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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这篇文稿,作者起笔书写时候着实有番犹豫:他知道自己"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的了",并且,他"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因此,他半是自嘲半是无奈地将它命名为"多余的话"。而在他身后,他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与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长久热议的重要"话题"——这为作者本人始料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