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林森早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培育了其对孙的崇拜之情。孙对林的信任和倚重反过来强化了林对孙的崇敬与服膺。林对中国共产党与工农运动态度的转变亦受其孙中山崇拜心理的影响。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通过设置总理纪念周、设立植树节等方式，于全国开展孙中山崇拜运动。作为国民党元老和国府元首的林森，身体力行，一方面服务于集权统一的政治权威的建构和巩固，另一方面弘扬了孙中山革命精神，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林森早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培育了其对孙的崇拜之情。孙对林的信任和倚重反过来强化了林对孙的崇敬与服膺。林对中国共产党与工农运动态度的转变亦受其孙中山崇拜心理的影响。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通过设置总理纪念周、设立植树节等方式，于全国开展孙中山崇拜运动。作为国民党元老和国府元首的林森，身体力行，一方面服务于集权统一的政治权威的建构和巩固，另一方面弘扬了孙中山革命精神，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其他文献
本文拟以1912-1934年间的《申报》和《大公报》上的评论文字为样本，揭示民国报纸舆论对于当时匪患的关注与认知，再现了一种“思想一社会”互动的鲜活历史情景，同时以此考察民国时期的中国民间传媒的关注所在，也可以借此展现被人们所忽略了的另一幅生动鲜活的历史画卷。
封建王朝的官方史学至清代发展到了顶峰，其标志之一即为乾隆朝正式确立了“钦定正史”的史学模式，通过君主公开认定以及官方出资刊刻的方式赋予特定史籍以王朝正统的含义。钦定正史模式的最终形成亦成为清王朝政治及文化统治臻于鼎盛的标志之一。耐人寻味的是，自乾隆朝后，有清一代还发生了另外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钦定正史的行为，其性质和内容与乾隆朝相似，而时代背景和最终结局则呈现明显的反差。此次钦定正史发生在政局衰颓的
地方自治是清末宪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1908年，清廷制定了建设地方自治的七年规划，规定了地方自治建设的具体步骤和内容，截至清朝灭亡，清政府的地方自治建设大致是按这个规划进行的。在此期间，清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地方自治建设的举措，掀起了一场声势颇大的基层社会改造运动，使得当时民间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新气象。本文介绍了清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背景，分析了清政府官员对地方自治的看法，最后从天津地方自治章程来分析清
从武昌起义至清帝逊位期间，“虚君共和”观念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康、梁之论著及其政治活动为中心，在时间上始于辛亥年九月，迄于同年十一月；第二阶段则围绕清帝逊位条件之商议而展开，尽管相关动议于辛亥年九月已经有所涉及，而且具体条件之磋商也至迟于十一月初便已开始，但公开之商议及争论却集中于十二月。上述两个阶段皆涉及“虚君共和”，不同之处在于，康、梁之主张在于将“虚君”列入宪法，使其为国家机关之一
本文拟依据升允(1858-1931)的诗文、书信和国内外相关档案作为基本资料，从政治角度切入，并试从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视点对其清亡以后的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进行解读。
以杰出人物的名字作为地名具有有隆重、简便、长久纪念等优点，从而成为一种世界性、普遍性的人文现象。在西方国家，以“亚历山大”、“华盛顿”、“伊丽莎白”等为地名的现象不胜枚举。我国并不例外，至今“中山路”还遍及全国大中城市。曾任国家元首长达12年的“林森”之地名也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神州大地上。林森健在的时候，重庆就产生了林森路。抗战爆发后不久，林森就率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林森路”这一名称正是1937年起
林森在任国民政府主席期间，还完成了一件“大事”，即建成了一座国民政府办公大楼。 20世纪初叶，中国建筑师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受西方建筑思潮的影响，大胆探索了中国新民族形式的建筑。国民政府办公楼(又称文书局办公楼)就是这种形式的代表作。其设计方案，就是在林森的主持下最后确定的。林森因为有了建造黄花岗烈士墓和中山陵的经验，对这一幢建筑的设计，以及内部的结构等，发表了很多意见。1934年初，办公楼举行奠
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字子超、一字长仁，晚年别署青人，清同治七年(工868年)诞生于福建闽侯，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一日病逝重庆，享年七十七岁。 子超先生自幼受儒家学术思想的熏陶、富有民族意识、胸怀匡复大志。所以当民国纪元前十八年、总理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鼓吹革命，并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号召天下时，先生欣闻之下向往最深。是故，于一九0五年加入同盟会，从事许多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有的是子超先生亲自策
林森先生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他反对腐败没落满清王朝、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辛亥革命他策动新军成立九江军政府。袁世凯篡夺政权后，他去职东渡日本，加人中华革命党。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第一次合作他任中央执行委员。由于他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因而，成为民主爱国主义者。1932年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连任12年。1943年在重庆逝世，终年75岁，遗体葬于
林森能从一介平民走向国民政府主席的高位，这与其早年在家乡教会学校尤其是在鹤龄英华书院(1881-1886年在学)所接受的“西化”教育有紧密的联系，他在这种较高层次的教育中，吸收中西文化的精华营养，滋生了先进的民族、民主思想，走上向洋老师发起挑战的中国式“反叛”的道路--爱国情怀与教会同化思想的对抗，这是其开始踏上共和革命道路的先声。本文试图从鹤龄英华书院课程特点来分析对早年林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