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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湮没的刘节译作--兼论刘节早年治学的哲学背景及其影响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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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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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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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期
其他文献
自二十世纪20年代梁启超明确提出“史学史”的概念和范畴以来，学者们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摸索和探求从未间断过，出现了“概论”式的中国史学史、“撰述”式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式的中国史学史，都对学科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瞿林东先生以其长期深入的研究和长期的教学积累而撰著了《中国史学史教程》，堪当中国史学史教材建设的典范之作。
作为一个以历史学科为主体、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领域，徽学从1932年被首次提出，至今已经历了萌芽发端、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其中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独占了发展和繁荣二个阶段。本文从“徽学”的萌芽发端入手，重点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徽学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并对徽学研究的未来前景进行了展望。
《史通》是古代史学批评的经典之作，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史学思潮纷涌而入国门后，学界新旧人士多藉刘著审视传统史学的利弊得失，学术界因之掀起《史通》研究热潮，成果也颇为丰硕。张邃青的《史通校释》汇辑诸家版本，广集各家异说，参互校正，探幽索隐，斟酌损益，合众为一，是民国时期《史通》“治书”之学的集成之作。
桐城派与浙东学派在史学上互有影响，各有建树。桐城派的史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校勘和评点了大量史学典籍，参与《明史》、《清史稿》和方志的编撰，拓展传统史学的研究视域，宣传进化史观，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桐域派史学成就的取得，与其义理、考据、词章兼修，史学经世思想和因势而变的历史观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