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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项根本性制度变革，其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制度的变革必然导致经济中的作用机制及某些变量发生变化，并由此而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由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所导致的汇率升值对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可以将其作为自主性的调控工具，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厘清人民币升值的动因、效应，以及汇率作为调控工具对其他变量的作用机制及其相互间的政策搭配。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动因及未来走势
人民币升值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是由内外部经济失衡导致的，表现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大量的、持续的顺差；二是我国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于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高于其他国家，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双边实际汇率的升值，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1.内外经济失衡导致的升值压力
外部失衡是内部失衡的延伸和反映。按照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国内储蓄投资的差额等于经常项目的差额。从宏观的和历史的角度看，人口年龄结构是决定人们的储蓄、消费和投资行为的最根本因素。人口赡养率下降将导致储蓄持续大幅的上升，但投资增幅相对较低，储蓄大于投资，从而出现经常项目顺差。这是由于:(1)人口赡养率下降，储蓄增加，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企业只能增加出口;(2)青壮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力供给充裕，强化了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了出口增长;(3)人口赡养率下降，国内需求不足影响了进口，经济增长没有表现为进口需求的增加。我国的人口赡养率从1989年50.3％下降至2002年的42.3％，导致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储蓄持续大幅增长，经常项目也出现持续的巨额顺差。根据世界银行预计，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人口赡养率仍将继续下降，到2010年降至40.7％，到2020年回升至48.2％，与1996年前后的水平相当。在这段时期，我国经常项目仍将保持顺差，顺差额占GDP的比重将先上升后回落。显然，经常项目的巨额顺差以及对外投资的相对不足，将使人民币汇率处于持续的升值压力之下。这种状况与世界各国的经验是吻合的。
2.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导致的升值压力
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同时，部门之间呈现了显著的增长差异。从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来看，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远远大于其他部门的增长，成为带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引擎，并且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由于贸易品多集中在工业部门，非贸易品集中在服务业部门，工业部门相对服务业部门的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反映为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的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如巴－萨效应所揭示的，一个经济体中如果贸易品部门较非贸易品部门经历了更快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贸易品价格相对于贸易品会上升。在本国不具备国际市场定价能力的前提下，实现非贸易品价格上升的渠道有两条：本国货币升值和本国价格水平上升。这两种渠道都意味着实际汇率的上升。但是，由于我国在汇改前实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导致汇率调整的压力没有转化为实际的汇率调整，汇率价格扭曲凸现。据国内外不同专家的估计，目前人民币币值被低估15%～40％。
人民币盯住美元，从有利方面看，经济没有汇率调整的风险和成本，使货币政策易于操作；从不利方面看:(1)人民币汇率不能适时浮动带来了错误的市场信号以及扭曲的资源配置，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和国民福利的降低，同时货币政策独立性大大减弱甚至丧失，政策操作成本高，市场不稳定;(2)人民币盯住美元而导致汇率低估实际上是全体国民为出口提供补贴，这种补贴通过国际贸易输送到国外;(3)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对汇率的失调适时做出反应，经济只能通过通货膨胀（紧缩）或其他内在机制进行调整，这种调整的时间更长，成本更大。
从未来看，人民币的升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由我国经济、人口的基本面所决定的，因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和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调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
二、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方式、时机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为解决内外部经济失衡，释放由人民币币值低估所导致的经济风险，缓解汇率调整对经济带来的冲击，进行主动的汇率调整是必需的。汇率调整包括汇率制度、汇率水平、调整速度、调整时机等方面的内容。
1.汇率制度的选择
从世界各国汇率制度的周期来看，证实了特定汇率制度的有限可维持性。也就是说，随着决定汇率制度的主导性影响因素的变化，原有的汇率制度必然面临重新选择。由于汇率制度的选择由多种因素影响且易变动，不确定性较大，因而，当前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进行汇率水平的调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汇率机制的建设。
2.汇率水平调整及其调整速度
汇率水平调整对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是不同的，短期作用较强，一步到位地让人民币在短时期内完成升值过程将是对经济的巨大冲击。因而，为缓解汇率调整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也防止国际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流入，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策略应是小幅无规则升值；并且，每年的升幅应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以时间来换取汇率升值的空间，加大外资的时间成本来防止投机性外资的大量涌入。这种“渐进式改革”在获取经济稳定的同时也付出宏观经济的低效率和国民福利损失的代价，改革成本在较长时期内分摊。
3.汇率调整的时机
从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状况分析，人民币升值时机是比较有利的，并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从国内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在高位运行，内需相对旺盛；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有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础，可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由人民币升值导致的部分外需向内需的转化。同时，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对投机性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入有较好的阻隔作用。
