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相关法律的限制,迫使许多互联网企业选择通过VIE架构在海外上市融资,美国资本市场凭借其成熟的市场制度以及高知名度成为了许多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首选之地。但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中概股在美国市场受到严格监管且不断遭遇恶意做空,《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公布让中概股企业在海外的处境愈发艰难。此时港交所修改上市新规,降低了上市门槛,促使大批中概股企业赴港二次上市。京东作为互联网龙头企业其赴港二次上市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其成功回归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以京东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法对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梳理,对相关概念以及理论进行介绍。接着介绍当前中概股的情况为案例研究提供大背景,然后按时间顺序对京东集团的上市过程进行梳理,以动因为切入点对京东回归后的风险以及效应进行研究。在回归动因上,京东此次回归是内外动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市场环境恶化,做空机构的频频做空,相关法律的出台让合规变得困难,而此时香港上市制度的改革,中国资本市场的红利都吸引着中概股回归;在内部动因方面,京东集团的战略需求以及自身融资需要都促进了此次回归。当然京东回归后也要面临两地股价联动所带来的风险。另外,对京东的回归路径进行分析发现当前中概股的回归路径主要有私有化退市再上市、二次上市以及双重上市,每种方式各有优缺点企业需要结合自身情况谨慎选择回归路径。回归效果方面,本文运用了事件研究法研究京东回归的短期市场反应,发现京东在二次上市后获得了投资者的大力支持,市值大幅度提升,获得了正向的市场反应;通过财务指标法以及可比公司法对京东的财务绩效进行分析发现,京东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有所加强,虽然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但其成长能力较为乐观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通过分析京东回归的非财务效果,发现企业知名度、股票活跃度等有所提升。最后基于本案例分析,得出相应的启示与建议。京东可以加强自身内控管理,建立对外风险防疫系统;中概股企业选择回归地点和回归路径时应充分考虑自身的结构特点、发展现状以及公司总体战略目标;监管层要注意政策引导,投资者要注意投资风险的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