉劝《向导》周报实在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牵涉到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胡适说：“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只是实在看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瞎说的国际形势论，才来唱一出对台戏的”。
蔡和森通过《向导》周报，不遗余力地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针对胡适的错误言论，除了陈独秀等撰写文章进行反驳外，蔡和森也撰写了《目下时局与国际帝国主义》、《请看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捣些什么鬼》等文章予以驳斥。经过蔡和森等人两年多的大力宣传，一度被视为“海外奇谈”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到军阀”的口号，终于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甚至成为国民党部分左派与一些进步商人都在使用的最流行的口号。 1925年3月，蔡和森宣布：“现在这种海外奇谈竟成为普遍全中国的政治常识”了。蔡和森曾说过，《向导》所宣传的一切都没有离开这个口号。1928年9月，李立三指出：“我们还记得和森同志等在《向导》上，开始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时候，甚至胡适之先生忙以他的学者态度讥笑这一口号为不通。然而就是这一口号推动了而且正在推动中国千百万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蔡和森意识到对社会性质正确判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积极主动地展开了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结合陈独秀对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认识，蔡和森很快做出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1925年底，蔡和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希腊语意为人民、民主）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蔡和森第一次把“半殖民”和“半封建”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概念，并分析了这个社会的特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灵活而具体的运用。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了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就国际国内形势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纸老虎”这一概念的首创者并非毛泽东，而是蔡和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高层中存在着严重的恐帝思想，不敢领导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1922年9月20日，蔡和森在《向导》第2期上发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论——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的文章，批评一些只知空发议论貌似强大的政治家或政论家时，第一次使用了“纸老虎”的概念。1922年12月，蔡和森在《向导》第13期发表《革命中的希腊》一文，指出：“戳穿了的纸老虎是吓不住民众势力之发展的。”1924年10月，蔡和森在《向导》第88期上发表《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一文，说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商团是“反革命的纸老虎，经十五日那一日的恶战便完全戳穿了”。在这里，他明确地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看成是经不起群众及其武装打击的“纸老虎”。蔡和森一生的理论著述和报刊政论文章约60多万字，发表在《向导》上的约占60%以上。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纲。蔡和森主编的《向导》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以致于当时无论是什么团体开会，都要议决拥护三大政策；无论什么刊物出版，都看得见拥护“三大政策”。在大会场中的演说和口号里最容易听见的，就是拥护“三大政策”。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能力，让国民党人刮目相看，自叹弗如。甚至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文字，有时也照搬《向导》上的言论。当时一些国民党青年埋怨国民党除了三民主义教条和偶尔发几个宣言、训令外，没有一个像中共《向导》那样的中枢言论机关。
在国共合作实现之后，蔡和森清醒地看到，如果在国共合作中丧失中共的独立性，放弃独立批评的自由，不谴责国民党右派，中共就将在统一战线中犯极大的错误。因此，中共应该采取一切办法，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支持和巩固国民党左翼，坚决谴责和打击国民党右翼。在这一系列的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蔡和森和他主编的《向导》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通过《向导》周报，展示了能力和才华
1925年10月，根据中央安排，蔡和森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在了莫斯科。从此，蔡和森离开了《向导》，也极少再在《向导》上发表文章。
在苏联期间，蔡和森仍然十分怀念《向导》。1926年2月，他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专门介绍了《向导》周报的办报历史、骄人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及其如何发展等问题，成为《向导》研究的一份宝贵资料。
1927年1月，共产国际决定蔡和森、谭平山回国参加党的五大的筹备工作。在4月下旬召開的党的五大上，蔡和森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央管理《向导》周报。此时，《向导》主编彭述之因为在大革命后期追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受到党内许多领导同志的严肃批评，被免去《向导》主编职务，瞿秋白接替彭述之担任《向导》主编。
7月8日，蔡和森在《向导》上发表了自己在该报上的最后一篇文章《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的联合》，揭露批判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破坏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联合的罪行。7月18日，《向导》在出版了第201期后宣布停刊。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中，《向导》是办刊最久的机关报刊，也是当时中国新闻界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向导》制定和坚持了自己的宣传宗旨和编辑方针，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党报党刊和其他社会报刊的独特风格，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读者赞扬《向导》的创办是中国“两千年来历史上破天荒的荣誉作业”，称赞《向导》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真敢替受压迫的工农阶级呼冤而确能指示民众以革命大路的”唯一报纸。1923年12月，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举办的民意测验中，《向导》获得各界读者爱读票220票，名列全国周刊第一名。
