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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虽然是个海隅山城，地点较为偏僻，但当年教育事业却颇为发达，读书风气很盛，即使是贩夫走卒，也要把子弟送进学校，接受初等教育。我小时候，同学中就有不少出身于底层的穷困生。正因为市民对于教育的普遍重视，相应的，教师也就很受尊重。邵氏父子：邵西镐、邵全声、邵全建，一门三位名师，在临海也算得上是很有地位的人物。
一
邵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西镐先生的父亲原来是个竹匠，大概是靠手艺难以谋生，后来就投身军伍，在邻县天台、仙居一带供职，但仍是地位低下，收入不高，年老回到临海之后，还得靠妻子帮人干零活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即使家境如此窘迫，按本地的风俗习惯，儿子上学的事是不能耽误的。也正因为家里供养上学不易，所以西镐先生从小刻苦好学，成绩优异，在回浦小学毕业之后，得以考入浙江省立第六中学，继续读书。这时，新文化运动开始了，西镐先生广泛阅读各种新期刊、新书籍，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礼，渴望着新的生活，向往着新的世界。他有志于继续深造，但当时上大学是有钱人家的事，一般民众无缘问津。西镐先生不屈不挠，仍旧努力追求。他在六中毕业后，先留校任教务员，并在几所小学兼课，藉以积累一些学习费用，以备继续深造，并于次年考入南京海河专门学校。只是这一点积蓄，要修完大学学业，远远不够，他只读了一年，就已负债累累，只好停学回家。这时，适值回浦小学筹办初中部，董事长陆翰文、校长邵定安都是他的老师，知道他学识丰富，办事勤恳，遂聘他为中学部主任（后改称教务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他从一九二四年一直工作到一九四九年，一共干了二十五年。教务主任要管招生考试、课程安排、学生升留级等等，是个烦琐的活儿，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同时本人还要教很多功课，每周在二十节以上，有时达到三十多节。西镐先生的主课，是数学与英语，同时还兼教语文、史地、物理、博物，甚至音乐、美术，哪里缺教师，他就到哪里顶替，简直是个全能教师。西镐先生教过我们班级的数学课，他对教学内容非常熟悉，根本不看教材，即可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条理清楚，逻辑谨严。他还热心于写作，常以“心云”为笔名，发表科学小品，涉及生物、数学、天文等各个方面，还写过诗词随笔、读书杂记、人物传记，并翻译过小说、散文和科普文章，真是多才多艺。
西镐先生每月工资有八十元，在当时的临海不能算低，但师母是个家庭妇女——即时下之所谓“全职太太”，没有收入，不过很能勤俭持家，他们就靠这点薪水，养大了五个孩子，还供他们上学读书。而且还从牙缝里挤出钱来，陆续买了一些田地。西镐先生的本意是想使自己的家庭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到老来教不动书时，生活有所依靠，却不想一九四九年之后，社会来了个大变动。土地改革运动中，他被评为自由职业兼地主。自由职业，是指他的教师工作，地主是指他拥有土地。总算是自由职业在前，地主在后，承认教书是他的主业，收租是其次的，所以与一般地主还是区别对待，将土地交出之后，并没有怎么批斗。而且长子邵全声做了回浦中学的董事长，接着，次子邵全建又做了回浦中学的校长，西镐先生本人还是董事会董事兼教导主任，一时间邵家显得非常风光。但到一九五一年八月，邵西镐先生本人就被调离回浦，安排到黄岩县灵古中学去任数学和英语教师了。
将邵西镐先生调出回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总不能一家人都挤在一个学校里做领导工作吧，又不是私营公司。但临海县城还有其他中学，为什么把一个老人调到远离家庭的地方去任教呢？是地主成份之故，还是陆翰文手下干部之故？无从探究。后来，又辗转了好几个地方，如海门、温州，长期不能与家人团聚。直到退休之前三年，在他自己和家人的一再要求下，才调回临海，任台州中学数学教师。
二
邵全声是西镐先生的长子。当他高中毕业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日军占领了许多大城市，大学正在流离迁徙之中。浙江大学本来是在杭州的，现在却取道金华，经过桂林，迁到了广西宜山；浙江有个招生点，也是设在山城永康。全声先生求学心切，不畏艰险，长途跋涉，跑到永康去投考，录取之后，又跑到宜山去上学。西镐先生本来就说过，他这点工资，只能将五个子女供养到高中毕业，以后的深造，只有靠他们自己努力了。现在抗战时期，家庭生活越发困难，读大学的费用更无从谈起。好在那时国家还设有公费生的名额，专门照顾家境贫困者。不过要求极高，不仅名额仅占录取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一、二，而且报考者如果考不取，则连自费生的资格也没有了。全声先生别无选择，只能拼命一搏。他居然考上了。
