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剧存在和传播方式来说，小剧场话剧是相对于传统大剧场而言的一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当代话剧演出形式，表演空间较小、演员与观众贴近是其最突出的特点，而这一存在方式也促使小剧场话剧本身具有先锋性。从戏剧艺术的文化源流来说，小剧场话剧最早出现在欧洲，20世纪初传播到中国，宋春舫、徐半梅等人积极向国人翻译和宣传小剧场话剧。1921年，汪优游等人针对文明戏过于商业化的弊病首次提出“爱美剧”的设想，这是中国小剧场话剧的雏形，《民众戏剧社宣言》中提出“小剧场运动旨在反对资本家通过票房控制戏剧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倡导业余戏剧活动”。田汉、欧阳予倩和洪深等人也通过南国社大力发展小剧场话剧，《父归》《潘金莲》等都是当时创作的小剧场戏剧作品。1926年，余上沅、赵太侔等人发起了强调戏剧艺术本身的主体性、号召对传统戏曲重新评估的国剧运动，力图使西方戏剧形式与中国民族戏曲形式高度融合，在这一努力下，大剧场和小剧场戏剧艺术出现快速合流的趋向。30年代的左翼戏剧运动服从于激进的阶级斗争和宣传革命的需要，话剧艺术进一步“大剧场”化。其后出现的以“国防戏剧”和新编历史剧为代表的抗战戏剧，张扬民族意识，在内容和形式上进一步融合中西戏剧艺术，“大剧场”化更加明显，延安地区也出现“演大戏”的风潮。50年代之后，在国家戏剧体制下，小剧场话剧销声匿迹。直到80年代初，中国戏剧界展开的有关戏剧观念问题的大论争为已中断大约半个世纪的中国小剧场话剧的“复出”谱出了前奏。次年，以林兆华导演、高行健等编剧的《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小剧场的演出为标志，中国小剧场话剧复苏。这是在西方现代戏剧影响下，中国戏剧人再次对戏剧观念和戏剧创作所作出的新的探索和解释。在80年代戏剧观念的大讨论中，大家强调应充分发挥舞台假定性原则，追求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然而，这场大讨论带来的不良后果就是过于关注戏剧形式的创新而不太注重戏剧内涵的发展。因此，与此相关的“泛文学化”和“反文学化”问题就成为后来中国的小剧场话剧发展的突出问题。从中国小剧场话剧的成长过程来看，它是中国戏剧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成为了戏剧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本文要集中论述的就是中国当代的小剧场话剧发展过程中，其文学性与剧场性此消彼长的问题。戏剧作为艺术学科与文学有着无法斩断的密切关系，学习者和研究者无法单纯关注戏剧表现艺术而对戏剧文本创作视而不见，研究者需要依托戏剧剧本来分析戏剧精神和主题内涵以及表演风格和舞台设置。剧本只是完整戏剧作品的一个前期阶段，戏剧的创作完成需要从剧本形态到最后的舞台演出形态，戏剧的“文学性”还涉及多方面多角度的阐释。“文学性”含义的弥漫和摊薄，实际上就是文学性向非文学化过渡的过程。文学性在范围扩大的同时，程度和深度也在降低和浅表化。因此，将后现代艺术戏剧理论中的“文学性”理解为文学性的“泛化”甚或“稀释”就显得更为准确。在中国当代戏剧的发展进程中，随着戏剧剧场性的不断强化，戏剧文学性的泛化与剧场性的强化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而又相克相生的复杂关系。二者通过协同发展，将戏剧文学性的“泛化”从具有消极意义的概念转化为“泛文学性”这个中性概念，但是过分的泛化和摊薄最后就会走向“去文学化”。所谓戏剧“去文学化”的内涵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剧场外部技术地位逐渐提升——灯光、舞美、服装、化妆、道具和其他剧场表现技术手段达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从而遮蔽了戏剧文学性的重要性；二是淡化深厚的戏剧文学精神，却将设计戏剧结构和营造剧场气氛作为首要任务。在“去文学化”的过程中，戏剧文学的语言泛化为更加笼统的艺术语言体系，包括对话之外的形体、歌舞、舞台布景、灯光、服装等各种手段。如此一来，文学思想性沦为剧场性的配角。当然，戏剧的“去文学化”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便是衍生出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例如音乐剧、肢体剧等。