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故乡的土地和这土地上生活着的故乡人，一直是作家们乐此不疲书写的对象，它支撑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骨架，也支撑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进入新世纪以后，以“70后”和“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作家继承了前辈作家的“衣钵”，也步入到对故乡的书写当中。此时，“新生代”作家集体表现出对故乡“致敬”的趋向，出现这一创作倾向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从“新生代”作家自身来说，进入新世纪以后他们或近不惑之年，或近而立之年，这一年龄阶段正是每一个从故乡出发的作家开始寻找自我，建立个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的阶段，而故乡作为他们的精神原点必然成为他们叙述的起点，因此“归乡”就成为“新生代”作家开辟自己的文学世界的必经之路。二、从以乡土为主背景的“故乡”来说，步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土越来越边缘化。随着“新世纪文学”创作中乡土经验的不断流失，中国文学如何保留自身的本土经验，抵抗全球化带来的文学一体化的冲击，成为“新生代”作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三、从“新世纪文学”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来说，上世纪90年代由于“个人化”的写作方式带来的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脱节、作家与时代无法对话的困境在新世纪越来越凸显。对此，“新生代”作家不得不做出调整，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承担起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本文以“归乡叙事”作为切入点，以“新世纪文学”为背景，考察“新生代”作家是如何改写以鲁迅为发端的“归乡叙事”模式的，这样既可以看出“新生代”作家与“归乡叙事”传统——参与时代变革与民族精神建构之间的距离，又能够通过他们在“归乡”途中所表现出的审美危机和精神危机对“新世纪文学”的脉象进行深入把握。本论文由“归乡叙事”这一切入点进入，在对“新生代”作家进入新世纪这十二年（2000-2012）来的文学创作进行梳理和分析的时候发现，“新生代”作家主要有三种“归乡”路径：第一种路径是以徐则臣、甫跃辉和李傻傻为代表的，以先锋的姿态接续“传统写作”的“归乡”路径。他们的“故乡”有温馨的童年回忆，也有伴随着“故乡”风景丧失而产生的恐惧；有“异乡”带来的梦靥，也有“归乡者”面对故乡现实而产生的困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今日的“故乡”不得不在“异乡”的观照下得到诉说，而“新生代”作家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左突右撞，无法找到自我的精神苦痛来源于现代化这一“中国梦”和他们的“个人之梦”的错位。第二种路径是以鲁敏、艾玛和魏微为代表的，延续了“归乡叙事”中“诗化”一脉的“返乡”。鲁敏以乡村伦理间蕴含的善，艾玛以故乡人身上的佛性慈悲，魏微以故乡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恒定和深情，共同建造了一个“故乡”乌托邦，她们以“美”来向日渐消逝的乡村伦理和秩序致敬，这也是她们抵抗“物欲横流”的现代化的一种方式。但是在新世纪这一日益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以“诗意”/“失意”的方式对“故乡”进行书写，从某种意义上说削弱了作家与现实对话的力量，这一方式所蕴含的“怀旧”的抚慰力量遮蔽了“故乡”的真实。第三种路径是以梁鸿和乔叶为代表的以“非虚构”的方式抵达“故乡”的路径。以“非虚构”的方式“归乡”是出于对越来越脱离真实的“纯文学”中的“故乡”的一种反拨。“非虚构”中的“归乡叙事”强调揭示真实，这种真实也是“新生代”作家在“新世纪”寻找自我的一种方式，他们要与“故乡”的命运产生一种在地的联系。同时，这种以真实为目的的写作，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新生代”作家思想资源上的优势与局限，当“新生代”作家以质疑“启蒙”的姿态回到故乡，从人道主义和生存层面去理解“故乡”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时，他们也不由自主地陷入到难以超越和突围现实的精神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