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对西方的理解-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人类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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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中国的哲学研究整体都存在对其自身合法性确认的需要,中国哲学如是,西方哲学也如是。作为一个“他者”,面对准确翻译的不可能性和与自身文化有隔膜的一整套术语系统,我们应采取怎样的视角,使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不再是世界之中的末流,而是也有自己的一份独特贡献的体系?本文借助人类学的视角,将哲学放回其文化大背景中,对此问题作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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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一般从批判理论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观,它强调了哲学的社会功能,体现了哲学的现实批判精神。但只从哲学的社会功能层面来定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观,还不能从根本上把握法兰克福学派哲学观的内在本质,容易忽视法兰克福学派哲学观的生存论基础和终极关怀,把哲学变成理论上的虚无主义。本文认为,应该从生存论出发理解和阐释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观,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观继承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
马克思在《导言》中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页),这句话一度成为学术界对宗教的本质和功能的经典表述。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宗教观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述,他的宗教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应断章取义,应把它放在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全面的去看待和把握。而马克思的宗教观和康德的宗教观既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性,又有其本质上的不同。本文就马克思和康德是怎样论证宗教存在的合理性,他们之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发表的《文明冲突?》曾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各种批判倾巢而出。时隔十一年,2004年亨廷顿出版了《我们谁?》,他将“文明冲突”的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遇到的种种挑战。通过对这本书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十余年来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商榷的地方。本文试图站在维系一国国家特性的角度上,来重新评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他者理论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的萌现、发展与彰显呈现出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经历了由认识论到存在论再到伦理学的根本转向。在这三次根本性转向中呈现出了三位代表性的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胡塞尔从先验自我出发,采用意向性方法,最后通过主体的相似联想而达致主体际性的理解。海德格尔从主体与他人的共同存在即常人的此在出发,意在澄明主体的本真存在。列维纳斯从分析无人称的存在出发,意在破除对存在的执迷与固守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在探讨世界本原的过程中,提出了火本原说,发现了“逻各斯”,认识到变化的万物都统一于一个共同的原则--逻各斯。这个逻各斯决定火的生灭和燃烧分寸以及万物的生存转化,是变化中的平衡与和谐,表现了变化中的永恒常道。逻各斯作为不变规则被视为宇宙之秩序,万物依此秩序而生长消亡,人与宇宙之灵魂相通为一。本文分析了“火”的特性,从“火”与“逻各斯”的相同相通之处入手,阐述了火与逻各斯的联系,
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直至结构主义,欧洲现代一些哲学流派对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解构有其自身逻辑和根据。结构主义尤其具有代表性,它基于语言的存在,以二元对立差别原则,抑客观世界的时空于主体之中并摧毁传统的主体原则来反映他们所认为的符号世界,从而解构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他们在解构过程中表现出的一些哲学特征或思维,对我们正确理解哲学及其建构、哲学范畴及其发展,以及东西哲学的特征有启发意义。
斯维德勒的全球对话的主要特点是对话的可操作性。通过组织和参加多次的宗教间和意识形态间的对话实践,他提出了自己的“对话理论”(深层对话/批判性思维)并严格界定了深层对话和批判性思维的含义和步骤,给出可操作的理论模式。本文就他的深层对话和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和要求和进行深层对话的七个步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舍勒将现象学方法运用于价值领域,坚持“面向现实本身”的现象学态度,借助精神之眼“看”到了一个先天、客观、独立的价值世界及其等级秩序。本文认为在这个客观的价值秩序中实际上内在地蕴含了世俗与超越、有限与无限、手段与目的三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正是这三对辩证关系的对立统一,不仅架构了先天客观的价值秩序,为现实世界划定了一个可能的游戏空间,也演绎了现实世界价值秩序的变化,从而造就了人类历史的古代、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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