全声先生学业成绩很好，但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他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还是一名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一九三九年冬，他读二年级时，日军进攻桂南，浙大迁往贵州遵义。他在迁校停课期间，参加了“浙大学生战地服务团”，南下宾阳，越过昆仑关，奔赴前线做宣传鼓动工作。后遭日军包围，遂连夜突围而返。同时，他也关心国内政治。一九四二年初，因参加浙大学生发起的反对孔祥熙贪污腐败的“倒孔运动”，而且言行激烈，被指为“为首学生”，勒令退学。他在同学的帮助下，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逃到昆明，经转学考试而进入西南联大。但未满一学期，又被列入黑名单，只好再次逃亡。后经民主人士孙起孟的介绍，至曲靖中学高中部任英文和国文教师。在这里，他教了三个学期，也读了不少的书。但曲靖毕竟是个小地方，不利于业务的发展，后来他得到一个机会，就转到重庆大公职业学校去教书了。但在重庆这个战时首都，他却被卷入了“费巩教授失踪案”，遭到了无妄之灾。
费巩是浙江大学教授，在浙大已任教十年。按当时一些学校的规定，凡任教满十年的教授，都可以休假一年。复旦大学邀请他利用这一年的休假时间来校讲学，所以他就从浙大所在地遵义来到了复旦所在地重庆。费巩是邵全声在浙大读书时的导师。这种导师制是从英国牛津大学引进的，导师要对学生的思想和学业加以全面的指导，接触甚多，所以师生间关系非常密切。导师来到重庆，全声先生自然非常高兴，课余时间一直随侍左右。费巩在重庆市区住了几天，一大早要乘船到地处北碚黄桷树的复旦去，全聲先生将老师先送到码头，再到寄存仓库中为他搬取行李。但等行李拿到，却不见了老师，到处寻找，也没有找到。开始还以为船上人挤，难以照面，过了几天仍无音讯，这才确定是失踪了。 费巩教授是英国留学生，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崇尚的是民主宪政，他著有（（比较宪法》、《英国文官考试制度》、《英国政治组织》、《民主政治与我国固有政制》、《英国议会政治》、《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不但介绍英国宪政，而且还触及中国政制，大为推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所不满。著作之外，费巩教授还介入实际行动，如收容被通缉的学生，帮助他们逃到共产党地区，又在郭沐若等发起的《对当局进言》书上签名。所以当局早就指示浙江大学对费巩进行监视，但被竺可桢校长所拒绝。现在他单身来到战时首都重庆，特务们正好下手。
但费巩毕竟是名教授，他的失踪当然要引起社会关注。据《费巩传》（正棠、玉如著，三联书店1981年版）记载，在当时的国民参政会中，中共代表及黄炎培、柳亚子等民主人士曾一同进行营救；在重庆的四十多位中国留美教授联名写信呼吁，要求驻中国的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出面营救，而魏德迈也的确出面了；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学生会还作出决定，为营救费巩教授，举行定时罢课。各界对当局的指责和营救活动，在当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之下，当局总要有所交代。但他们所采取的却是极不正当的手段：嫁祸于人。邵全声原是到重庆卫戍司令部和稽查处查询费巩教授的下落的，但当他多次查询未果时，却被当作凶犯抓了起来。接着被抓的，还有与他一起奔走寻人的十几个同学。邵全声在严刑逼供之下，同时也为了解脱其他同学，只好承认是自己将费巩教授从码头小浮桥上推下水去淹死的，原因是受不了费巩对他的指责，说他离开浙大后没有认真读书，又怕费揭露他的隐恶。这个供词显然经不起推敲。一、小浮桥是上船必经之地，开门前就有旅客在等候，开门后更是旅客众多，不可能当众将一个大人推下水去；二、小浮桥并不长，桥下江水只二三尺深，淹不死一个大人；三、邵全声已经工作三年，并非在读学生，在争相上船之时，费巩哪能有心思在此时来管教昔日的学生？何况他们师生情深，即使有些争论，学生也不可能有杀师之心，在邵全声处被搜查去的费巩给他的信也可证明。邵全声是聪明人，他的供词，显然为日后翻供留下了伏笔。但审讯者却不与你讲这些道理，也不给你翻供的机会，竟然就凭着这种供词，判处邵全声死刑。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5月26日）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论：“近来重庆又盛传费巩教授已经被害，并传凶犯正企图嫁祸于人，制造一幕和‘德国纵火案’相类似的把戏。”
但邵全声终于没有被处决。不过这并不是逻辑或法理的胜利，而是人情和社会舆论压力的作用。
全声先生的父亲西镐先生在读回浦小学时，有个同班同学陈良，此时官拜军需署长，是个实权人物。西镐先生救子心切，只好去拜托老同学。那个时候有些人虽然做了大官，但还讲个同窗之谊，所以陈良接受了老同学的委托，就打电话找主管其事的军统局局长戴笠，戴笠看在陈良的面上，亲自出马复审此案。邵全声开始还不敢翻案，怕再次受刑，直到戴笠说出陈良的名字，这才相信真是来复审的，于是说出了实情。但戴笠也不肯轻信，他请了美国来华到中美合作所工作的心理学专家舒莱勒，带了新出的测谎仪来测验，并派了沈醉等人到浙大进行实地调查，终于证明邵全声现在说的都是实话，他不是杀人犯。而浙大校长竺可桢和费巩的哥哥费福焘也不相信对于邵全声的诬陷，多方奔走呼吁，终于促使特务机关放人。
