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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受制于主客观各种因素，在抗战前夕既有发展的一面，同时发展得又不够充分。通过对武汉棉纺织业的运营状况进行考察，不但可以从整体上考量其发展水平，并且还可以把握武汉轻工业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抗战前夕 武汉棉纺织业 发展
一、1915-1938年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
民间资本的参与，揭开了民国时期武汉地区以民营资本为主导的棉纺织业发展的序幕，其第一波发展高潮始自1915年第一纱厂的筹建，并在1919-1922年之间达到顶峰，裕华、震寰、申四等纱厂均是在这一时期借势而生。以四大纱厂为主力的武汉棉纺织业在最初的几年里一扫官营工业数年来的颓势，在中国内地一时蔚为壮观，但官营工业高开低走的发展轨迹同样出现在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身上，在其后的二十几年时间里，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反反复复、经历了几多波折。
首先，应当肯定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在发展道路上所取得的成绩。1915之前，武汉地区只有承租湖北布纱丝麻四局的楚兴公司一家纱厂，随着20年代初期四大纱厂的开工投产，“年产纱量达到4万余件，产布约100余万匹。到30年代，各厂产量有增有减，但总产量仍有一定发展，棉纱产量在10万件左右”1，所以从规模上来看，武汉棉纺织业是不断扩大的。
武汉棉纺织业较之以前有一个新现象的出现，即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生产的部分机纱也输入到了国外，改变了过去只能够出口农作物等初级产品的局面。武汉棉纺织品的出口和其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在1915年之后，其出口量最大的年份不是出现在四大纱厂全部生产的1922年，而是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参战国激战正酣的1917年。而从1922年开始，棉纱出口随即陷入长达7年的下滑期，直到1929年因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西方纺织工业遭受重创时，才又有所恢复，受此影响，武汉棉纺织业出口量有所回升，又重新接近1921年的水平，这说明武汉棉纺织业品的出口更多的是受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尽管出口总量各年份起伏较大，但是仍然从中能感觉到武汉棉纺织业在市场开拓方面的努力及其取得的发展。
武汉棉纺织业在1915-1938年的24年内，有几个阶段发展较为迅速。第一个阶段是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春天的1915-1923年，此时期内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兴办纱厂的热潮，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此阶段的增长充分说明了商业资本在积聚资金方面发挥着强大效力，所以武汉本地雄厚的商业资本，出于资本逐利的考虑，纷纷流入棉纺织业，不少股东把投资棉纺织业等同于投资高利贷和其它商业，因官利制度的存在，他们手中的股票更像是债权人所拥有的债券，所以很多股东都是不止参股一家纱厂，以期获得更大利益，而对于棉纺织业的具体经营却关注不多，商业资本消极的一面在武汉棉纺织业最初发展时期就已经出现，这也为后来的不发展埋下了隐患。
第二个比较明显的发展阶段是1928年7月到1931年6月，此时期的发展主要受益于外因的帮助，尤其是国内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达到最高潮。同时在经历了1926-1927年劳资矛盾的激化后，到1928年武汉各工厂劳资矛盾缓和下来。到了1931年，随着棉纱价格的提高，此时期武汉棉纺织业获利增加，市场的需求拉动生产进一步扩大。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在1936年下半年以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趨于稳定以及农村购买力的逐步提升，四大纱厂均取得到了不错的经营业绩。武汉棉纺织业在这一时期内的大发展，不仅有外部原因的刺激，自身在市场开拓方面的成功起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对以四川为主体的西南市场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并有计划地把资本和机器设备向生产条件良好和市场前景广阔的西北市场转移，以“市场西拓”的模式，逐步完成自身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完善。
二、1915-1938年武汉棉纺织业的不发展
