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生存状态研究，尝试把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的生存状态放到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同时广泛吸收海内外中国现代戏剧研究和抗战文化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从学理层面做出系统论证。运用文化场的相关理论，提炼并且阐释了如下的观点：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那些以戏剧为业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既是一种政治性极强的生存，又是一种文化性极强的生存，他们在文化场中同时完成着从政治到文化、从现实到未来的多种使命。通过对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的生存状态研究，探讨了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的形成原因、具体表现、价值实现、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阐述了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以及对知识分子文化职责的宝贵启示。 全文共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桂林文化城是在抗战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桂林文化城的中坚力量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也为抗战文艺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当时，桂林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文化重镇。我们认为，抗战爆发后，当北平、上海先后沦陷，中国文化中心西移，文学艺术的主要力量也随之西迁，集结于桂林的戏剧家在创造出远远超过孤岛时期上海的戏剧成就时，凭借的不仅仅是桂林的地缘、政治优势，而且还有包括桂林地域的文化传统和中国现代戏剧文化传统以及战时文化氛围在内的文化综合因素。 第二部分：生存方式既反映了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的主体性存在的选择意向，又反映了他们所受的客观性制约因素，彰显了一种抗战时期桂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种因素所形成的特定场域中的双向互动关系。 第一章论述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的政治性生存状态。所谓的政治性生存，既指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作为创造主体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所受的影响和约束，又指戏剧家群在主观上对政治的态度、看法和价值选择。这也是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政治对戏剧文学的巨大影响力的具体体现。全民抗战格局的形成，是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选择政治性生存的必要前提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政治性生存的保证；新桂系实力派的开明政策，为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选择政治性生存提供了可能性；戏剧家的正确选择，是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政治性生存的主体条件。 第二章论述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的文化性生存状态。所谓的文化性生存，主要是指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在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时所面对的特定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并且凸显了戏剧家群通过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对抗战戏剧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也是特定时期各种文化对戏剧文学的巨大影响力的具体体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为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的文化性生存提供了时代背景；五四启蒙主义文化及左翼文化，对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的文化性生存的意义；现代话剧运动：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的文化性生存的实现方式；戏剧家的戏剧创作、演出及戏剧运动的成就，既是政治性生存的成果，又是文化性生存的记录。 第三章论述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的人生价值实现方式。抗日救亡宣传和抗日民主斗争中，戏剧家们以戏剧筑起人民的“心防”；以戏剧活动和戏剧创作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是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在战时的人生价值实现的政治向度；戏剧创作和戏剧活动：是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在战时的人生价值实现的文化向度。 第四章论述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的未来影响和宝贵启示。对新中国话剧的影响体现在：锻炼了一支精干的话剧队伍；留下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作品；刷新了观众的戏剧审美习惯；积累了丰富的导、表演经验。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影响：完善文化体制建设，力求形成激发文化工作者创造性的文化场；文化工作者也应该发挥主体能动性，在新世纪的文化建设中建功立业。对当代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宝贵启示：应该将个人理想和国家发展相结合；应该力求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 第三部分：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政治场和文化场良性互动的关系，对于今天的戏剧创作和文化建设具有当下意义和深远影响。以田汉、欧阳予倩、郭沫若、夏衍、洪深为代表的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的敬业、奉献、团结、创新的专业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为主体的启蒙主义精神以及开拓奋斗、人文关怀、文化批判的精神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也具有宝贵启示。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生存状态的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回眸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峥嵘岁月，实际上是在回顾中华民族永志不忘的抗日战争的悲壮历史。铭记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强大祖国，振兴中华。当代戏剧文化工作者应该继承百年话剧优秀传统，学习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的拼搏精神，更好地致力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继续为伟大的国家和民族而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