只是捉人容易放人难。捉的时候，不讲司法程序，放的时候却要移交地方法院来处理了，以示按法办事。邵全声从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被重庆稽查处逮捕，到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接到重庆地方法院的不起诉处分书，被折腾了将近两年半时间。等到家里将路费寄到，他就赶快回家。这时离他考取浙大，充满憧憬地奔向前程，已有整整九年了。走进家门，祖母悲喜交集，双泪直流；父亲因救儿心切，急火攻心，患上了青光眼，视力微弱；母亲则拉开抽屉给他看，里面放满了这两年半中从各个寺庙中求来的“签诗”，从上上大吉，到下下大凶，应有尽有。长期囚禁，本已使他身心遭到极大摧残，全家的忧虑，更使他感到心酸。瞻望前途，不禁心灰意冷。
但不久，全国的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压迫他的国民党政权正在崩溃，这又使他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临海解放。作为被国民党迫害过的知识分子，全声先生受到了新政权的重视。他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任命为回浦中学董事长，负责组建新的校董会，同时兼任台州中学校务委员。接着，又被推选为临海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兼秘书长，这个人民代表，他连任了三届，第三届还兼任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在临海知识界，是相当突出的了。
但到了一九五一年二月，正在走红的邵全声，却被调往天台中学任语文教员。天台当时在台州专区里，是条件较差的一个县份，这种调动，显然是一种贬迁。而新的学期尚未开学，他又被调往杭州华东革命大学浙江分校去参加镇反学习。在这个学习班上，当然是要重新交代历史的。“革大”毕业后，全声先生曾经回到天台中学任教，但不久便被调往地处绍兴的浙江工农速成中学任教，直到一九五七年一月调入浙江省教师进修学院，这才在杭州定居下来。
全声先生的妹妹邵掬英是我中学同班同学，有次闲谈时我问道：“全声先生在解放初走红了一阵子之后，好像就愈来愈不受重视了？”掬英说：“他这个人爱提意见，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其实是，全声先生在国民党时代吃过大苦头，解放以后受到了重视，主人翁感就特别强，所以看到对社会事业发展不利之处，难免要多提意见。这正是书生意气，也就是鲁迅所说的“隔膜”。
但无论升沉变迁，被重视或不被重视，全声先生总是积极地奉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查出患有肺癌，手术后经过三年的治疗和休养，终于康复。但健康状况一有好转，他就向领导提出恢复正常工作的要求，未获同意。不久，“外国文学”任课教师卧病，他又一再恳切要求，终于获得同意，重上课台。他先后讲授过“法国文学”、“俄羅斯文学”、“美国文学”等课程，直至一九八八年退休，未曾请过一小时的假。退休后遇有教师请假，他仍去代课，后来又在朋友们的鼓动下奋力撰写回忆录，终于劳累而死。 这就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新生代的学子们大概很难理解的了。
三
邵全建的生活道路，比起乃兄来，要平坦得多了。但仍不无遗憾。
全建先生早期主要从事文学写作。他在中学时代就发表了不少文章，中学毕业后即在当地的《宁绍台日报》编辑文艺副刊《星海》。一九四四年考入浙江大学，入学成绩名列全省第二。他读的是外文系，而业余仍旧笔耕不辍。他写诗、写散文，也写过小说。他的作品大都发表在《浙江日报》和《东南日报》上，这是当时浙江的主要报纸，所以很有影响。他的诗作（《醒来》和（《脚印》还被上海《诗创造》转载。全建先生的不断写作，一方面出于兴趣爱好，另一方面也是经济所需——他需要靠稿费来补贴生活费用。他曾对我说，那时他暑假也不回家，借住在杭州的寺院里，读书、写作，寺院不能包飯，就自己买点馒头和罐头食品来充饥，生活过得很自在。那时稿费还管用，一篇小文章的稿费能买一件好衣服，日子过得还不错。我很羡慕他这种书生生活，在复旦做青年教师时，也想在暑假里到杭州寺院租间僧房来读书写作。那时我的叔父吴子刚正在杭州园林局做副局长，我向他提出这个要求，他说，那是解放前的事，现在僧房不能出租了。
全建先生的诗文颇受何其芳早期作品的影响，纤巧、忧郁。他特别喜欢《画梦录》，我那时就因他的介绍而知道这本书，并请掬英从他的书橱中拿出来看的。我还曾借阅过他自己作品的剪报本，有些文章很有何其芳风格，如《末次的访问》。其中有句云：
“我去过那蓝色的湖滨了。”
烟雨迷漾，湖水也笼着一层薄薄的白纱。我从没有以这样的心情去访晤它的。
是我也染上了淡淡的忧郁症吗？
我要说，不很久，我就回来了。回来了，我翻开了0.W.荷尔莫的文章，我就读到了湖的诉说——
“你来吧，当朝阳辉耀在我的胸脯上，如金色的流苏；你来吧，在静静的午夜，当我承受着天空的倒影，像一只盛满珠玉的杯子，而不曾流溢了一颗星星。
“你懂得忧邑的深意吗？在你悲哀的时候，你何处可以找到像我一样的同情的安慰？……”
我合上了书，我听到了自己轻轻的叹息。
湖哪！你应该还没有懂得我……
我想离开了。明天，我将流浪他去，我愿意去亲近那没有水分的北方的荒凉，大漠黄沙，有梦的驼铃向我召唤。