必须清楚地看到，武汉棉纺织业由于自身脱胎于商业资本中，没有经过手工棉纺织业向机器棉纺织业的过渡阶段，工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使用“拿来主义”，用商业资金直接购买机器设备的方式，把棉纺织业直接“移植”过来，嵌入武汉地区，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国内外的诸多利好条件使武汉棉纺织业如同“早产儿”一样，在其并未成熟时就呱呱落地，使得武汉棉纺织业不发展的一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资金不足是最为普遍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资金链条的中断，民国时期武汉地区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第一纱厂数次停工，并终因债务问题被外国资本控制。震寰纱厂也因为无力偿还巨额债务从1933年开始停工达三年之久，后因与常州大成纱厂合作，依靠沿海地区工业资本的注入才得以重获生机。
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过分依赖外部环境的荫蔽，导致其发展不具备持续性，过于脆弱的缺陷使其在1915-1938年的24年时间里，经历了几段较为明显的萧条期。
第一个时期是1924到1927年，受市场上花贵纱贱的影响，武汉棉纺织业遭遇发展以来的一个“寒流”。同时，受北伐战争的影响，武汉地区局势较为动荡，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不能及时供应，棉纺织产品销售市场也受军事的冲击而遭受重创，再加上劳资矛盾的激化，武汉各纱厂普遍存在减产和停工的现象。
第二个萧条期出现在1931年下半年之后，一直持续到1936年上半年。其原因更为复杂，一向资本薄弱的武汉棉纺织业因政府的税制改革，影响颇大。如此一来，武汉各纱厂资金更为短缺，与沿海纱厂和日本在华纱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以武汉纱厂为主体的湖北纱厂，资金仅是国内同行业水平的60.7%，日本在华纱厂的17%。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此阶段的不发展还因“天灾人祸”所致。“天灾”指的是1931年7月长江流域百年不遇的洪水，“人祸”则指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以及由此对武汉棉纺织产生的消极影响。此外，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也开始波及到武汉棉纺织业。西方工业国利用中国较低的关税，把过剩的棉纺织品转运到中国倾销，从而进一步打压了武汉棉纺织品的生存空间。
综合考察上述两种情况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有所发展，但发展得不够充分。
注释：
1、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工业志》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27页。
作者简介：刘岩岩（1983.9—），男，汉族，安徽界首人，贵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
关键词：抗战前夕 武汉棉纺织业 发展
一、1915-1938年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
民间资本的参与，揭开了民国时期武汉地区以民营资本为主导的棉纺织业发展的序幕，其第一波发展高潮始自1915年第一纱厂的筹建，并在1919-1922年之间达到顶峰，裕华、震寰、申四等纱厂均是在这一时期借势而生。以四大纱厂为主力的武汉棉纺织业在最初的几年里一扫官营工业数年来的颓势，在中国内地一时蔚为壮观，但官营工业高开低走的发展轨迹同样出现在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身上，在其后的二十几年时间里，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反反复复、经历了几多波折。
首先，应当肯定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在发展道路上所取得的成绩。1915之前，武汉地区只有承租湖北布纱丝麻四局的楚兴公司一家纱厂，随着20年代初期四大纱厂的开工投产，“年产纱量达到4万余件，产布约100余万匹。到30年代，各厂产量有增有减，但总产量仍有一定发展，棉纱产量在10万件左右”1，所以从规模上来看，武汉棉纺织业是不断扩大的。
武汉棉纺织业较之以前有一个新现象的出现，即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生产的部分机纱也输入到了国外，改变了过去只能够出口农作物等初级产品的局面。武汉棉纺织品的出口和其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在1915年之后，其出口量最大的年份不是出现在四大纱厂全部生产的1922年，而是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参战国激战正酣的1917年。而从1922年开始，棉纱出口随即陷入长达7年的下滑期，直到1929年因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西方纺织工业遭受重创时，才又有所恢复，受此影响，武汉棉纺织业出口量有所回升，又重新接近1921年的水平，这说明武汉棉纺织业品的出口更多的是受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尽管出口总量各年份起伏较大，但是仍然从中能感觉到武汉棉纺织业在市场开拓方面的努力及其取得的发展。
