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既是一国政府调节国际经济往来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又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政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政策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福利，一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可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但是，现实经济实践与传统理论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贸易保护主义一直盛行不衰，贸易壁垒形式日趋多样，贸易摩擦时有发生，贸易自由化政策很少被真正实行;在互惠的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逐步得到了认可的同时，贸易的地区主义得到发展，歧视性的区域贸易协定成为全球贸易自由化推进的障碍;在对贸易政策进行选择时，一国政府往往倾向于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国内产业发展进行保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现象很难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促使经济学家对贸易政策研究的视角进行了调整，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得到了发展。　　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吸收借鉴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主体、机制运作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各种政治经济约束进行分析，对现实经济中贸易扭曲政策的存在、形式、结构和演变等进行更合理地解释和分析。目前的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分析大多是对关税政策的研究，因此有时又被简明地称为“关税内生化理论”（Endogenous Tariff Theory）。现有的关税内生化理论研究大多以西方的政治体制为基础，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制定，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展了很多计量研究。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策决策机制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导致关税内生化理论不能够直接适用于分析中国关税政策的制定情况。因此，对关税内生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税构成了进出境货物和物品的贸易成本，不仅影响商品的国内市场价格与供求关系，使国内的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还会通过货物与商品的跨境流动影响与本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进出口贸易商的经营行为和利益。具体来说，关税政策的财政收入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收入分配调节效应等对本国经济和贸易伙伴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府过程看，关税政策决策的主要政治特征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导政策制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实施全方位的领导，在中国的政策决策过程中具有最高的和核心的地位;党与政府之间实质上形成了“委托—代理”的关系，中国的经济政策决策是由多个行政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分头管理和协调执行的，形成了“政出多门”的组织结构;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组织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最终目的是达成共识或一致同意，是一种“集体理性”。　　从中国经济政策的决策机构看，中国经济的核心领导和决策部门是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很多经济发展重大政策和目标都是以政治局或者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名义颁布决议和指令，然后通过法定程序，转变为政府行政职能部门（国务院）的政策。中国关税政策的决策机构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海关、国家发展改委会等部门都参与了关税政策的制定过程。　　在中国关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内利益集团和国际政治经济压力会对政策决策产生一定影响。国内利益集团主要包括，中央行政部门、地方政府、国内企业、消费者等，目前利益集团诉求的主要表达方式包括:向主管部门或人大、政协提交提案议案;通过行政诉讼，或者参加听证会表达利益诉求;通过利益代言人表达利益集团的意见，或通过书信、递交研究报告或直接造访等方式对政府部门进行直接游说;通过新闻舆论或施压性的集体行动等。从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的角度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在国际贸易领域传统的封闭型决策机制已经不再适合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关税政策的制定会受到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和区域贸易安排的约束，以及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协定等方面国际政治的影响。　　随着对中国关税政策政治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尝试通过对现有的理论模型进行修正改进，以建立符合中国特点的理论模型。本文以盛斌(2002)建立的模型为基本模型，并引入了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对模型进行了扩展，以对中国关税政策的决策进行科学研究。在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各工业行业的经济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行业企业个数，行业中国有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率等因素，以及外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比重等因素对中国的名义关税率有显著影响;行业总资产利润率，行业中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率和就业人数对中国关税有效保护率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关税内生化理论在中国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