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数字经济正迅速成为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既有研究围绕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增加值规模测算等问题,从资源投入引发产出增加的角度肯定了数字经济存在宏观规模扩增的“量变”现象,而鲜有文献关注数字经济“量变”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2020年3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了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之于转变我国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战略意义。为此,本研究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出发,聚焦数字经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立足于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与产业分类实践,综合运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测度方法,试图为数字经济企业的筛选与分类、企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测算和比较做出贡献,进而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微观研究与政策支持提供参考。本研究在总结国内外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数字经济企业划分为数字设备产销企业、数字技术应用企业与数字要素驱动企业三个类别,并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标准对三类企业进行筛选,构建出了以企业生产行为的异质性为区分的数字经济企业分类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估计方法测算数字经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企业生产率的角度反观企业生产要素的配置状况,借助全要素生产率离散度、生产率分解得到的OP协方差以及基于HK模型的资源扭曲系数,测度数字经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并基于企业异质经营特征与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与数字设备产销企业、数字技术应用企业相比,以数字化内容和服务为依托的数字要素驱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较低,资源错配现象更严重。基于HK模型的资源扭曲系数测算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企业普遍存在资本与劳动力要素扭曲,要素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偏离。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我国数字经济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呈现出二级行业、企业所有制形式以及时空分布的异质特征。在二级行业层面,新兴数字经济企业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本与劳动投入,而传统数字经济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普遍较低。在企业所有制层面,数字经济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优于国有企业,应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从时间趋势来看,2010年至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逐年上升,而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在区域层面,数字经济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生产率水平及企业数目均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相关,中部地区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于东部、西部及东北地区。本研究基于数字经济微观研究与要素配置研究的交叉视角,为中国数字经济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本研究具有两个方面的边际贡献。一是提出了数字经济企业分类的新模式。本研究先验性地架构了以国家统计局关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最新统计标准为依托的数字经济企业分类体系,这是对既有文献关于数字经济内涵演进、产业划分等学术讨论的凝练与延伸,体现了数字经济企业分析范式的深化与创新。二是拓展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测度对象。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错配的测度研究普遍以制造业、服务业等传统行业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创新性将数字经济这一新兴经济业态纳入该研究范畴,拓展了资源配置研究的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