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商业创作与消费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频繁发生，每个人既是商业网络内容的接受者，又是创造者，这是《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制定时未遇到的挑战。我国《民法典》编纂应当回应商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二十一世纪这一商业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以引领世界各国的民法发展。商业网络服务相关的侵权，是《民法典》编纂中债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民法典》总则进行对应性指导。如果制定《民法典》债法总则，也应对相关制度有所兼顾。网络服务的使用者，随着技术进步，其身份不仅是侵权人，也往往是内容的创造者，因此将成为未来《民法典》具体条款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通知删除规定应该怎样进行进一步优化，其和《民法典》债法总则中的一般性规定有怎样的逻辑关联和指导关系，其和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之间有何理论关联，如何在《民法典》的编纂中平衡好公平与效率的法律价值，都需要我们把该具体侵权类型放到《民法典》编纂和商业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下进行宏观的理解和微观的审视。卡拉布雷西和梅拉米德在《哈佛法律评论》关于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的、改变债法理论格局的研究给出了兼顾商业效率的法律经济学分析进路。我国现有的通知和删除制度替代了财产规则，导致了在网络服务相关侵权当事人通过谈判形成商业产业链的交易成本十分高昂，也弱化和淡化了《民法典》背景下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的债法救济的统一制度体系，破坏了《民法典》救济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在《民法典》编纂的统一的债法救济理论体系下，我们还应当明确网络服务相关侵权涉及的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特殊类型，并在《民法典》债法总论对非绝对权客体进行必要的完善和规定，以实现责任规则的理论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