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动机来源于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审计收入过于悬殊的事实,2010年发改委与财政部联合印发《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要求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收入费用进行清理规范,政策起因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相差过于悬殊。据中注协审计情况快报,在2009年披露的年报中,中国银行的审计费用最高,达到2.07亿,该行的审计师是享有国际声誉的普华永道；而同为上市公司,有的公司审计费用仅10万,担任审计师的是当地小所,其间相差悬殊达2000倍以上,令市场与投资者纷纷表示不解,一时间引起市场争议：国际四大和本土大所收费如此之高,是否真正代表较高的审计服务质量?而上市公司是否有必要聘请这些大所担任审计师?西方关于大审计师的文献一致性地认为,由于“准租金”的存在,法律诉讼与声誉受损使得大审计师倾向于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更反对公司管理层盈余操纵行为,更具有独立性和专业胜任。然而,所有类似的研究证据的取得是在西方相对成熟与历时更悠久的资本市场环境中。其中,西方对于投资者与债权人的保护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就审计市场而言,当发生审计失败时,审计师负担高额的诉讼成本和声誉损失。在西方,所谓的高质量审计,是市场环境倒逼的结果,而不是自发性形成的。关于韩国审计质量的研究证据证实了这一点,在韩国,商业往来非常依赖社会网络,是典型的关系型社会。韩国许多公司的经理认为,审计费用是毫无必要的,是否聘任六大取决于关系,对公司在市场上的融资决策无关。实证检验的证据确实证明了六大的审计质量与非六大没有显著区别。因此,忽视制度环境而探讨审计质量与审计师声誉在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本文立足于中国转轨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探讨了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审计质量、审计师声誉与债务融资成本三种之间的关系,专注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国际四大与本土大所是否提供客户更高的审计质量?即审计质量与审计师声誉之间的关系。关于第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由于相对于西方更宽松的审计监管环境,大审计师没有动机提供高质量审计,并断定缺乏严厉的制度约束,审计质量不可能得以提高。国外学者曾抛出“中国之谜”,认为中国是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关系的反例。无论是中国公有部门还是私有部门在相对不如西方的投资者和债权人保护机制、尚未完全成熟的资本市场环境中却是发展地极为迅速,其中正因为存在着“声誉替代机制”。将这一结论延伸至中国审计市场,本文认为,断定审计监管是决定审计质量的唯一因素的结论过于武断,即使存在正式监管制度安排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声誉机制可能会同样迫使大审计师提供高质量审计此外,许多转型金融经济学文献已经证明了国有股权的特殊权利,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证明了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因此,国有股权的特殊性质意味着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国有企业能够得到额外的财务资助,进而对大审计师而言,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显然有着更低的审计风险。这就鼓励了大审计师,比如国际四大与本土大所,采取相机抉择,对民营企业更严格,而对国有企业更宽松。因此与声誉替代机制一样,企业所有权性质也是考察国际四大与本土大所在中国市场中审计质量与审计师声誉之间关联性的不可回避因素。所有权性质的差异意味着公司不同的代理结构、破产风险与大审计师差异性审计策略的动因。第二,由于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是不可观察的,因而市场需要依靠提供审计服务的审计师声誉来判断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而做出市场决策。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国际四大与本土大所的声誉是否向资本市场传递了积极信息,即会计师事务所声誉能否为上市公司带来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并且是否大审计师声誉在债务市场中的作用与其提供审计质量之间存在联系?在之前的文献中,学者们以市场评价作为审计师声誉,比如国际四大就可以作为具有较高声誉的审计师,称为大审计师。而本文所认为的审计师声誉是一种基于市场信号的概念。本文认为,真正的审计师声誉是建立在高于平均的审计质量上的,大审计师提供了更高的审计质量,减少了客户公司的盈余操纵行为,增加财务报告可信度。