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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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台港文学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误区：“严肃文学”、“通俗文学”，沿袭至今，仍在流行；现在，应该是走出这一误区的时候了。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严肃文学”、“通俗文学”是一对不科学的概念。二、“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的由来及演变。三、尽快走出“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的误区。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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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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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台港文学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误区：“严肃文学”、“通俗文学”，沿袭至今，仍在流行；现在，应该是走出这一误区的时候了。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严肃文学”、“通俗文学”是一对不科学的概念。二、“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的由来及演变。三、尽快走出“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的误区。
其他文献
唐诗文献中，韩琮、韩溉、韩喜三人一字题的七律咏物诗，存在着重出互见情况，由于文献阙如，此前未见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根据五代徐夤集中存在次韵诗的事实，推断存世文献中题为韩溉、韩喜的单题诗均为韩琮所作，并对该诗的传讹情况进行了梳理，以期对古籍整理有所助益。
《诗经》是诗，是文学，汉代起成为经，据王应麟《困学记闻》，《诗》在汉初早于诸经置博士列学官。二千余年来的诗经学，主要是义理和训诂的讨论。清代是经学尤其是诗经学的鼎盛期，异彩纷陈，学者大多谨严慎密，引据赅博，较诸汉、宋，后出而转精。清代的《诗经》学者中，若论能超脱门户，不大卷入派系家法之争者，今多推崇姚际恒(1647—17157)、崔述(1740—1816)、方玉润(1811-1883)等。本文探讨
关于"诗言志"问题，已有众多论述，本文补析，主要从礼仪制度的层面来立论，内容涉及三点，一是志有"标识"之义，即是说，所谓"以诗言志"，就是将"诗三百"当成一种标志来看待，是将其作为一种礼仪制度中区分等级的标记徽帜用以规范人们的礼仪行为。二是"志"作"情志、怀抱"解时，应用在各诸侯国及大夫间的交往中要区分所表达的是群志还是己志、是公志还是私志。三是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并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它
与西方人对时间的覃思相比，中国哲人更早开始了对于时间的妙悟。孔夫子从黄河滚滚东去不舍昼夜领悟到时间的永恒，庄子以"白驹过隙"喻指人生的短暂。这种对时间的诗性感受方式，从一个侧面映照出中国哲学的诗意与情趣。追溯哲人的诗性思考，我们会发现《诗经》的导源作用。《诗经》以诗歌的形式传达了先民对于时间的感受与思考，从中可以谛听到个体意识由蒙昧朦胧向觉醒迈进过程中坚实的足音。
《诗经》中14处写到卜筮，这些韵文语境中的卜筮叙写，是对先秦卜筮文化的重要补充，同时对复现先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原生态，对阐释《诗经》的原旨，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卜筮"是解读《诗经》的一个"新窗口"。
本文详细论述了欧阳子的小说追求讽刺和反讽审美风格时所运用的叙述策略，以及叙述结构的创造艺术。
当笔者对近两三年来断断续续搜集的华文文学史，以及相关研究资料进行仔细阅读、归总时，不禁感到了一种惊诧，在华文文学学科初创的这短短20年中，华文文学史的编纂可谓取得了辉煌成就，出版了许多关于华文文学的通史、简史、断代史、分体文学史、国别史、流派史、区域史，以及各类"准"文学史，如史论、史稿、概观、概要、概览、教程等等.在这20年间，平均每年出版3至4部华文文学史.本文论述了华文文学史的编纂受人器重的
本文综述了20多年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发展的轨迹，从而为制定一些近、中、长期的规划，构架一个今后研究的大框架，来引导这门学科的研究方向，从而为避免重复性劳动和资源浪费，特别是要加强薄弱项目的研究，逐步消灭盲点，使这门学科真正具备学术品格。
由于当局的禁绝，台湾文学从1950年代起割断了与中国新文学传统的联系的说法，其实并不确切。左翼文学之外的文学流脉，如“自由派”、现代主义等，仍在台湾延续。特别是随国民党赴台的人员，即使是20岁上下的文艺青年，大多也是从小浸渍于五四新文学的滋养中，他们的到来，必将早已融入他们血液中的中国新文学传统，带人台湾文坛。因此50年代其实是台湾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之一。
就华文文学的研究看来，它首先应当是鲜活的，是有魂的，是一种流动的精神之旅和生命之流，只有在不确定状态及处于艺术变化中去展示其存在实质和价值取向，才具备“诗性”追求。创作主体或批评主体都必须在不断的更新和拓展中，才能有效地抵达已然选定的目标，让创作与批评研究形成互动，趋向艺术更大的可能。如是，我们的研究方可显示出它的必要性、前瞻性以及应有的价值意义。海外华文文学要寻求新的阐释空间，可从以下几方面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