这可以说是他当时的代表作。他本人也曾在剪贴本上自注道：“这篇散文在那时有一定的代表性，当时自己也很喜欢它。”类似的散文还有好几篇。
但时代不允许他继续写这类纤巧、忧郁的作品了。国内战争如火如荼，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全建先生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也投入了民主运动。他还被推选为浙大外文系代表，参加学生代表会的工作。随着环境和思想的变化，他的文风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到了解放初期，他写的已是歌颂性的文章，如《新生》、《从废墟上站起来了》，还有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批判，如《记一个同学的谈话——在精神上，驼背也医得直》。不久，他回到临海，担任回浦中学校长，为接管、改造和建立新的学校管理制度而付出了全部精力，不可能再从事文学创作了。他自己在剪报本中不无遗憾地写道：“解放初期，还在杭州的时候，写过十多篇东西，后来到临海，就很少，停止不写了。”
全建先生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受任回浦中学校长，至一九七九年离职，前后共三十年。他离开回浦，是因为临海办起了第一所高等学校——台州师专，上面调他去做师专校长，又做了十年，到一九八九年改为名誉校长。可以说，他这一辈子的工作时间都在做校长，所以临海的学子一直尊称他为邵校长。
邵校长给人的印象是比较严肃，不苟言笑，也并不主动去接近学生，但在学生中却很有影响力。特别是一批热爱文学的学生，总喜欢与他接近。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放弃了做工程师的理想而转向文学的。我在读中学时，常常因为认死理、敢抗争、不驯服而受到批判，被认为是一个落后分子。但他并不嫌弃，愿意与我谈天，而且并没有要做我思想工作的意思，所谈的大抵是文学问题，有问必答，谈得很诚恳，甚至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坦诚相告。我想看看他的作品，他就把他的剪报本借给我，我看后还与他作过平等的对话。
邵校长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他虽然并不张扬这些主张，但从行事中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只是可惜很多想法并没有实行，或者刚开了头，马上就煞了尾。
在刚当校长的时候，他曾组织学生办过一份《消息报》，每周两期，将校内各种消息编成简短的新闻稿，有表扬，也有批评，用大字抄写，贴在一块木板上，挂在最显眼的地方。这个报纸的名称显然是从苏联学来的，但从内容看，却与苏联式的政治宣传无关，而是想搞校内信息公开化，搞师生互动。当时大家都很感兴趣，读者甚多。但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因为这不符合为政治服务的办学原则，也不适应愈来愈紧迫的政治环境。
邵校长对学生的德智体教育都很重视，但他心目中的德育，是为人的基本思想品格，而不是政治适应性。所以对那些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并不怎么欣赏，倒是看重一些肯钻研业务的学生。这当然引起那些积极分子的不满，但因为他并不公开反对他们，而且上面也需要他这块牌子，所以一时倒没有受到冲击。邵校长还喜欢请校内外专家给学生开讲座，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但后来也搞不下去了，都为直接配合政治运动的报告所代替。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他才重新组织起学术讲座来。不过这已是台州师专时代了。
全建先生虽然一直做着一校之长，但其实并无多少权力，他只不过是一个摆在台面上的统战对象而已。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他不但担任过县政协副主席、县人民代表大会副主任和副县长，而且还曾经被推选为省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党员代表常常另行开会议事，以作决定，他感到无事可做，有点尴尬，回来之后就提出了入党要求，想与党员代表取得平等的资格。入党的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但下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就不是他了。因为他这个代表名额，是专给无党派人士的，他既然入了党，就失去了这方面的代表资格，所以另换了一位。那位新代表是他的学生，与他关系甚好，而且他本人也并不怎么看重这种虚名，所以对于此种变动并无什么意见，只是进一步明白了一层道理而已。
在邵校长逝世之后，我曾去看望师母。闲谈之间，我忽发感慨道：“邵校长做了一辈子校长，但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办校。他很有艺术才华，如果不做校长，一定会是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师母不以为然道：“要是去做作家，弄不好就是个右派分子，还是安生一点好。”这话说得也有道理。而且，即使做一个作家，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写作，也未必能写得出好作品来。