因此聘请大审计师,比如国际四大与本土大所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与相应的代理成本。一旦大审计师建立起市场声誉,聘用大审计师可以被视为以一种市场信号,市场对这种信号的反应正是本文所关注的审计师声誉。许多国内文献已经考察了审计师声誉在IPO抑价方面的作用,发现审计师声誉对于企业的抑价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关于审计师声誉在债务市场的声誉作用,研究文献相对较少,目前所得到的研究证据也无法达成一致。本文认为,在审计师声誉在债务市场的作用方面,即审计师声誉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关系问题,同样应区分企业性质进行分析。第一,民营企业因为需要依赖审计师声誉而聘用大审计师,结合审计质量部分的分析,大审计师担忧民营企业的审计风险而被迫提供高质量审计,因此本文预测,对于民营企业,债权人会相应考虑到其所聘用大审计师的声誉,给予债务成本的降低,形成高质量审计、审计师声誉与债权人信任之间的逻辑链条。第二,国有企业部分则更为复杂,国有股权的特殊性质带来的低破产风险效应使得大审计师相机抉择,提供国有企业更低的审计质量,而市场又无法直接观察到审计质量,因此可能出现大审计师的“伪声誉”问题,因为在事实上,上市公司并非因为国际四大与本土大所带来的高质量审计取信于资本市场,而是通过“利用”审计师声誉获取融资便利,由于市场是无法直接观察审计质量,因而无法判断大审计师的相机抉择行为。此时,大审计师与国有企业结成隐形合谋,一方面,国有企业利用了大审计师的市场声誉获取融资便利,另一方面,大审计师利用了国有企业更低破产风险的预期,进行了机会主义行为。本文使用来自A股沪深两市2006年至2008年2682份上市公司样本,以经验研究的方式考察了上述提出的两个理论命题。研究发现,第一,具有高声誉的大审计师提供的审计质量并没有高于普通会计师事务所。但大审计师会区分企业性质而采用差异化的审记策略。对待民营企业更严格,更反对其管理层的激进性会计处理,相反国有企业则相对宽松；第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聘用大审计师均有效地降低了债务成本：第三,审计质量在市场中是无法直接观察得到的。因此,市场是无法感知大审计师的差异化审记策略,造成了审计师声誉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中同样有效的事实,而实质上,国有企业依赖审计师声誉获得的债务成本降低是基于“伪声誉”的,民营企业确实以审计师声誉获取了更低的债务成本。借助研究结论,本文总结：在中国制度环境下,大审计师确实“部分地”区分企业性质提供了高质量审计,但在债务市场无区别性地发挥了审计师声誉,为国有与民营企业降低了债务成本。其中,国有企业“有效利用”了审计师声誉。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西方关于审计质量、审计师声誉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关系的研究的基础是建立在以私有经济为核心,历时更悠久的资本市场环境下,本文立足于中国转轨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有制度环境,丰富了西方关于审计质量与审计师声誉的研究成果,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制度依据和理论探讨。尤其是我们发现,即使缺乏相比西方市场更严厉的审计监管,声誉机制依然迫使大审计师在一定程度上提供高质量审计。第二,学者们在对审计质量、审计师声誉与债务融资成本关系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了制度环境的重要性,我们在此基础上为目前研究证据的不一致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中国资本市场在更宽松的审计监管制度环境、高度竞争与非垄断的审计市场结构、以及国有股权“预算软约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索与深入分析并加以实证检验,发现大审计师在区分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各自不同的审计风险,实施了差异化的审计策略,更进一步增进了对于大审计师所提供高质量审计的前提与其相应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理解。第三,关于审计师声誉在债务市场中的作用,学者们关注到了IP0市场,但较少有文献涉及到债务市场,且以往的研究没有注意到审计师声誉与大审计师的相机抉择之间的联系,本文联系了审计质量探讨并考察了审计师声誉在债务市场中的作用,发现即使大审计师没有提供具有更低审计风险的国有企业高质量审计服务,其声誉依然在市场中无区别性地有效,一方面,国有企业利用了审计师“伪声誉”为其在市场中传递信号,另一方面,大审计师也因为市场无法直接观察审计质量的特征,实施了机会主义行为。本文的研究内容为监管层规制此类双向互利提供了经验证据,近来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又进入了新一轮的攻坚阶段,而审计市场是资本高效率配置的必要环节。笔者的研究为中国审计市场进一步提升效率以及为监管层的改革路线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