从国际因素看，由于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增长强劲，世界主要经济体利率处于相对低位，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给我国提供了良好的汇改时机。
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增强了对我国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短期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处于较高水平有利于人民币加息，以减少国内市场过剩的流动性。
4.汇率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自2002年以来就一直在50%以上，且在国际贸易中，大多以美元为计价和结算货币，显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及经济增长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国内有许多学者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做了研究。由于所采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都认为:(1)当汇率升值幅度较小（如5％以下）时，对贸易收支、经济增长影响较小；当升值幅度较大（如10％以上）时，则危害较大;(2)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收支、经济增长的影响集中在短期，其影响随时间消逝而消失较快;(3)由于我国的国际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比较大，出口价格和进口价格之间存在较强的联动关系，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不大，不满足ML条件，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我国的贸易顺差状况，特别是出口的汇率滞后弹性系数明显减小;(4)人民币升值对国民经济中各部门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对制造、纺织等行业影响较大。
三、人民币汇率调整：一项宏观调控工具
中国的外汇市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由供求双方自发形成的市场。当前，我国采取了企业强制结售汇、商业银行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和央行干预等制度安排，外汇市场是一个买卖双方垄断的市场，因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及其调整幅度是可控的，汇率对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并对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
汇率作为一国货币的对外价格，汇率调整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及其外资流入的产业分布，从而改变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即汇率调整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汇率变动可以影响总需求及其总需求在国内和国外的分配，所以，汇率具有杠杆效应，通过调整汇率可以调控经济。显然，由汇率本身的属性所致，汇率是调节内外部均衡的有力工具。
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汇率作为调控工具在调节外部平衡方面最具功效，这是由其作为货币的对外价格这一属性决定的;(2)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即内部平衡）兼具有扩张和收缩的双向调节作用，且其作用力度是对称的;(3)汇率调整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4)汇率既是总量调控变量，也是结构调整变量，对贸易品生产和消费结构有调整作用;(5)将汇率引入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同时也使原先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缩小。
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是有约束边界的，有两个约束条件:(1)为防止投机性外资大量流入，人民币的年升值幅度必须限定在一定幅度之内，一般限制在5％以下为宜。(2)汇率的调控作用对贸易部门影响最大，而贸易部门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较大幅度的升值将重创该部门并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因而，应避免由于汇率大幅升值。
四、人民币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的政策搭配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与政策搭配中的相对作用，该模型是国际经济学的经典分析工具。在这个模型中，汇率一般是作为宏观调控的因变量出现的，但是，鉴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殊性，由于其可控性而使其可以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即作为宏观经济的自变量，在这方面的理论发掘尚待深入。
以汇率调整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必须要与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使经济达到平衡。在资本项目受到严格管制、投机性外资难以进入时，汇率升值除了调节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外，对总需求有紧缩作用，需要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
汇率升值通过汇率的杠杆效应使总需求减小的同时使总需求在国内外的分配中由国外向国内转移，从而降低通胀的压力并改善外部不均衡。在人民币升值时，为防止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流入，国内将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由外资流入导致的流动性增加以及低利率水平共同推动资产价格的走高，可能形成泡沫。就资本市场而言，托宾q值升高将导致上市公司增加直接融资、增加投资；就信贷市场而言，低利率导致信贷扩张，这些过度投资导致总需求扩张，并可能导致通胀；在这些投资转化为生产能力后又将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导致通货紧缩，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于外资而言，在转化为人民币后可以在股票、房地产等市场“伏击”，获取人民币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
但是，实际上，即便我国资本项目实施管制，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投机性外资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要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收缩流动性，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抵消由升值导致的外需减少。从前期的升值情况看，中央银行比较多地运用冲销政策来收缩由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导致的流动性增加。
在经济日益开放的情况下，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国外经济有重要的溢出效应。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来看，在采用汇率工具时必须关注美国、欧元区、日本等经济政策对我国的影响，特别是要考虑与美国的货币政策的协调。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每次美国由阶段性低利率时期转入高利率时期时，信用收缩导致各类危机在世界各地频繁爆发。从最近来看，1998年以来，美国M2的增长速度连续6年高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美元超额供给，特别是2001年～2004年的低利率，世界流动性出现过度供给，出现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而经过连续17次的小幅加息后，当前美元利率又重新回到高位。毫无疑问，世界流动性的收紧将对我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汇率政策应积极应对，做好前瞻性研究，未雨绸缪。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动因及未来走势
