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新的阶级和阶层及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已占据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新的秩序产生新的社会结构，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交融中产生嬗变，为后人解析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重要的范本。本文以劳资关系，这一现代化中新生并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925-1931年上海劳资关系由冲突到稳定发展历程的探究，揭示劳资关系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社会影响。全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内容是劳资冲突产生的背景。上海开埠后，工业化进程由此开启。在此过程中，上海劳资关系产生和发展，当然，伴劳资关系而生的还有劳资冲突。进入20世纪以后，上海发展成为中国的工商业中心，招徕资本和劳动力的高度集中。特别是1920年之后，工会崛起，民族主义亦被引入劳资关系之中。到1925年时，劳资双方的对峙状态已是剑拔弩张。第二章主要围绕着劳资冲突的爆发和高潮展开。本文认为1925-1927年的罢工潮爆发的原因分为两个方面：主观方面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需要更加广泛细化，物质利益的诉求亦更为迫切。客观方面就是1920年代活跃于上海舞台的各方势力展开激烈权力争夺，它们普遍介入劳资关系，使得工会迅速崛起，劳资对抗规格可谓水涨船高。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劳资冲突中引入了民族主义，从而使得劳资冲突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展开。第三章围绕着此时段劳资冲突的走势及其原因展开。旷日持久的劳资冲突，致使劳资双方甚至整个社会生产都遭受了巨大损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应上海资方的要求对劳资关系进行了一次暴力重组，结果，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被镇压。与此同时，国民党也通过这次行动达到了驱逐政敌和重建国家权威的双重目标。为了获得劳资关系的长期稳定有序，国民政府又对上海劳资关系进行了重组。从1927-1931年上海劳资关系发展的态势来看，这次重组还是相当成功的。第四章主要对国民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作用进行一番系统的考察。1927-1931年上海劳资关系之所以能够由激荡走向和谐，其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通过团体契约构建了一个社会安全阀机制。在这一机制下，劳资冲突能够得到规范化的处置，而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亦能得到声张，不仅如此，政府还建立以其为主导的第三方调停机制，使得绝大多数的劳资冲突都能够通过政府的调处获得解决。当然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作用并非放诸上海皆准，当面对租界势力时，国民政府表现得力不从心，不得不借助于外力。最后是余论部分，对1925-1931年上海劳资冲突的历程进行梳理，以提出它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