一
邵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西镐先生的父亲原来是个竹匠，大概是靠手艺难以谋生，后来就投身军伍，在邻县天台、仙居一带供职，但仍是地位低下，收入不高，年老回到临海之后，还得靠妻子帮人干零活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即使家境如此窘迫，按本地的风俗习惯，儿子上学的事是不能耽误的。也正因为家里供养上学不易，所以西镐先生从小刻苦好学，成绩优异，在回浦小学毕业之后，得以考入浙江省立第六中学，继续读书。这时，新文化运动开始了，西镐先生广泛阅读各种新期刊、新书籍，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礼，渴望着新的生活，向往着新的世界。他有志于继续深造，但当时上大学是有钱人家的事，一般民众无缘问津。西镐先生不屈不挠，仍旧努力追求。他在六中毕业后，先留校任教务员，并在几所小学兼课，藉以积累一些学习费用，以备继续深造，并于次年考入南京海河专门学校。只是这一点积蓄，要修完大学学业，远远不够，他只读了一年，就已负债累累，只好停学回家。这时，适值回浦小学筹办初中部，董事长陆翰文、校长邵定安都是他的老师，知道他学识丰富，办事勤恳，遂聘他为中学部主任（后改称教务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他从一九二四年一直工作到一九四九年，一共干了二十五年。教务主任要管招生考试、课程安排、学生升留级等等，是个烦琐的活儿，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同时本人还要教很多功课，每周在二十节以上，有时达到三十多节。西镐先生的主课，是数学与英语，同时还兼教语文、史地、物理、博物，甚至音乐、美术，哪里缺教师，他就到哪里顶替，简直是个全能教师。西镐先生教过我们班级的数学课，他对教学内容非常熟悉，根本不看教材，即可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条理清楚，逻辑谨严。他还热心于写作，常以“心云”为笔名，发表科学小品，涉及生物、数学、天文等各个方面，还写过诗词随笔、读书杂记、人物传记，并翻译过小说、散文和科普文章，真是多才多艺。
西镐先生每月工资有八十元，在当时的临海不能算低，但师母是个家庭妇女——即时下之所谓“全职太太”，没有收入，不过很能勤俭持家，他们就靠这点薪水，养大了五个孩子，还供他们上学读书。而且还从牙缝里挤出钱来，陆续买了一些田地。西镐先生的本意是想使自己的家庭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到老来教不动书时，生活有所依靠，却不想一九四九年之后，社会来了个大变动。土地改革运动中，他被评为自由职业兼地主。自由职业，是指他的教师工作，地主是指他拥有土地。总算是自由职业在前，地主在后，承认教书是他的主业，收租是其次的，所以与一般地主还是区别对待，将土地交出之后，并没有怎么批斗。而且长子邵全声做了回浦中学的董事长，接着，次子邵全建又做了回浦中学的校长，西镐先生本人还是董事会董事兼教导主任，一时间邵家显得非常风光。但到一九五一年八月，邵西镐先生本人就被调离回浦，安排到黄岩县灵古中学去任数学和英语教师了。
将邵西镐先生调出回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总不能一家人都挤在一个学校里做领导工作吧，又不是私营公司。但临海县城还有其他中学，为什么把一个老人调到远离家庭的地方去任教呢？是地主成份之故，还是陆翰文手下干部之故？无从探究。后来，又辗转了好几个地方，如海门、温州，长期不能与家人团聚。直到退休之前三年，在他自己和家人的一再要求下，才调回临海，任台州中学数学教师。
二
邵全声是西镐先生的长子。当他高中毕业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日军占领了许多大城市，大学正在流离迁徙之中。浙江大学本来是在杭州的，现在却取道金华，经过桂林，迁到了广西宜山；浙江有个招生点，也是设在山城永康。全声先生求学心切，不畏艰险，长途跋涉，跑到永康去投考，录取之后，又跑到宜山去上学。西镐先生本来就说过，他这点工资，只能将五个子女供养到高中毕业，以后的深造，只有靠他们自己努力了。现在抗战时期，家庭生活越发困难，读大学的费用更无从谈起。好在那时国家还设有公费生的名额，专门照顾家境贫困者。不过要求极高，不仅名额仅占录取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一、二，而且报考者如果考不取，则连自费生的资格也没有了。全声先生别无选择，只能拼命一搏。他居然考上了。