武汉棉纺织业在1915-1938年的24年内，有几个阶段发展较为迅速。第一个阶段是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春天的1915-1923年，此时期内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兴办纱厂的热潮，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此阶段的增长充分说明了商业资本在积聚资金方面发挥着强大效力，所以武汉本地雄厚的商业资本，出于资本逐利的考虑，纷纷流入棉纺织业，不少股东把投资棉纺织业等同于投资高利贷和其它商业，因官利制度的存在，他们手中的股票更像是债权人所拥有的债券，所以很多股东都是不止参股一家纱厂，以期获得更大利益，而对于棉纺织业的具体经营却关注不多，商业资本消极的一面在武汉棉纺织业最初发展时期就已经出现，这也为后来的不发展埋下了隐患。
第二个比较明显的发展阶段是1928年7月到1931年6月，此时期的发展主要受益于外因的帮助，尤其是国内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达到最高潮。同时在经历了1926-1927年劳资矛盾的激化后，到1928年武汉各工厂劳资矛盾缓和下来。到了1931年，随着棉纱价格的提高，此时期武汉棉纺织业获利增加，市场的需求拉动生产进一步扩大。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在1936年下半年以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趨于稳定以及农村购买力的逐步提升，四大纱厂均取得到了不错的经营业绩。武汉棉纺织业在这一时期内的大发展，不仅有外部原因的刺激，自身在市场开拓方面的成功起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对以四川为主体的西南市场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并有计划地把资本和机器设备向生产条件良好和市场前景广阔的西北市场转移，以“市场西拓”的模式，逐步完成自身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完善。
二、1915-1938年武汉棉纺织业的不发展
必须清楚地看到，武汉棉纺织业由于自身脱胎于商业资本中，没有经过手工棉纺织业向机器棉纺织业的过渡阶段，工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使用“拿来主义”，用商业资金直接购买机器设备的方式，把棉纺织业直接“移植”过来，嵌入武汉地区，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国内外的诸多利好条件使武汉棉纺织业如同“早产儿”一样，在其并未成熟时就呱呱落地，使得武汉棉纺织业不发展的一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资金不足是最为普遍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资金链条的中断，民国时期武汉地区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第一纱厂数次停工，并终因债务问题被外国资本控制。震寰纱厂也因为无力偿还巨额债务从1933年开始停工达三年之久，后因与常州大成纱厂合作，依靠沿海地区工业资本的注入才得以重获生机。
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过分依赖外部环境的荫蔽，导致其发展不具备持续性，过于脆弱的缺陷使其在1915-1938年的24年时间里，经历了几段较为明显的萧条期。
第一个时期是1924到1927年，受市场上花贵纱贱的影响，武汉棉纺织业遭遇发展以来的一个“寒流”。同时，受北伐战争的影响，武汉地区局势较为动荡，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不能及时供应，棉纺织产品销售市场也受军事的冲击而遭受重创，再加上劳资矛盾的激化，武汉各纱厂普遍存在减产和停工的现象。
第二个萧条期出现在1931年下半年之后，一直持续到1936年上半年。其原因更为复杂，一向资本薄弱的武汉棉纺织业因政府的税制改革，影响颇大。如此一来，武汉各纱厂资金更为短缺，与沿海纱厂和日本在华纱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以武汉纱厂为主体的湖北纱厂，资金仅是国内同行业水平的60.7%，日本在华纱厂的17%。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此阶段的不发展还因“天灾人祸”所致。“天灾”指的是1931年7月长江流域百年不遇的洪水，“人祸”则指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以及由此对武汉棉纺织产生的消极影响。此外，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也开始波及到武汉棉纺织业。西方工业国利用中国较低的关税，把过剩的棉纺织品转运到中国倾销，从而进一步打压了武汉棉纺织品的生存空间。
综合考察上述两种情况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有所发展，但发展得不够充分。
注释：
1、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工业志》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27页。
作者简介：刘岩岩（1983.9—），男，汉族，安徽界首人，贵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