1931年8月4日，蔡和森在广州英勇就义，年仅36岁。毛泽东对其作出高度评价：“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蔡和森是《向导》的首任主编，人们称赞《向导》的同时，自然联想到了蔡和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多次称赞主编《向导》的蔡和森，在读者中“影响很大，是很好的编辑”。1935年，李立三在莫斯科说：“和森同志的名字是与《向导》不可分离的……《向导》的功绩，正是和森同志在中国革命中表现的极大的功绩。”1979年，原《向导》编辑罗章龙回忆蔡和森时说：“在我们这一辈人中，只要一提到《向导》，就自然地把它与和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的贡献之大、影响之深，就可想而知了。”
2005年3月30日是蔡和森同志110周年诞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对蔡和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主编的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被誉为四万万苦难同胞思想上的‘向导’。”他确乎堪称是一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在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向导》周报这个平台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办好《向导》周报，克服了重重困难
1921年12月，经陈独秀、陈公培介绍，蔡和森在上海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留在党中央机关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在1922年7月党的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亲手办一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是蔡和森多年来的夙愿。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法国写信给毛泽东，讨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步骤时，将“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级出版物”列为重要的步骤之一。1922年5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构建立，北京团组织创办的《先驱》改组成为团中央的第一个机关报。在团的一大上，蔡和森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并一度担任《先驱》主编，主编了《先驱》第8、9、10期。因为有了与毛泽东一起参与发起《湘江评论》和主编《先驱》的经历，蔡和森积累了一定的办报经验。
在党的二大上，蔡和森接替李达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党的二大决定将原秘密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停刊，新出一种报纸为党中央机关报，由蔡和森负责筹备。1922年9月13日，作为中央机关报的《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发行。周报每周星期三出版，十六开四版，以政论、时评为主。从1922年9月到1925年10月，蔡和森担任了近3年的《向导》主编，超过了《向导》办报近5年时间的一半。
蔡和森为《向导》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蔡和森担任《向导》主编后，积极和陈独秀、马林等人协商，制定了该报的宣传宗旨和编辑方针。另一方面，他领导编辑部为《向导》精心设计了丰富多彩的栏目。同时，他广泛约稿，认真审稿，迅速刊登。
《向导》创刊初期最令蔡和森感到棘手的是捉襟见肘的经费。当时《向导》的经费来源有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这是最主要的途径，经费也相对稳定。第二个渠道是《向导》周报向社会募捐、党员缴纳的党费、党员捐助等经费，数量有限，而且很不稳定。《向导》周报常向社会各界特别是向读者群进行募捐。蔡和森后来曾明确指出：“出版《向导》的全部问题，现在不在于政治上的镇压，因为现在中国没有一种力量，无论是帝国主义或是军阀，能够封闭《向导》，问题只在于经费。”
由于复杂的斗争环境，《向导》编辑部难以进行正常工作，经常搬家。因为交不起上海高昂的房租，编辑部办公场所十分简陋。有一次，蔡和森带领编辑部人员搬到一座僻静的破庙里。编辑部在庙堂正中的台子上，用篾席隔出一间房，作为办公室和卧室。《向导》周报的编辑工作人员很少，许多具体工作实际上都由蔡和森一人承担。在蔡和森担任《向导》主编期间，主编了116期报纸，超过了《向导》总共201期的半数还多。他不仅要写稿、组稿、改稿，还要做编排、校对等工作。为了保证《向导》能按时出版，蔡和森夜以继日地工作，深夜疲倦不堪时，不脱鞋子，和衣躺在床上休息一会，醒来又立即伏案工作。
《向导》的宣传让反动政府如坐针毡，欲除之而后快。《向导》创办伊始，就受到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租界的封杀。尽管《向导》是在租界印刷厂秘密印刷发行的，但租界当局还是以各种手段侦知了《向导》的情况，查封了十余次。从1922年10月第6期起，《向导》被迫北迁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对《向导》同样采取了封杀的态度，邮局常没收《向导》。与北方军阀一丘之貉，南方的军阀也封杀《向导》。1922年11月，蔡和森在《向导》第8期上发表了《国人应当共弃的陈炯明》。文章认为，陈炯明是“民主革命最可怕最反动的叛徒”，“人人得而诛之”。对此，陈炯明怀恨在心，派警察搜查了销售《向导》的广州昌兴街新青年社书店，没收了《向导》周报。
尽管遇到如此多的困难，但是经过蔡和森等人宵衣旰食的努力，《向导》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影响日益扩大。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指出，在党所创办的《前锋》月刊、《新青年》季刊和《向导》周报中，《向导》“在社会上稍有影响”。1925年1月，党的四大充分肯定了《向导》通过几年的奋斗，终于“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认为，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重新明确了各党报的职能，确定《向导》是“党政策之指导机关，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
利用《向导》周报，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向导》创办初期，因为报社人员少，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瞿秋白等中央领导同时还是《向导》的编辑和撰稿人。蔡和森以“和森”为名发表了130多篇文章，还用“本报同人”、“记者”等名字發表一些文章，共计156篇，占《向导》文章总数1474篇的11%，仅次于陈独秀的266篇。
“帝国主义”和“军阀”都是外来名词，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就连胡适这样的大学者也不知道，讥讽为海外奇谈。1922年10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国际的中国》，说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他说帝国主义都是希望中国“和平统一”的，对中国没有“恶意”，“现在的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为此，胡适奉劝《向导》周报实在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牵涉到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胡适说：“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只是实在看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瞎说的国际形势论，才来唱一出对台戏的”。
