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爷爷喜欢忆苦思甜，讲他过去如何受苦，如何缺衣少食。我不爱听这些老生常谈的故事，幼小的心灵扛不起岁月的沉重。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赶紧找个借口跑掉。爷爷只好抓住爸爸大吐苦水：“我是在黄连罐子里泡大的，你是在蜜罐子中长大的，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啊。”爸爸比我老实得多，坐在那儿一个劲儿点头。
　　爷爷去世后，爸爸登上我们家忆苦思甜大讲堂的讲台。爸爸的蜜罐子终于熬成了黄连罐子——黄连罐子成了家族身份的象征。爸爸的演讲水平远在爷爷之上，绘声绘色地告诉我，爷爷穿过的一件棉袄传给他，他穿过之后传给大叔，大叔穿过之后传给大姑，大姑穿过之后传给二叔，二叔穿过之后传给二姑……足足穿了几十年。我有些不耐烦，爸爸以为我不相信，赶紧拉过叔叔、姑姑作证。叔叔、姑姑都是爸爸的同党，不假思索地表示爸爸的说法铁证如山。二姑说，那件飘着棉絮的棉袄正放在她家阁楼上。我问能不能把破棉袄找出来送给我？二姑一脸不屑，认为我这个书呆子太较真，这个年头还到哪里去找啊？
　　我赶紧从老家逃走，从父辈的目光和追忆中逃走，乘和谐号火车从武汉返回北京。刚刚入座，对面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主动找我搭讪：“小伙子，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都四十多岁了，哪有这么老的小伙子？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问话。我淡淡地敷衍道：“在高校当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撬开老太太的话匣子，她激动地摇着我的肩说：“咱们是同行啊。我曾是武汉大学的教授，当时的教学条件太差了，是你们这代教师无法想象的。我们每天吃红薯也无法填饱肚子，教师宿舍里冬天没有暖氣，你敢想象吗？甚至连热水袋都没有，你敢想象吗？我到医院找个盐水瓶，灌热水取暖。有一天我的瓶子里结了冰，一个星期也没有融化掉。我们当时待遇很低，教授的工资是43块5毛6分钱，不像你们现在这么高的待遇。”
　　我赶紧恭维老前辈：“当时教授的地位一定很高吧？”老教授听到这句话，苦瓜脸上马上洋溢出一道亮光，好像一根镀金的苦瓜。老教授的嗓门提高20度，明显是想吸引旁边几个玩游戏的小青年过来听讲：“那当然，那工人阶级红上天，但一个二级工的工资只有34块5毛6分钱，我比他多整整十块钱。”看来这位老教授真老了，这么简单的减法运算都没法完成。
　　我的上眼皮和下眼皮不停地打架，但我不能闭眼，只能咬紧牙顶着，眯着眼挺着，因为老教授直勾勾地盯着我。每当老教授说上十来句，我就出于礼貌回应一句。我艰难地支撑了六小时。下火车时，老教授让我留下手机号码，我无奈地留下号码，在心中祈求老前辈忘掉我的号码，我害怕她用电话煲黄连汤。
　　走下火车，我直奔学校给学生讲课。课间，一位研究生对我说：“老师，您太幸福了，有房有车，有北京户口，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一代活得太惨了。”看到这位研究生一副苦不堪言的表情，我安慰道：“社会是进步的，你要相信下一代一定会比上一代过得更好。”学生连忙摇头：“社会资源已经被你们这代人占有了，我们不会有戏。”听到这句话，我突然觉得像是我抢了别人的蜜罐子，有点做强盗的感觉。
　　晚上回到家，我问女儿：“这么晚了还在做作业，不困吗？”女儿回答：“有压力就不会犯困。您什么压力都没有，自然一到晚上十点钟就开始犯困。爸爸您太幸福了。”
　　我无言以对。
　　当我幻想何时蜜罐子熬成黄连罐子的时候，下一代已经抢班夺权。他们已经从我的父辈手中劫走那个象征身份的黄连罐子。我真的好知足。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最幸福的人，一辈子捧蜜罐子过着甜蜜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