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件毛衣的标价由499元变为299元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它，同时对原价299元的毛衣视而不见；当一双可买可不买的鞋子在品牌官网以三折出售时，我们会狂点鼠标争先恐后地买下它，而完全忽略堆满鞋柜浮夸而糟糕的打折款。我们会为了买更便宜的东西烧掉本已不多的工资，为了“双十一”那些标着半价的非生活必需品刷爆信用卡。我们在便宜货和打折品的海洋里狂欢，毫不吝啬地奉献着对便宜货的爱。然后，我们会找理由为自己开脱，其中最好用的一条是：之所以喜欢买便宜货，是因为我们赚得少。
　　我们为什么赚得少？一个残酷的源头是，因为我们太爱买便宜货。
　　众所周知，消费社会的形成与大工业时代有关。在19世纪末，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大规模机器生产，机器产能占据到国民生产的大半。工人不再需要技术，只需要将大机器生产环节拆解开来，每位工人只负责一小部分，并在一天中无限重复毫无技术含量的枯燥动作。
　　一战之后，连锁店开始遍布全美。为了削减成本、压低商品价格，连锁店只雇用廉价的年轻未婚女性，每周只付给她们不够糊口的两三美元。连锁店大亨弗兰克·W·伍尔沃斯这样说：“如果没有廉价劳动力，我们就无法享用便宜的商品。当售货员过于优秀需要加薪时，让她走好了。”
　　通过压榨劳力的方式，大量廉价品出现在了大盒子式的卖场中供人选择。
　　经济学家罗伯特·布鲁诺描绘了一个由廉价而生的“下流社会”：“公司因追求低成本而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只有尽可能地压榨价值链上的工人。我们创造了低收入的工人，使其成为低薪的消费者，而他们又去寻求廉价商品。于是人们策划建立了廉价商店，来招呼这些低薪的顾客，上架货品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这些人买得起。”
　　沃尔玛这个全球廉价品基地的口号是：“省钱，让生活更美好。”沃尔玛的口号看起来很美，却并不是真相。真相是，廉价商品压根不会让你省钱，它只会养大你花钱的胃口——你什么都想要，而且你认为，所有想要的东西，都应该在某一天理所当然地降低售价，成为你的囊中物。
　　《大西洋月刊》与《纽约时报》著名写手埃伦·拉佩尔说出了有关节俭与廉价的真相：“节俭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牺牲和自我约束，耐心地衡量自己所面临的选择，摒弃更深层次的满足感。一个节俭的人会未雨绸缪，为长期的拉锯战作准备。一个节俭的人不会驱车几英里，只为在买中筒袜时省下三美元，一个追求廉价的人才会这样做。廉价可以为我们止痒，可以将那些无法达成的梦想变成现实，我们就是买廉价的账。”
　　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廉价的追求了，于是聪明的生产商借着全球化的东风，将生产基地大规模转移到劳动法规不那么健全、劳动力也不那么值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后果是，别人家的孩子成为被盘剥的童工，别人家的工人被剥夺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社保福利，别人家的资源被大量地用来制造一次性垃圾，别人家的空气中盘旋着大量灰霾……而那些终于能够享受到低价的发达国家发现，本国人口失业率暴增。
　　埃伦·拉佩尔描绘了全球化生产下的美国消费者：“我们为亚洲受尽剥削的廉价劳工鸣不平，可是却驱车20分钟去大盒子连锁店购买中筒袜和内衣，好省下那几美元。我们为农业综合企业不善待动物而感到气愤，但只要食品价格上涨我们就会抓狂。我们教育孩子要有社会责任感，可是给孩子买的玩具却是由海外那些贫困的童工制造的。”在全球各地，勞动者总是一边抱怨着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一边肆无忌惮地享受低价。
　　为了降低成本，我们不遗余力地耗尽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了追求“物美价廉”，我们逼死了原创和匠人。
　　现在，低价社会可能已到尽头。人们虽然可以爱上廉价，却永远戒不掉附着在美好品质之上的记忆与感情。
　　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是一场“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转型，是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国家也从过去的“抑制消费”“合理引导消费”变成今天的“刺激消费”“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中国社会正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需要一场从低端消费迈向中产消费的升级和革命。
　　（摘自《新周刊》总第4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