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以高级管理者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的作用和价值越来越受到企业重视。作为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高级管理人员的价值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的日趋完善而不断增加，尤其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内部，高管人员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因此，为了避免人才的流失及其行为的“异化”，如何利用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提高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并对其行为进行合理约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表明，作为公司治理中重要财务决策之一的资本结构是影响企业高管薪酬的一个重要因素，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本文在对国内外关于资本结构及高管薪酬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分析的基础上，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提下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核心，基于我国国有企业特殊的制度背景，充分考虑代理人存在管理防御行为的可能性，通过以2007年至2011年五年间沪深两市部分国有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和高管薪酬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引入非对称信息理论，通过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决定机制的分析，从委托代理双方博弈的角度出发，确定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并将资本结构的选择作为企业委托人调控代理人行为的一种有效的激励手段，进而在最优资本结构下确定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以期为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完善提供现实背景和依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深入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中复杂的委托代理链对于管理层行为产生的必然影响，在对管理防御行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资本结构和高管薪酬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二是在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决定机制的分析基础上，从非对称信息博弈的角度出发确定企业最优的资本结构，并进一步设计出了与资本结构相关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