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制度变迁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路径中进行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着制度变迁的不同路径。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私有财产制度及法制精神、契约理念、劳动“天职”观等文化因素共同孕育了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同时也创造了与市场制度性适应的人文社会环境，这些都是包括公司治理制度在内的市场经济制度有效运行的文化基础。传统文化与现代公司治理理念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公司治理制度畸形化的深层次原因。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家文化”与以“权力制衡”理念为基础的公司治理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如“一把手”文化、“官本位”意识削弱了监督制约机制、“含蓄文化”扭曲了组织中信息传递的机制，增加了代理成本、降低了公司的治理的效率。缺少文化底蕴的制度安排往往是低效率的。董事作为公司的受托人应对公司承担信义义务，这是现代公司法对于包括董事在内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一种法律约束，在我国，由于缺少一种为整个社会所接受信托文化基础，使得有关董事信义义务的法律制度被普遍漠视，与此同时。公司立法中有关股东会中心治理模式的制度安排有悖于董事会作为一个整体对公司承担信义义务的治理原则，这些都是造成我国公司治理机制低效率的原因。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产生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的特征，这其中既有法律和政策安排的原因，也有传统文化惯性作用的原因，两者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如我国公司立法中“法定代表人”的制度设计与由“家文化”延伸出来的“一把手”文化相互融合，使“一把手”文化制度化，造成了经营者的家长作风，破坏了权力的制衡机制；现阶段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行政任免制度与“官本位”文化互为渗透，进一步滋生了企业领导人的长官意识，这些都使得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与约束功能丧失，成为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