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但却并未摆脱低端制造业密集,高端创新型制造业短缺的发展状况,此外,劳动力、产能等优势的弱化进一步减小了制造业的获利空间。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制造业企业纷纷参与金融投资以获取超额利润,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制造业作为我国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实力的关键因素,其金融化会影响企业的长期创新资金的投入。此外,制造业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不仅受到市场力量的作用,还会受到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影响。不同程度的政府补贴会改变企业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最终影响企业创新。因此,探究制造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政府补贴在调节二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于构建稳健有序的金融体系,明确政府补贴的方式和程度,培育企业创新发展新动能具有积极影响。针对我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进程加快以及创新能力整体偏弱的现状,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总结的基础之上,结合现状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最终对国家、政府和企业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选取2012-2018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建立静态面板模型,从整体上探究制造业金融化对其技术创新的影响。另外,采用对比分析法,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与非战略性新兴企业,探究产权属性、细分行业在调节制造业金融化和技术创新两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通过面板门槛计量分析方法,将政府补贴作为门槛变量,探究在不同的政府补贴区间内两者关系的差异性变化,明晰政府补贴调节作用。最后本文通过内生性检验、变换衡量指标等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表现为“套利”动机,制造业金融化抑制技术创新,持有投资性房地产的“套利”动机相较于其他金融资产更强,抑制作用更明显。(2)上述结果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行业的企业中存在异质性。战略性新兴企业、国有制造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而非战略新兴企业、非国有制造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强。(3)政府补贴能够调节制造业金融化和技术创新两者之间的关系。当政府补贴较低时,随着制造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弱化,抑制作用愈发显著;政府补贴位于中间区间时,随着制造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技术创新能力有所提升,抑制作用缓解;政府补贴过高时,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分别针对国家、政府和企业提出了政策建议:(1)国家层面:保持创新驱动战略不动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2)政府层面:提高政策灵活性和针对性,激发企业创新活力。(3)企业层面: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