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权研究属于国际传播和中共党史的交叉领域,主要研究海外舆论场的中国共产党话语,包括中国共产党话语是否能够影响国际媒体报道,国际媒体如何报道中共话语,以及报道背后的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权演变。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网络的构建,是研究中共国际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传播的设计、组织和运作三个方面有效配合,保证了战时条件下中共国际传播网络的顺利运作,从而进一步获取国际话语权。本文以抗日战争十四年为研究区间,以该时期西方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为样本,进一步探析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权的萌芽与演变过程。通过对《纽约时报》的中国共产党报道进行文本研究和话语分析,可以发现中共话语在媒体报道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西方媒体中的中共话语早在斯诺《西行漫记》在欧美传播之前就已初步形成,西安事变发生后的中共国际传播成了中共国际话语权萌芽的重要标志。抗战中期,国共合作抗日一直是《纽约时报》报道的重心,随着国民党对中共的严密封锁,报道量略有减少。到抗战后期,中共和美国开始深入接触,中共在《纽约时报》上的曝光量迅速增加。通过《纽约时报》的中共报道进一步提炼出该报关于中共话语的新闻主题,主要包括以宣传为主的意识形态主题、以农民为主的经济利益主题、以团结为主的民主政治主题和以沟通为主的观察家主题四种。《纽约时报》报道中的中国共产党话语及主题选择,部分程度上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发展情况。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权在十四年间从最初的失语到产生萌芽,从半公开到公开的话语传播,中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其国际话语权得以逐步发展。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领导层从国际传播的决策层面作出策略安排,利用中共所属媒体组成的媒体平台全面开展国际传播工作。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中共媒体和《纽约时报》之间有丰富的议程互动表现,《新华日报》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中共还通过广泛接触国际友人以及外国媒体驻华记者,采取直接发声或“借口发声”等方式,向《纽约时报》等外国媒体传递中共声音,取得了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通过研究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权的萌芽与演变,可以给当前的中共话语权研究带来一定的启示。纵观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国际话语权的发展,可以发现政党的国际传播、对外交往和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良好的国际传播会极大地促进政党的对外交往和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如何有效利用外国记者和外国媒体来传递政党话语并设置议程,和政党在国际传播层面的顶层设计以及执行效果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