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的传播者主要指那些有足够能力将自己生产的知识在社会公共空间中流传的话语制作者，也就是进行公共话语制作与传播的人。所有的从事话语(日常会话、知识、理论等)生产的人们都必须保持高度的自反性。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完全被斩断，能指成为无所指涉的“自由漂浮”，不再回指任何现实，社会生活从生产之镜转为象征之镜，表征的危机出现。这种危机主要表现为“现实”的隐退和超现实的产生，符号和语言正逐渐疏远更为真实的话语社群，语词失去表示意义的能力，而成为了自我指涉;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稳定关系断裂了意义不再稳定，意义通过互文性影响、写作和追溯得到延异;语词即便在较为狭窄的领域拥有意义，这一语境或者并非为人所共享，或者是转瞬即逝的，超越那一刻就无甚可回味的。而在话语的每一个细节上保持着解构和质疑在一定程度上与后现代策略共通，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后现代的虚空感。传播技术的社会功能的悲观主义情绪似乎正在迷漫，民主与公共领域除了与传播内容高度关联，还需要与技术建立一种更为本质的联系，媒介技术既提供民主又限制民主。民主具有一种共享的语境准则，囊括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鼓吹网络提供了新的互动性的人们应该关注到这一点。而球形范式会成为传播研究的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