全声先生学业成绩很好，但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他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还是一名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一九三九年冬，他读二年级时，日军进攻桂南，浙大迁往贵州遵义。他在迁校停课期间，参加了“浙大学生战地服务团”，南下宾阳，越过昆仑关，奔赴前线做宣传鼓动工作。后遭日军包围，遂连夜突围而返。同时，他也关心国内政治。一九四二年初，因参加浙大学生发起的反对孔祥熙贪污腐败的“倒孔运动”，而且言行激烈，被指为“为首学生”，勒令退学。他在同学的帮助下，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逃到昆明，经转学考试而进入西南联大。但未满一学期，又被列入黑名单，只好再次逃亡。后经民主人士孙起孟的介绍，至曲靖中学高中部任英文和国文教师。在这里，他教了三个学期，也读了不少的书。但曲靖毕竟是个小地方，不利于业务的发展，后来他得到一个机会，就转到重庆大公职业学校去教书了。但在重庆这个战时首都，他却被卷入了“费巩教授失踪案”，遭到了无妄之灾。
费巩是浙江大学教授，在浙大已任教十年。按当时一些学校的规定，凡任教满十年的教授，都可以休假一年。复旦大学邀请他利用这一年的休假时间来校讲学，所以他就从浙大所在地遵义来到了复旦所在地重庆。费巩是邵全声在浙大读书时的导师。这种导师制是从英国牛津大学引进的，导师要对学生的思想和学业加以全面的指导，接触甚多，所以师生间关系非常密切。导师来到重庆，全声先生自然非常高兴，课余时间一直随侍左右。费巩在重庆市区住了几天，一大早要乘船到地处北碚黄桷树的复旦去，全聲先生将老师先送到码头，再到寄存仓库中为他搬取行李。但等行李拿到，却不见了老师，到处寻找，也没有找到。开始还以为船上人挤，难以照面，过了几天仍无音讯，这才确定是失踪了。 费巩教授是英国留学生，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崇尚的是民主宪政，他著有（（比较宪法》、《英国文官考试制度》、《英国政治组织》、《民主政治与我国固有政制》、《英国议会政治》、《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不但介绍英国宪政，而且还触及中国政制，大为推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所不满。著作之外，费巩教授还介入实际行动，如收容被通缉的学生，帮助他们逃到共产党地区，又在郭沐若等发起的《对当局进言》书上签名。所以当局早就指示浙江大学对费巩进行监视，但被竺可桢校长所拒绝。现在他单身来到战时首都重庆，特务们正好下手。
但费巩毕竟是名教授，他的失踪当然要引起社会关注。据《费巩传》（正棠、玉如著，三联书店1981年版）记载，在当时的国民参政会中，中共代表及黄炎培、柳亚子等民主人士曾一同进行营救；在重庆的四十多位中国留美教授联名写信呼吁，要求驻中国的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出面营救，而魏德迈也的确出面了；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学生会还作出决定，为营救费巩教授，举行定时罢课。各界对当局的指责和营救活动，在当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之下，当局总要有所交代。但他们所采取的却是极不正当的手段：嫁祸于人。邵全声原是到重庆卫戍司令部和稽查处查询费巩教授的下落的，但当他多次查询未果时，却被当作凶犯抓了起来。接着被抓的，还有与他一起奔走寻人的十几个同学。邵全声在严刑逼供之下，同时也为了解脱其他同学，只好承认是自己将费巩教授从码头小浮桥上推下水去淹死的，原因是受不了费巩对他的指责，说他离开浙大后没有认真读书，又怕费揭露他的隐恶。这个供词显然经不起推敲。一、小浮桥是上船必经之地，开门前就有旅客在等候，开门后更是旅客众多，不可能当众将一个大人推下水去；二、小浮桥并不长，桥下江水只二三尺深，淹不死一个大人；三、邵全声已经工作三年，并非在读学生，在争相上船之时，费巩哪能有心思在此时来管教昔日的学生？何况他们师生情深，即使有些争论，学生也不可能有杀师之心，在邵全声处被搜查去的费巩给他的信也可证明。邵全声是聪明人，他的供词，显然为日后翻供留下了伏笔。但审讯者却不与你讲这些道理，也不给你翻供的机会，竟然就凭着这种供词，判处邵全声死刑。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5月26日）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论：“近来重庆又盛传费巩教授已经被害，并传凶犯正企图嫁祸于人，制造一幕和‘德国纵火案’相类似的把戏。”
但邵全声终于没有被处决。不过这并不是逻辑或法理的胜利，而是人情和社会舆论压力的作用。
全声先生的父亲西镐先生在读回浦小学时，有个同班同学陈良，此时官拜军需署长，是个实权人物。西镐先生救子心切，只好去拜托老同学。那个时候有些人虽然做了大官，但还讲个同窗之谊，所以陈良接受了老同学的委托，就打电话找主管其事的军统局局长戴笠，戴笠看在陈良的面上，亲自出马复审此案。邵全声开始还不敢翻案，怕再次受刑，直到戴笠说出陈良的名字，这才相信真是来复审的，于是说出了实情。但戴笠也不肯轻信，他请了美国来华到中美合作所工作的心理学专家舒莱勒，带了新出的测谎仪来测验，并派了沈醉等人到浙大进行实地调查，终于证明邵全声现在说的都是实话，他不是杀人犯。而浙大校长竺可桢和费巩的哥哥费福焘也不相信对于邵全声的诬陷，多方奔走呼吁，终于促使特务机关放人。
