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章钜重提六朝“文笔之辨”与阮元一样意在提高骄文地位，批驳桐城派古文家贬低骄文地位，以散体文为文章正统的观点。继承阮元之外，梁章钜的文章学观点也具有独特性。第一，相较于阮元否定古文家的散体文为“文”，只承认比偶、声韵的骄体文为“文”的矫枉过正;梁章钜的古文、骄文之辨更为通达、折中，认为“文笔之辨”是六朝文论的范畴和语境，只是自己立论的依据和手段，实已不能规范明清的文章学格局。第二，梁章矩主张骄散结合，骄文散文并存，地位不必独尊，不可独宠一端。梁章钜从文章发展史的角度，看到散体文和骄文异途同源，在六朝之后的地位升降和彼此学习变化，无论是作为文体还是作为文法的散体与骄偶，都似阴阳相克相生之道，具有共同的表述功能，却也有彼此更为适合的表达文类，二者的结合是文道之必然。第三，梁章矩在论及八股文与古文的关系时，批评“以古文为时文”的世风，强调二者的互学互融，必须有度，不可盲目功利，二者的相通之处在于立言，皆求从心而发。比之阮元将八股文视为骄文一脉，视为文章正统中的正统之观点;梁章矩客观梳理八股文的渊源流变，并不过度拔高八股文的地位。最后，梁章矩批评忽视《文选》价值的古文家，认为《文选》亦是骄体散体并选的选本，不能将《文选》与骄文选本等同。梁章矩以上文章学观点既带有清中期文论家的共识眼光，又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和观点，为古文、骄文创作与理论的兴盛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援引诸家文论为多，自我著述偏少，未能在清中叶的文章学领域独树一帜，也是遗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