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帝国主义理论已知最早用于英语传播的研究,更主要应用于当代的英语传播的研究。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该理论已逐渐跳脱出英语传播研究范围之外,本文尝试用语言帝国主义理论来揭示日语在汪伪区传播所具备的语言霸权性质。对汪伪区而言,地位规划的研究思路可以应用于汪伪区日语功能规划的研究。日语在汪伪区的“通用语”功能,以及其在地位上没有超过汉语的事实这两个方面是汪伪区开设日语课程的“理想”的体现。另外,通过汪伪区的“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相关的“思潮”,尤其是总结“汉字文化说”这个与语言直接有关的“思潮”,来论述文化“思潮”对日语政策的推动作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得以贯彻,而就汪伪区的日语传播而言,日本和伪华北自治政府、汪伪政府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手段来实现日语扩张。正式的途径就是学校的日语教育,本文分为了普通教育和专门日语教育两类。普通教育可以细分为中小学的日语教育和师范学校的日语教育,并可以按照语言教育的过程细化为“课程设置”、“教师派遣和培养”、“教学法”、“教材和测试体系”四部分。最后,就日语传播的效能而言,由于超语言因素的影响,日语传播的效能实际是有限的。语言帝国主义的核心在于语言霸权,在汪伪区,虽然日语的地位没有超过汉语,但是日语的地位和功能依然被拔高了。日语课程的强制性开设、以及一系列的语言教育手段和语言管理手段都是为日语的霸权式扩张服务的。除此以外,随着侵华战争进程的推进,汪伪区的傀儡政权将外语课程的语种完全限制在日语。另一个层面是语言帝国主义所实现的“社会目的”,试图实现和扩大社会结构上的不平等。日本在汪伪区的日语传播的目的不仅仅在日语传播,更重要的是获得“文化上”的和“经济、政治”领域内的强权。为此,当时的日本政府和汪伪区的傀儡政权不仅仅通过对西方语言及文化的诋毁、排斥来扩大日本文化的影响力,而且他们借助语言文化影响力的扩大,以及对其它的社会领域的利益的获得,意图实现民族地位的不平等。最后,基于殖民帝国们的语言帝国主义历史,以及当代充满争议的“英语霸权”等问题,语言传播规划有不少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自己的主体语言的“形象”,日语在亚洲的消极形象说明语言帝国主义是促进消极形象形成的重要因素。而为了建设“积极形象”,语言传播部门不仅仅应该注意文化建设与传播,经济、政治领域的建设、形象树立同样是关键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会根本影响人们对语言价值的判断。除此以外,语言传播过程当中人们的评价是必须要注意的,这些评价源自于“语言制度”和“语言意识形态”,以及二者的互动。最后,围绕语言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语言文化虚无主义”和“语言文化极端民族主义”都具备了很大的危险,二者甚至可以共同构建一个新的“语言帝国主义”,因此语言传播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必须要注意这两个可能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