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借鉴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宝贵经验,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职务犯罪治理领域。同年10月,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认罪认罚从宽确立为一项重要的原则,并且实现了与《监察法》的有效衔接。毋庸置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我国职务犯罪领域治理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该制度贯彻了党中央“惩前弊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体现了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服务于党中央反腐败的重大使命。由于《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属性的不同,“两法”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存在诸多差异,较为明显的是《监察法》的规定宏观、抽象、严格,而《刑诉法》的规定完善、具体、宽缓。由于监察法实施时间较短、且规定较为简单、抽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领域适用中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调查阶段与司法审查阶段的“认罪认罚的标准”不一致、监察机关的“从宽处罚建议”能否涉及具体量刑尚不明确,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调查阶段、司法审查阶段衔接不畅。监察法31条规定未明确程序从宽、律师能否提供法律帮助以及监察机关的职责,导致当事人权利保障存在缺位。监察法31条规定的审查主体“模糊”、审查程序严格,再加之监察机关的政治属性,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能降低、司法审查缺位。监察法31条突出认罪认罚“主动性,”且调查阶段处于封闭的线性结构,导致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审查存在缺位。笔者对于上述问题的产生原因以及制度的不合理之处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论证,并结合对实务办案人员的调研,对我国监察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提出初步的构想。首先,明确“主动认罪认罚”包括“自愿消极的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建议”不能涉及具体量刑,从而实现调查阶段和司法审查阶段程序衔接畅通。其次,应当确立程序从宽的规定、允许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明确监察机关职责,从而规制监察机关行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再次,应当设立专门的审查部门,且“上级批准”的审查模式逐步向“上级备案”的审查模式过渡,从而提高制度效能、强化司法审查职能。最后,应当保障被调查人知情权、严格落实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的规定、强化检察机关监督,从而实现“认罪认罚自愿性”、“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实质化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