人民币升值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是由内外部经济失衡导致的，表现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大量的、持续的顺差；二是我国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于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高于其他国家，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双边实际汇率的升值，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1.内外经济失衡导致的升值压力
外部失衡是内部失衡的延伸和反映。按照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国内储蓄投资的差额等于经常项目的差额。从宏观的和历史的角度看，人口年龄结构是决定人们的储蓄、消费和投资行为的最根本因素。人口赡养率下降将导致储蓄持续大幅的上升，但投资增幅相对较低，储蓄大于投资，从而出现经常项目顺差。这是由于:(1)人口赡养率下降，储蓄增加，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企业只能增加出口;(2)青壮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力供给充裕，强化了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了出口增长;(3)人口赡养率下降，国内需求不足影响了进口，经济增长没有表现为进口需求的增加。我国的人口赡养率从1989年50.3％下降至2002年的42.3％，导致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储蓄持续大幅增长，经常项目也出现持续的巨额顺差。根据世界银行预计，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人口赡养率仍将继续下降，到2010年降至40.7％，到2020年回升至48.2％，与1996年前后的水平相当。在这段时期，我国经常项目仍将保持顺差，顺差额占GDP的比重将先上升后回落。显然，经常项目的巨额顺差以及对外投资的相对不足，将使人民币汇率处于持续的升值压力之下。这种状况与世界各国的经验是吻合的。
2.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导致的升值压力
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同时，部门之间呈现了显著的增长差异。从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来看，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远远大于其他部门的增长，成为带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引擎，并且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由于贸易品多集中在工业部门，非贸易品集中在服务业部门，工业部门相对服务业部门的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反映为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的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如巴－萨效应所揭示的，一个经济体中如果贸易品部门较非贸易品部门经历了更快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贸易品价格相对于贸易品会上升。在本国不具备国际市场定价能力的前提下，实现非贸易品价格上升的渠道有两条：本国货币升值和本国价格水平上升。这两种渠道都意味着实际汇率的上升。但是，由于我国在汇改前实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导致汇率调整的压力没有转化为实际的汇率调整，汇率价格扭曲凸现。据国内外不同专家的估计，目前人民币币值被低估15%～40％。
人民币盯住美元，从有利方面看，经济没有汇率调整的风险和成本，使货币政策易于操作；从不利方面看:(1)人民币汇率不能适时浮动带来了错误的市场信号以及扭曲的资源配置，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和国民福利的降低，同时货币政策独立性大大减弱甚至丧失，政策操作成本高，市场不稳定;(2)人民币盯住美元而导致汇率低估实际上是全体国民为出口提供补贴，这种补贴通过国际贸易输送到国外;(3)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对汇率的失调适时做出反应，经济只能通过通货膨胀（紧缩）或其他内在机制进行调整，这种调整的时间更长，成本更大。
从未来看，人民币的升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由我国经济、人口的基本面所决定的，因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和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调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
二、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方式、时机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为解决内外部经济失衡，释放由人民币币值低估所导致的经济风险，缓解汇率调整对经济带来的冲击，进行主动的汇率调整是必需的。汇率调整包括汇率制度、汇率水平、调整速度、调整时机等方面的内容。
1.汇率制度的选择
从世界各国汇率制度的周期来看，证实了特定汇率制度的有限可维持性。也就是说，随着决定汇率制度的主导性影响因素的变化，原有的汇率制度必然面临重新选择。由于汇率制度的选择由多种因素影响且易变动，不确定性较大，因而，当前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进行汇率水平的调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汇率机制的建设。
2.汇率水平调整及其调整速度
汇率水平调整对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是不同的，短期作用较强，一步到位地让人民币在短时期内完成升值过程将是对经济的巨大冲击。因而，为缓解汇率调整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也防止国际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流入，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策略应是小幅无规则升值；并且，每年的升幅应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以时间来换取汇率升值的空间，加大外资的时间成本来防止投机性外资的大量涌入。这种“渐进式改革”在获取经济稳定的同时也付出宏观经济的低效率和国民福利损失的代价，改革成本在较长时期内分摊。
3.汇率调整的时机
从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状况分析，人民币升值时机是比较有利的，并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从国内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在高位运行，内需相对旺盛；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有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础，可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由人民币升值导致的部分外需向内需的转化。同时，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对投机性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入有较好的阻隔作用。
从国际因素看，由于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增长强劲，世界主要经济体利率处于相对低位，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给我国提供了良好的汇改时机。