只是捉人容易放人难。捉的时候，不讲司法程序，放的时候却要移交地方法院来处理了，以示按法办事。邵全声从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被重庆稽查处逮捕，到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接到重庆地方法院的不起诉处分书，被折腾了将近两年半时间。等到家里将路费寄到，他就赶快回家。这时离他考取浙大，充满憧憬地奔向前程，已有整整九年了。走进家门，祖母悲喜交集，双泪直流；父亲因救儿心切，急火攻心，患上了青光眼，视力微弱；母亲则拉开抽屉给他看，里面放满了这两年半中从各个寺庙中求来的“签诗”，从上上大吉，到下下大凶，应有尽有。长期囚禁，本已使他身心遭到极大摧残，全家的忧虑，更使他感到心酸。瞻望前途，不禁心灰意冷。
但不久，全国的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压迫他的国民党政权正在崩溃，这又使他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临海解放。作为被国民党迫害过的知识分子，全声先生受到了新政权的重视。他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任命为回浦中学董事长，负责组建新的校董会，同时兼任台州中学校务委员。接着，又被推选为临海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兼秘书长，这个人民代表，他连任了三届，第三届还兼任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在临海知识界，是相当突出的了。
但到了一九五一年二月，正在走红的邵全声，却被调往天台中学任语文教员。天台当时在台州专区里，是条件较差的一个县份，这种调动，显然是一种贬迁。而新的学期尚未开学，他又被调往杭州华东革命大学浙江分校去参加镇反学习。在这个学习班上，当然是要重新交代历史的。“革大”毕业后，全声先生曾经回到天台中学任教，但不久便被调往地处绍兴的浙江工农速成中学任教，直到一九五七年一月调入浙江省教师进修学院，这才在杭州定居下来。
全声先生的妹妹邵掬英是我中学同班同学，有次闲谈时我问道：“全声先生在解放初走红了一阵子之后，好像就愈来愈不受重视了？”掬英说：“他这个人爱提意见，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其实是，全声先生在国民党时代吃过大苦头，解放以后受到了重视，主人翁感就特别强，所以看到对社会事业发展不利之处，难免要多提意见。这正是书生意气，也就是鲁迅所说的“隔膜”。
但无论升沉变迁，被重视或不被重视，全声先生总是积极地奉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查出患有肺癌，手术后经过三年的治疗和休养，终于康复。但健康状况一有好转，他就向领导提出恢复正常工作的要求，未获同意。不久，“外国文学”任课教师卧病，他又一再恳切要求，终于获得同意，重上课台。他先后讲授过“法国文学”、“俄羅斯文学”、“美国文学”等课程，直至一九八八年退休，未曾请过一小时的假。退休后遇有教师请假，他仍去代课，后来又在朋友们的鼓动下奋力撰写回忆录，终于劳累而死。 这就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新生代的学子们大概很难理解的了。
三
邵全建的生活道路，比起乃兄来，要平坦得多了。但仍不无遗憾。
全建先生早期主要从事文学写作。他在中学时代就发表了不少文章，中学毕业后即在当地的《宁绍台日报》编辑文艺副刊《星海》。一九四四年考入浙江大学，入学成绩名列全省第二。他读的是外文系，而业余仍旧笔耕不辍。他写诗、写散文，也写过小说。他的作品大都发表在《浙江日报》和《东南日报》上，这是当时浙江的主要报纸，所以很有影响。他的诗作（《醒来》和（《脚印》还被上海《诗创造》转载。全建先生的不断写作，一方面出于兴趣爱好，另一方面也是经济所需——他需要靠稿费来补贴生活费用。他曾对我说，那时他暑假也不回家，借住在杭州的寺院里，读书、写作，寺院不能包飯，就自己买点馒头和罐头食品来充饥，生活过得很自在。那时稿费还管用，一篇小文章的稿费能买一件好衣服，日子过得还不错。我很羡慕他这种书生生活，在复旦做青年教师时，也想在暑假里到杭州寺院租间僧房来读书写作。那时我的叔父吴子刚正在杭州园林局做副局长，我向他提出这个要求，他说，那是解放前的事，现在僧房不能出租了。
全建先生的诗文颇受何其芳早期作品的影响，纤巧、忧郁。他特别喜欢《画梦录》，我那时就因他的介绍而知道这本书，并请掬英从他的书橱中拿出来看的。我还曾借阅过他自己作品的剪报本，有些文章很有何其芳风格，如《末次的访问》。其中有句云：
“我去过那蓝色的湖滨了。”
烟雨迷漾，湖水也笼着一层薄薄的白纱。我从没有以这样的心情去访晤它的。
是我也染上了淡淡的忧郁症吗？
我要说，不很久，我就回来了。回来了，我翻开了0.W.荷尔莫的文章，我就读到了湖的诉说——
“你来吧，当朝阳辉耀在我的胸脯上，如金色的流苏；你来吧，在静静的午夜，当我承受着天空的倒影，像一只盛满珠玉的杯子，而不曾流溢了一颗星星。
“你懂得忧邑的深意吗？在你悲哀的时候，你何处可以找到像我一样的同情的安慰？……”
我合上了书，我听到了自己轻轻的叹息。
湖哪！你应该还没有懂得我……
我想离开了。明天，我将流浪他去，我愿意去亲近那没有水分的北方的荒凉，大漠黄沙，有梦的驼铃向我召唤。
这可以说是他当时的代表作。他本人也曾在剪贴本上自注道：“这篇散文在那时有一定的代表性，当时自己也很喜欢它。”类似的散文还有好几篇。
