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轨时期的社会思潮(1978-1980)--以民间刊物与北京高校学生竞选运动为中心

来源 :第三届中国文学博士后论坛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jianzi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建国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很多以青年运动为先导,青年人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实践不仅直接影响了运动的走向,而且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在中国“当代历史”(1949年到“新时期”初期)的特殊语境中,这一诉求和实践一般来说不可避免地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左翼理论资源联系在一起,因此,青年思潮亦是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社会主义现代性内在矛盾的一部分.从1957年“百花时期”的反官僚主义作品以及北大“5·19”学生运动②到“文革”“新思潮”,再到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批判思潮,可以说,左翼革命的自反性逻辑贯穿于中国“当代历史”始终.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七八十年代之交,林林总总的民办刊物以及北京高校学生竞选运动,一暗一明,共同推动了历史的转轨和文学的转型.
其他文献
刘向在建立形象化的女性历史人物范本的同时,将历史进一步道德化。挖掘《列女传》女性的道德意识,是刘向《列女传》妇女观的主要指归。新历史主义代表海登·怀特说:“经典的历史叙事总是充分地对历史系列施加了情节并同其他可能的情节编织达成妥协。正是这种在两种或多种情节编织之间的辩证张力表明了历史学家的自我批判的意识之存在。”在历史叙事的过程中,有些情节是历史学家加入进去的,目的只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关注与批判意识
东汉王符所著《潜夫论》,为其赢得了百代传颂的声誉.作为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思想论著,王符在这部论文集中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而卓绝的认识和见解,阐发了很多确实可行的治政思想,其思想史价值历来受到学人重视.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评曰:"(王符)虽以耿介忤时,发愤著书,然明达治体,所敷陈多切中汉末弊政,非迂儒矫激务为高论比也."与此同时,《潜夫论》还是东汉散文的
六祖像赞是观画者宗教思想的触发与表达。到了宋代,六祖顶像没有大的变化与特色,关于六祖的画最多加上一个五祖与六祖一起,因此宋人不描绘六祖具体容貌,而是多集中其人生事迹经历或成就功绩上。如非其标题目提醒,真不知道其是像赞。它表明僧人对祖师的怀思叙述己经超越了形似,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精神层面,体现出观画者主观参与度更强,多少都借像赞寄托子坏抱。
本文以政治与文学的互动为视角,阐释李吉甫之政治功业与应用文书写,从中领会其经世用心。凡此种种,均证明李吉甫在中唐政治文化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学术界应给予充分的重视与深入研究。
《恨赋》是江淹的代表作,其意谓古人不称其情,皆饮恨而死也.《酉阳杂俎》云: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惟留《恨赋》、《别赋》,今《别赋》己亡,惟存《恨赋》矣.李白曾放言"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李白对自己的模拟之作不尽满意,对于被模拟的古人作品也未必满意,但对于这篇《拟恨赋》却还比较认可.李白没有将这篇《拟恨赋》焚毁,而是选择让它继续保存下去,因为他自信这篇《拟
骈文文风在唐代时期曾影响到岭南地区,在广西上林的《智城碑》就是重要的佐证.证明"当时岭南少数民族生活及人情,既不似韩、柳所描写的那样凶横野蛮,亦不如范周所描述的那样贫穷落后,而自有文采、文化水平却相当高,又具有先进的和平共存的思想."在《上林唐碑<大宅颂>和<智城碑>看唐代中原文风对岭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影响》从骈体文风角度也有过具体分析,现在再从初唐卢藏用的《景星寺碑铭》看唐代骈体文风在岭南的播
韩愈在碑文中所进行的句法探索,有其过于生割奇拗之处,后世的古文家虽然尊崇韩文,但对这种生割之语,也多有批评。韩愈碑文的造语之奇,与其元和时期诗歌创作中所形成的狠重诗风,在对强力美学趣味的追求上,颇为一致,是韩愈在元和独特的时代环境中精神面貌的折射。韩愈的狠重诗风虽然后人多有批评,但对于诗歌艺术的创新颇具贡献:同样,韩愈在碑文中的造句探索,虽有生割之弊,但对于开拓古典散文新的语言形式,仍然起了重要的
本论文以韩愈表状文为切入点,进而分析其相关作品,旨在论述韩愈尊君思想的理论:君权天授的天命观、圣人制作的历史观、分工从属的政治观,俾能跳脱单纯溢美的皮相认识,深刻理解韩愈尊君思想的建构依据及其政治意义.
对台湾古代文学及两岸文缘关系的研究,可以从学理上论证中华文化对台湾文化发展的渊源关系,从而在文化交流方面促进两岸的文化认同,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大陆宦台学官群体文化素质较高,或以诗文称胜,或多干济之才,以其文学成就及仕宦作为对台湾科举阶层的兴起及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做出了贡献.本文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从宦台学官与台湾文学的关系入手,为两岸文缘研究做出初步探讨.
有关中唐天命观、天人关系的议题,截至目前已有诸多期刊论文对此作深入的探究,其中以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的论辩最为人所熟知;他们之所以会重新审视天命思想,源自于安史乱后的社会剧变.龚鹏程曾认为韩、柳、刘等人的思维进化足以使中唐成为一种「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的时代,因为他们都不囿於官方「五德终始说的天命观」,且他们对天人关系及宇宙秩序性的思考确曾热烈地展开,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