蔡和森通过《向导》周报，不遗余力地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针对胡适的错误言论，除了陈独秀等撰写文章进行反驳外，蔡和森也撰写了《目下时局与国际帝国主义》、《请看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捣些什么鬼》等文章予以驳斥。经过蔡和森等人两年多的大力宣传，一度被视为“海外奇谈”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到军阀”的口号，终于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甚至成为国民党部分左派与一些进步商人都在使用的最流行的口号。 1925年3月，蔡和森宣布：“现在这种海外奇谈竟成为普遍全中国的政治常识”了。蔡和森曾说过，《向导》所宣传的一切都没有离开这个口号。1928年9月，李立三指出：“我们还记得和森同志等在《向导》上，开始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时候，甚至胡适之先生忙以他的学者态度讥笑这一口号为不通。然而就是这一口号推动了而且正在推动中国千百万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蔡和森意识到对社会性质正确判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积极主动地展开了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结合陈独秀对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认识，蔡和森很快做出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1925年底，蔡和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希腊语意为人民、民主）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蔡和森第一次把“半殖民”和“半封建”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概念，并分析了这个社会的特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灵活而具体的运用。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了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就国际国内形势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纸老虎”这一概念的首创者并非毛泽东，而是蔡和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高层中存在着严重的恐帝思想，不敢领导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1922年9月20日，蔡和森在《向导》第2期上发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论——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的文章，批评一些只知空发议论貌似强大的政治家或政论家时，第一次使用了“纸老虎”的概念。1922年12月，蔡和森在《向导》第13期发表《革命中的希腊》一文，指出：“戳穿了的纸老虎是吓不住民众势力之发展的。”1924年10月，蔡和森在《向导》第88期上发表《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一文，说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商团是“反革命的纸老虎，经十五日那一日的恶战便完全戳穿了”。在这里，他明确地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看成是经不起群众及其武装打击的“纸老虎”。蔡和森一生的理论著述和报刊政论文章约60多万字，发表在《向导》上的约占60%以上。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纲。蔡和森主编的《向导》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以致于当时无论是什么团体开会，都要议决拥护三大政策；无论什么刊物出版，都看得见拥护“三大政策”。在大会场中的演说和口号里最容易听见的，就是拥护“三大政策”。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能力，让国民党人刮目相看，自叹弗如。甚至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文字，有时也照搬《向导》上的言论。当时一些国民党青年埋怨国民党除了三民主义教条和偶尔发几个宣言、训令外，没有一个像中共《向导》那样的中枢言论机关。
在国共合作实现之后，蔡和森清醒地看到，如果在国共合作中丧失中共的独立性，放弃独立批评的自由，不谴责国民党右派，中共就将在统一战线中犯极大的错误。因此，中共应该采取一切办法，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支持和巩固国民党左翼，坚决谴责和打击国民党右翼。在这一系列的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蔡和森和他主编的《向导》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通过《向导》周报，展示了能力和才华
1925年10月，根据中央安排，蔡和森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在了莫斯科。从此，蔡和森离开了《向导》，也极少再在《向导》上发表文章。
在苏联期间，蔡和森仍然十分怀念《向导》。1926年2月，他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专门介绍了《向导》周报的办报历史、骄人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及其如何发展等问题，成为《向导》研究的一份宝贵资料。
1927年1月，共产国际决定蔡和森、谭平山回国参加党的五大的筹备工作。在4月下旬召開的党的五大上，蔡和森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央管理《向导》周报。此时，《向导》主编彭述之因为在大革命后期追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受到党内许多领导同志的严肃批评，被免去《向导》主编职务，瞿秋白接替彭述之担任《向导》主编。
7月8日，蔡和森在《向导》上发表了自己在该报上的最后一篇文章《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的联合》，揭露批判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破坏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联合的罪行。7月18日，《向导》在出版了第201期后宣布停刊。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中，《向导》是办刊最久的机关报刊，也是当时中国新闻界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向导》制定和坚持了自己的宣传宗旨和编辑方针，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党报党刊和其他社会报刊的独特风格，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读者赞扬《向导》的创办是中国“两千年来历史上破天荒的荣誉作业”，称赞《向导》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真敢替受压迫的工农阶级呼冤而确能指示民众以革命大路的”唯一报纸。1923年12月，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举办的民意测验中，《向导》获得各界读者爱读票220票，名列全国周刊第一名。
1931年8月4日，蔡和森在广州英勇就义，年仅36岁。毛泽东对其作出高度评价：“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蔡和森是《向导》的首任主编，人们称赞《向导》的同时，自然联想到了蔡和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多次称赞主编《向导》的蔡和森，在读者中“影响很大，是很好的编辑”。1935年，李立三在莫斯科说：“和森同志的名字是与《向导》不可分离的……《向导》的功绩，正是和森同志在中国革命中表现的极大的功绩。”1979年，原《向导》编辑罗章龙回忆蔡和森时说：“在我们这一辈人中，只要一提到《向导》，就自然地把它与和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的贡献之大、影响之深，就可想而知了。”
2005年3月30日是蔡和森同志110周年诞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对蔡和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主编的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被誉为四万万苦难同胞思想上的‘向导’。”他确乎堪称是一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在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向导》周报这个平台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