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创立了用阴阳五行推算命运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命理学。命理学产生的思想基础是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天命说;命理学产生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体系。东汉时，阴阳五行学说以谶纬学的形式完善，并直接推动了命理学的萌芽。　　魏晋南北朝是是命理学的萌芽时期。到中唐，李虚中创立了命理学的“古法模型”——以年为本，采用年月日时论命。“李虚中术”经宋代人增设胎元、神煞，成为了繁杂的学说。北宋的徐子平针对其缺点，创建了以日干为本，采用正五行论命的今法模型“子平术”。“子平术”经历了三百年左右的隐秘相传历史，在南宋末年的徐大升手中发扬光大。　　命理学之所以能够在传统社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提出了一套模拟中国家庭关系和社会分层流动的模型。命理学的“十神”系统通过“六亲关系网”模拟了宋代“三代五口”之家的家庭结构，同时通过“财官关系网”模拟了传统社会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路径。可以说，命理学理论模型既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家庭关系中的“差序格局”理论，又提出了契合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分层维度与理念。充分发掘命理学中的理论模型对于研究关系社会学以及当年中国社会分层现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命理学不仅提出了模拟中国家庭关系、社会分层的理论模型，其中蕴含的天命观对于唐宋及以后儒释道三教之传播与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就精英思想而言，命理学的出现为儒释道三教并流提供了“知识论”基础。就民众思想来说，命理学通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算命行为传播了天命观，使得民众产生了对天命的敬畏感，而这种敬畏感为儒释道三教又提供了群众基础。大小传统的互相沟通，直接推动了系统化命理信仰的形成，正如《了凡四训》中描述的一样，当民众开始对天命产生敬畏感之时，儒释道又以理性和清醒的形象抛出“积德行善、心命双修”的改命方法，从而形塑了中国文化福善祸淫、乐天知命的精神气质。　　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历史进程中，命理学并未随着封建纲常的崩塌而衰落，反而通过吸收现代社会的理念、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实现了现代转型。民国时期的命理学整体上呈现去魅化的特点。命理学不仅通过去魅为大众所接受和了解，而且融入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这表现为算命师在为人算命时，更加尊重个体的自由和幸福等现代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后，命理学在台湾地区向着实证化、学术化的方向发展。随着命理学的去魅化，人们逐渐放弃了“梦幻命理学”的想法。此后，命理学在台湾地区逐渐与商业、娱乐行业合作，成为台湾民众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部分。　　在20世纪50～80年代，命理学在台湾地区完成了现代转型。而在同时期的大陆，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命理学一度“销声匿迹”。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算命活动大有“卷土重来”之势。笔者通过对网络算命现象的调查发现，命理信仰在当代大陆地区盛行的最主要原因有二:当前大陆地区处于社会转型期，权力、财富、声望分配的不合理现象使得人们求助于命运;从全球范围看，当前人类社会开始向风险社会过渡，无所不在的风险渗入人们生活的经济、家庭等领域。可以说，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失范、风险社会的到来是当前命理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　　今天的人们往往将命理信仰与算命等同起来。事实上，算命只是命理信仰的一部分。命理信仰由算命、性理辅导、鼓励人立命改命三个有机的部分组成。在今天，命理信仰的三个部分对于现代人有着不同的功能。算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现代人的焦虑、失范感，对于现代人有着心理辅导的功能;融合了儒学思想的“性理之学”，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包罗“心—身—家—国—天下”的理论。这一理论将社会秩序、处世策略建立在阴阳五行宇宙秩序之上，对于缓解现代人的失范感、无意义感、无秩序感有着重要的“性理”辅导功能;命理信仰与儒释道思想形塑的乐天知命、福善祸淫的天命观，被现代人创造性地转化，形成了一种素朴而充满活力的“道德资本”。　　勿庸置疑，宗教正在全球范围内复兴。在今天，“政教分离”成为大多数国家建国的理念，但这并不妨碍宗教对政治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在全球秩序的建构中，文化、宗教的认同显得尤为重要。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的文化要素加以提炼，不难发现，“以天命为基础、兼容儒释道”正是全球华人的共同信仰。一种融合了命理信仰与儒释道思想的“立命知命改命”学说，成为当今华人的共同寄托与信仰。这一共同的文化基因，对于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纽带、打造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已经、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命理信仰蕴含着消极的、与建设公民社会不符的精神气质，对此需要加以积极地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