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以来，传统中国如何现代化就成为二十世纪思想史的主旋律。而自五四始，这一主旋律又多了一内容，即“去儒家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当时的知识精英认为民主、科学等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到中国来之所以“水土不服”，是因为这个水土本身有问题，于是乎就有了反传统（反儒家），或者说是新文化运动。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过程中，儒家始终处于争论的焦点。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儒家的生存焦虑日益凸显出来。当代新儒家虽承认内圣为外王之基础，但并不简单地将外王视为内圣之直接之延伸。1958年由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四人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提出如何透过一个辩证的过程，“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牟宗三则为这套构想提出完整的哲学解释。从这个角度讲，牟宗三的“新外王”思想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因为他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实质——传统中国如何现代化——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主旋律是并行不悖的。只不过其立场是从儒家出发罢了。牟氏“新外王”思想具体体现在“新外王”三书之中，即《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本文通过对三书之爬疏整理以明其“新外王”思想之要义所在。牟氏通过对中国过去两千余年来儒家发展之观察，将以往儒家分为两期，而今则为第三期。第三期发展之核心就在于如何开出民主、科学。牟氏通过道德的形上学奠定其学说之哲学根基，在此基础上，通过良知之自我坎陷而开显民主、科学。从而在学理层面很好地解决了儒家思想如何与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相契合的问题，缓解了儒家的生存焦虑。牟氏进一步通过对中国传统治道之检省，以及照察儒家与西方政治思想之现实展开，从而提出三统并建说。如此，则“新外王”思想被赋予了现实层面展开的可能性。牟氏“新外王”思想缓解了儒家的生存焦虑，有功于儒家；然其另一面对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缺乏必要之检讨。本文正是基于上述两点对牟氏“新外王”思想进行评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