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吸引了64个国家参与。随着亚投行在2015年开始正式投入使用,沿线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用以建设基础设施,这对沿线基础设施有良好的提升作用,能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那么,究竟哪些基础设施会影响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针对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又会有哪些差异?亚投行应优先选择什么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这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理论分析部分,首先,本文梳理了OFDI及基础设施的基本概念并依据世界银行1994年对基础设施的广义定义,将基础设施划分为交通、通信、能源、金融、科技、教育、医疗等七个方面,其次,阐述了OFDI的区位选择理论,具体包括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最后,分析了七类东道国基础设施影响我国OFDI的传导机制,主要从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和宏观经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现状分析部分,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当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及其增长率数据,发现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额在不断增加,其中,对亚洲地区的投资最多。其次,介绍了一些已有的重点合作项目,说明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最后,本文通过选取来自世界银行的指标来分析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总体来看,欧洲国家基础设施平均水平优于亚洲地区和非洲地区,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水平优于发展中国家。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选取2006-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为被解释变量,首先以七项基础设施为核心解释变量多方位考察投资环境,以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腐败程度、自然资源丰富度、贸易开放度为控制变量,将东道国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两组,运用固定效用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次,利用极差化法合成经济性和社会性两类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我国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对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不同类别的基础设施,重视程度不同,东道国经济性基础设施始终对投资产生正向作用,东道国社会性基础设施在高收入国家对投资起正向作用,在低收入国家起负向作用。最后,本文根据我国的投资现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状况及实证回归结果,为了更好的与沿线国家进行合作,提出了四点相关建议,一是对沿线国家的薄弱但有关键作用的基础设施进行援建,二是建立风险管控机构,调控投资风险,三是鼓励对沿线发达地区进行投资,获取溢出升级本国产业,四是加强国内教育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高技术人才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