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增强了对我国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短期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处于较高水平有利于人民币加息，以减少国内市场过剩的流动性。
4.汇率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自2002年以来就一直在50%以上，且在国际贸易中，大多以美元为计价和结算货币，显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及经济增长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国内有许多学者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做了研究。由于所采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都认为:(1)当汇率升值幅度较小（如5％以下）时，对贸易收支、经济增长影响较小；当升值幅度较大（如10％以上）时，则危害较大;(2)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收支、经济增长的影响集中在短期，其影响随时间消逝而消失较快;(3)由于我国的国际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比较大，出口价格和进口价格之间存在较强的联动关系，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不大，不满足ML条件，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我国的贸易顺差状况，特别是出口的汇率滞后弹性系数明显减小;(4)人民币升值对国民经济中各部门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对制造、纺织等行业影响较大。
三、人民币汇率调整：一项宏观调控工具
中国的外汇市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由供求双方自发形成的市场。当前，我国采取了企业强制结售汇、商业银行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和央行干预等制度安排，外汇市场是一个买卖双方垄断的市场，因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及其调整幅度是可控的，汇率对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并对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
汇率作为一国货币的对外价格，汇率调整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及其外资流入的产业分布，从而改变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即汇率调整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汇率变动可以影响总需求及其总需求在国内和国外的分配，所以，汇率具有杠杆效应，通过调整汇率可以调控经济。显然，由汇率本身的属性所致，汇率是调节内外部均衡的有力工具。
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汇率作为调控工具在调节外部平衡方面最具功效，这是由其作为货币的对外价格这一属性决定的;(2)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即内部平衡）兼具有扩张和收缩的双向调节作用，且其作用力度是对称的;(3)汇率调整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4)汇率既是总量调控变量，也是结构调整变量，对贸易品生产和消费结构有调整作用;(5)将汇率引入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同时也使原先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缩小。
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是有约束边界的，有两个约束条件:(1)为防止投机性外资大量流入，人民币的年升值幅度必须限定在一定幅度之内，一般限制在5％以下为宜。(2)汇率的调控作用对贸易部门影响最大，而贸易部门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较大幅度的升值将重创该部门并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因而，应避免由于汇率大幅升值。
四、人民币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的政策搭配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与政策搭配中的相对作用，该模型是国际经济学的经典分析工具。在这个模型中，汇率一般是作为宏观调控的因变量出现的，但是，鉴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殊性，由于其可控性而使其可以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即作为宏观经济的自变量，在这方面的理论发掘尚待深入。
以汇率调整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必须要与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使经济达到平衡。在资本项目受到严格管制、投机性外资难以进入时，汇率升值除了调节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外，对总需求有紧缩作用，需要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
汇率升值通过汇率的杠杆效应使总需求减小的同时使总需求在国内外的分配中由国外向国内转移，从而降低通胀的压力并改善外部不均衡。在人民币升值时，为防止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流入，国内将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由外资流入导致的流动性增加以及低利率水平共同推动资产价格的走高，可能形成泡沫。就资本市场而言，托宾q值升高将导致上市公司增加直接融资、增加投资；就信贷市场而言，低利率导致信贷扩张，这些过度投资导致总需求扩张，并可能导致通胀；在这些投资转化为生产能力后又将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导致通货紧缩，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于外资而言，在转化为人民币后可以在股票、房地产等市场“伏击”，获取人民币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
但是，实际上，即便我国资本项目实施管制，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投机性外资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要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收缩流动性，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抵消由升值导致的外需减少。从前期的升值情况看，中央银行比较多地运用冲销政策来收缩由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导致的流动性增加。
在经济日益开放的情况下，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国外经济有重要的溢出效应。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来看，在采用汇率工具时必须关注美国、欧元区、日本等经济政策对我国的影响，特别是要考虑与美国的货币政策的协调。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每次美国由阶段性低利率时期转入高利率时期时，信用收缩导致各类危机在世界各地频繁爆发。从最近来看，1998年以来，美国M2的增长速度连续6年高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美元超额供给，特别是2001年～2004年的低利率，世界流动性出现过度供给，出现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而经过连续17次的小幅加息后，当前美元利率又重新回到高位。毫无疑问，世界流动性的收紧将对我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汇率政策应积极应对，做好前瞻性研究，未雨绸缪。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