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一轮全球化下最大的受益国之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吸收外资的过程中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诚然,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的流入能够改善一国的整体福利水平,但外资流入带来的利益在不同群体间的分配往往是不公平的。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速换挡、结构优化的“新常态”,应更加着重于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突破,更加侧重于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根据全面建成民主更健全、民生更殷实的小康社会的要求和全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理念,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外资流入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的发展状态,努力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发展模式。本文的目的是,在中国吸收FDI日益增长的背景下,通过建立系统GMM模型,针对FDI对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和机制检验。首先,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机制分析,推导出FDI会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并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出影响渠道,并提出了相应的假设。其次,本文通过数据描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居民消费不平等两个变量的特征性事实,并分析两个变量间可能的相关关系。然后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数据库、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各省知识产权统计报告、中国财政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等数据匹配而来的面板数据,通过系统GMM模型研究了FDI对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同时也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FDI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具体影响机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FDI流入会显著扩大我国居民消费差距,实证结果在进行过度识别的Hansen检验、扰动项自相关检验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FDI对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相较于沿海地区和东部地区而言,外资流入导致居民消费格局的恶化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非沿海地区。此外,后续的机制检验表明:FDI的增加主要通过直接传导机制、技术创新效应、人员流动效应以及收入效应对居民消费差距产生影响。最后,本文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根据地区实际情况优化引进外资结构、协调引进外资产业结构、加强人力资本积累的平等性、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征收消费税和发放消费券。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从FDI这一外部研究视角出发,分析了FDI增加对于中国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该领域研究,一方面丰富了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丰富了FDI的研究对象;第二,本文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人员流动效应以及收入效应的动态行为机制,来分析FDI影响居民消费差距的中间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