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端之纯善与七情之无有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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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退溪将四端与七情配属于理和气,并将其分别规定为"理发而气随之"和"气发而理乘之"。当进行这样的区分时,便出现了四端与七情成为两种所从来不同之情的疑问。进而,退溪虽将四端和七情都规定为善,但却最终导致了四端和七情中似乎各自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善。即退溪的四端七情论中存在着两个种类的情和两个善。这是由曾经与退溪展看论辩的高峰提出的问题,而退溪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未能完全为高峰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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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不作”四个字后面还有四个字,叫做“信而好古”,是孔子的文化自信的表现。他学习了很多典籍,终身都在学习,习得六艺,世间知识涉猎广泛:也周游了列国,看到各种制度方法,对于当代的思想风潮、制度变革了然于心。他从来没有动摇过,而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文化自信。所以,他才讲学不辍;然后,才有了今天膜拜无己的万世师表。今天接力于他的,不仅要接住“信而好古”的文化自信,也要接住他“述而不作”的践行精神。
荀子思想中的道德动机问题,究其实质乃涉及到一个性恶之人道德转化如何可能的问题,尽管荀子明确主张人皆可以为尧禹,但其间所包含的道德情感和欲求问题或道德行动的动机问题却并非是一个自明的问题,倘若此一问题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那么,荀子处心积虑所建构的道德哲学的意义将会变得十分苍白与惨淡。
孔学论做人的道理,既指示人格塑造之途径,又揭示人格理想之真谛。首先,孔子将"人"概念作为"类名"来使用,以它统称社会上下层一切人;其次,孔子以"人"为道德存在,将人格塑造规定为成就人的道德人格;再次,孔子所谓的"成人"的主要标准在于"见利思义",不是指成就"全人"(完美人格),而是指成就道德人格;最后需要澄清,孔子所设定的道德人格是具有立体层次的,依次是君子、贤人、圣人、仁人。可二分其为纯理想人格与现实理想人格:"仁人"属于纯理想人格,而"君子"、"贤人"、"圣人"则属于现实理想人格。现实理想人格都是实际
荀子一生可分为居赵、游齐、退居兰陵三个阶段,其人性论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荀子》各篇是在不同时期完成的,记录的是荀子不同时期的看法.根据内容及成书时间的不同,荀子讨论人性论的文字可分为四组,其中《富国》《荣辱》可能为荀子居赵时作品,反映了其前期的人性论思想,其特点是提出了情性-知性说,将情感欲望与材性知能都称为性.一方面认为顺从情性或情感欲望会导致争夺、混乱,因而蕴含有情恶的观点,另一
有别于西方鲜明的生命个我意识,中华文化语境下儒家有其独特责任使命担当下的个体意识.张载《西铭》思想就是其典范体现之一.《西铭》借易学的语境,基于天道性命的贯通,本乎天地人三才三而通贯为一的性命之理,着眼个体之"我"对于三才之一的人的角色承当,从"我"出发,为"我"构设了性命之理的生命大语境,生命终极承当与实现的宇宙大家庭语境,浸润礼、仁、孝的生命人文价值语境,开示了"我"对宇宙大家庭的认同承当,以
周敦颐被尊为理学开山之祖,黄百家指出:"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宋史?道学传序》亦称:"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而周敦颐的出现,则一转误入歧途上千年的儒家学风,而接续了孔孟天道性命之学.张栻《道州建先生祠记》:"以孔孟之遗意复明于千载之下,实自先生发其端."周敦
阳明“良知说”究竟有怎样的积极面相是当今学习、研究、传播阳明心学首先必须了然于心的课题。考之阳明心学义理脉络,务实践行、修行工夫、辨别是非、伸张正义四大精神贯注其中,这些精神不仅是阳明心学生命力的源泉,也是阳明心学贡献于现代社会的积极资源。
自从孔子以来,君子小人之辨一直是儒家的核心论题.从诸葛亮的"亲贤臣、远小人"到陈确的"使小人渐变为君子"(《陈确集》),体现了儒家对小人的理解的加深和处理方法的改进.王夫之作为陈确的同辈,虽然没有像陈确那样明确地要化小人为君子,但是也倡导要满足小人的适当欲望、给小人以应得的位置,而不是简单的排斥.
外王是内圣在社会政治乃至宇宙生态领域中的实现.由于内圣在历史情境中或者归于无从确证的传说,或者处于圣、王分离的状况,所以儒家外王说基本上不是对社会历史实际的记述,而是关于社会政治和宇宙生态的理想表达或制度设想,其不朽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了批判现实、改良社会的思想资源.
荀子的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逻辑严密的体系,其中所论证的诸多观点对现代社会治理仍具有借鉴价值.本文所探讨的是荀子关于伦理秩序和法律秩序的理论,这一理论深邃、细密,有很多值得讨论和发掘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