如今中国小剧场遍地丛生，剧作连轴上演，风起云涌看似蓬勃，但是上演的剧目却题材单一雷同，成为小剧场话剧发展的致命短板。小剧场话剧先天的“先锋性”明显弱化，主题日趋浅薄。题材窄化也使小剧场话剧隐含着极大的市场危机，千篇一律的作品使观众对小剧场话剧逐渐失去兴趣，商业文化产业链出现断裂的可能，小剧场话剧生存下去的资本力量变得更加薄弱——这是一个几乎毫无缺口的恶性循环。小剧场话剧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大力拓展剧作的题材内容。剧场是多种艺术形式组合起来以产生奇妙审美效果的艺术空间，也是从创作到接受、从艺术到市场的最终环节。因此，剧场性是一种能够影响现场观众、具有艺术强度的场域力量，它以表现人物情感、塑造人物性格、推进情节发展为核心，以欲望、冲突和戏剧动作为基础，以布景设置、舞台灯光、音响效果、舞美服化为外在手段，集技术、艺术、思想为一体，由多种元素结合而成的的客观属性。戏剧场景的精心设置如果能够符合人物性格，并且满足剧情需要，那么在有限的舞台空间中就能最大限度地辅助戏剧的精神内涵的表达，丰富戏剧内容，这样的剧场是充满诗性又具有真切感的现实性与表现性高度融合的特定场所。因此，不论是人文剧场性还是自然剧场性，都要以营造情境、推进情节发展、塑造人物性格和表现戏剧主题为出发点，总之是要服从戏剧整体的需要。成功的舞台性和剧场性也会呈现出个人风格。首先，剧场性具有空间的意义。不同特质、不同大小的空间，可以营造出不同的剧场性。在小剧场中，因为舞台空间狭小私密，舞台到观众席之间距离近，过于宏大的戏剧内容和形式、过度纷杂的舞台布置会显得空间更为压迫逼仄，令观众有局促憋闷的感觉，所以小剧场上演的多是更注重表现日常情感故事等较有亲和力的作品。它们不侧重表现宏大的场面和激烈的情节，多是让观众聆听演员内心的声音，感受真挚而微妙的情感表达。其次，剧场性具有交流的动态意义。演员与观众在演出的过程中要不断地交流，包括掌声、唏嘘、笑声、泪水、恐惧、感动等等情感共鸣。剧场性不应只是观众单方面的接受戏剧文本过程，观众也是戏剧现场演出的一方参与者，他们享受并创造进入戏剧情境的状态，这也是剧场性的一个重要层面。再次，剧场性具有营造戏剧情境的幻觉意义。最后，剧场性具有符合艺术规定性的规则意义。随意打乱这些通识性规定不仅不会表现出戏剧的先锋实验性，还会影响戏剧叙述的基本节奏，更影响观众对戏剧的理解。所以，表现剧场性的前提是要理解戏剧艺术的通识规则。剧场的可阐释空间主要体现在演员的表演风格和戏剧表演的社会功能上，其中包括舞台假定性和导演中心制，导表演在剧场空间中显示出表现手法和舞台语汇的类型化和模式化。由于小剧场话剧已形成了普遍的模式化元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小剧场话剧的表现形式首先应该突破模式，寻求创新。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过程就是从“话剧”走向“话剧衍生品”的过程，也是不断突破戏剧表现形式、融合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的过程，戏剧衍生产品能够以丰富戏剧生态开拓观众的视野。戏剧作为一种大众的艺术消费形式，是文化民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影响城市的风格和气质，这在小剧场话剧的存在和发展态势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而在中国的戏剧版图上，小剧场话剧在各个省份发展极不均衡，无论是优秀的剧本还是新颖的戏剧表现形式，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小剧场案例多集中于某几个城市地区、某几个剧场，甚至是某几位导演之手。所以，绘制中国的戏剧城市版图有益于戏剧投资人分析有发展空间的城市区域，也便于戏剧研究者搜寻丰富的戏剧资料。既然探讨戏剧的文学性与剧场性问题，自然可以通过找寻文学和戏剧之间的微妙联系挖掘中国城市戏剧的生长点。中国的小剧场话剧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同的地区可以根据各自的资源特点发展戏剧文化产业，提高城市与市民的文化品位。要实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学与戏剧不必分割开来，文学可以作为戏剧发展的内涵力量，以此来进一步促进和推动中国的戏剧艺术和戏剧市场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