但时代不允许他继续写这类纤巧、忧郁的作品了。国内战争如火如荼，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全建先生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也投入了民主运动。他还被推选为浙大外文系代表，参加学生代表会的工作。随着环境和思想的变化，他的文风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到了解放初期，他写的已是歌颂性的文章，如《新生》、《从废墟上站起来了》，还有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批判，如《记一个同学的谈话——在精神上，驼背也医得直》。不久，他回到临海，担任回浦中学校长，为接管、改造和建立新的学校管理制度而付出了全部精力，不可能再从事文学创作了。他自己在剪报本中不无遗憾地写道：“解放初期，还在杭州的时候，写过十多篇东西，后来到临海，就很少，停止不写了。”
全建先生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受任回浦中学校长，至一九七九年离职，前后共三十年。他离开回浦，是因为临海办起了第一所高等学校——台州师专，上面调他去做师专校长，又做了十年，到一九八九年改为名誉校长。可以说，他这一辈子的工作时间都在做校长，所以临海的学子一直尊称他为邵校长。
邵校长给人的印象是比较严肃，不苟言笑，也并不主动去接近学生，但在学生中却很有影响力。特别是一批热爱文学的学生，总喜欢与他接近。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放弃了做工程师的理想而转向文学的。我在读中学时，常常因为认死理、敢抗争、不驯服而受到批判，被认为是一个落后分子。但他并不嫌弃，愿意与我谈天，而且并没有要做我思想工作的意思，所谈的大抵是文学问题，有问必答，谈得很诚恳，甚至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坦诚相告。我想看看他的作品，他就把他的剪报本借给我，我看后还与他作过平等的对话。
邵校长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他虽然并不张扬这些主张，但从行事中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只是可惜很多想法并没有实行，或者刚开了头，马上就煞了尾。
在刚当校长的时候，他曾组织学生办过一份《消息报》，每周两期，将校内各种消息编成简短的新闻稿，有表扬，也有批评，用大字抄写，贴在一块木板上，挂在最显眼的地方。这个报纸的名称显然是从苏联学来的，但从内容看，却与苏联式的政治宣传无关，而是想搞校内信息公开化，搞师生互动。当时大家都很感兴趣，读者甚多。但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因为这不符合为政治服务的办学原则，也不适应愈来愈紧迫的政治环境。
邵校长对学生的德智体教育都很重视，但他心目中的德育，是为人的基本思想品格，而不是政治适应性。所以对那些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并不怎么欣赏，倒是看重一些肯钻研业务的学生。这当然引起那些积极分子的不满，但因为他并不公开反对他们，而且上面也需要他这块牌子，所以一时倒没有受到冲击。邵校长还喜欢请校内外专家给学生开讲座，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但后来也搞不下去了，都为直接配合政治运动的报告所代替。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他才重新组织起学术讲座来。不过这已是台州师专时代了。
全建先生虽然一直做着一校之长，但其实并无多少权力，他只不过是一个摆在台面上的统战对象而已。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他不但担任过县政协副主席、县人民代表大会副主任和副县长，而且还曾经被推选为省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党员代表常常另行开会议事，以作决定，他感到无事可做，有点尴尬，回来之后就提出了入党要求，想与党员代表取得平等的资格。入党的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但下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就不是他了。因为他这个代表名额，是专给无党派人士的，他既然入了党，就失去了这方面的代表资格，所以另换了一位。那位新代表是他的学生，与他关系甚好，而且他本人也并不怎么看重这种虚名，所以对于此种变动并无什么意见，只是进一步明白了一层道理而已。
在邵校长逝世之后，我曾去看望师母。闲谈之间，我忽发感慨道：“邵校长做了一辈子校长，但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办校。他很有艺术才华，如果不做校长，一定会是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师母不以为然道：“要是去做作家，弄不好就是个右派分子，还是安生一点好。”这话说得也有道理。而且，即使做一个作家，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写作，也未必能写得出好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