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价值观（minority ethnic values）是指少数民族成员根据自身的民族接触和行为对其民族重要性的自我觉知;它通过民族象征符号或行为规范表现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认识、情感和联结,是少数民族成员选择和评价与其民族相关事物的主观准则。我国有55个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一方面,他们与汉族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口虽少,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如,历史渊源、习俗、语言、服饰,这些也是各民族成员珍视、传承且互相识别的方式;另一方面,56个民族在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程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字基本统一、观念基本相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使各少数民族的重要民族性特征具有了“共性”,即,少数民族价值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习近平,2014）。目前为止,有关少数民族价值体系的研究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上还较少,本研究旨在探索隐含在各少数民族独特性背后的共性价值体系。每个人都有多种且重要程度不同的价值观。当面临决策或要从事行为时,价值观便会进入个体的认知层面发挥指导作用。价值观与行为的一致性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也各执一词。然而,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价值观与行为具有一致性。当然,二者的一致性也会受到人格、态度、情境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个体行为表现的倾向性,除了受自身特质的影响,还受到其所处社会族群的集体无意识影响,如民族价值观。民族行为自然发生时,少数民族个体几乎感觉不到民族价值观的存在;一旦产生了与民族价值观冲突或背离的观念或行为时,它就会进入意识层面产生约束力。目前还没有以表征民族成员身份特征为内容的少数民族价值观与民族行为的关系研究,而这些重要的民族性特征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是民族传承的前提,更是当前面临各种现代文化挑战下的应对策略。少数民族成员的行为是否与其民族价值观相符?民族价值水平高低是否会影响民族行为表现呢?少数民族价值观影响民族行为的内在机制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尚不清楚。因此,本论文依据价值观理论和少数民族重要民族性共性特征,遵循研究内容从一般性到特殊性、研究方法从问卷调查到实验设计的原则,以验证少数民族个体基础价值观与日常行为的一致性入手,通过9个子研究全面系统地探索少数民族价值观与民族行为的一致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一,我们用Schwartz基于人类生存的普遍动机提出的基础价值观理论来检验西南少数民族的基础价值观与日常行为之间的关系。用肖像价值观问卷测量受访者（N=532）的19类基本价值观,用日常行为问卷测量他们19类价值观对应的日常行为频率。结果显示,西南少数民族样本的环形动机连续模型形成了19个独立的价值观因子,具有良好的判别效度,其中7类价值观在模型中的位置与理论环形不同;将19类价值观合并成10类基本价值观模型后,仍有3个与理论模型不同的偏差区域。更重要的是,相关分析中,19类价值观中的11类与其假设或邻近行为的相关性最强,这支持了价值观与行为一致性的跨文化效度。女性的安全、享乐主义、自我导向价值观-行为关系显著强于男性。研究结果中不同于理论假设的差异及性别对价值-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更好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仁爱、中庸思想的作用。本研究结果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独特且包容的文化特征提供了心理依据,提高了我们对多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价值观与行为关系的了解,也为19类动机型基本价值观理论的跨文化效度提供了珍贵的民族样本证据。研究二,我们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和扎根理论,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对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30名少数民族受访者,就有关“能体现本民族重要特征的内容都有哪些?这些重要特征在日常生活中是怎么表现的?”进行深度访谈。然后运用NVivo软件分析梳理原始文本并进行编码处理。结果显示,对反映少数民族重要民族性特征的因素进行归纳后,得出了民族意识、民族探索、民族卷入和民族通达4个意义类属,最后形成了少数民族价值观的核心类属。关联式编码表的参考点内容举例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价值观的核心概念是从访谈者对其亲历或所见所闻的民族行为描述中抽取出来的,民族行为与民族价值观呈现出一致性特征,民族成员具有怎样的重要民族性特征或民族价值观,就会在日常行为中表现出来;另外,结果还显示,影响重要民族性特征形成的因素（如,居住地,家庭民族氛围）,也会影响民族价值行为表达。本研究从过程到结果都让研究者对少数民族价值观与民族行为的关系有了更全面、更丰富、更生动地了解,也为开发少数民族价值观测量工具和后续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框架和现实依据。在研究3a、3b中,我们开发了《中国少数民族价值观问卷》（Chinese Minority Ethnic Value Questionnaire,MEVQ）和《中国少数民族价值表达行为问卷》（Chinese Minority Ethnic Value-Expressive Behavior Questionnaire,CMEVEBQ）,以从不同少数民族价值观和民族行为表现的角度评估其重要民族性特征。研究数据源于三批少数民族样本（主要是大学生）。我们从样本1（n=438）中生成了两组项目库。我们用样本2（n=665）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EFA）,以检查CMEVQ和CMEVEBQ的维度和项目,各产生了6个维度和18个项目。之后,我们用样本3（n=1309）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从样本2中获得的两份既可匹配又可独立使用的、简约量表的因子结构;同时采用效标关联、K均值聚类、t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CMEVQ和CMEVEBQ的效度及二者的关系。结果表明,具有六个相同一阶因子（少数民族意识、探索、卷入、疏离、传承和通达）的两个多维结构显示出良好的数据拟合度,支持了理论框架。两份问卷的内部一致性、收敛效度、区分效度及生态效度均比较理想。就是说,从符合心理测量指标的角度,CMEVQ和CMEVEBQ可用于测量少数民族价值观和民族价值表达行为。相关性结果表明,民族传承、探索价值观与其对应民族行为的关系显著强于与其他5类民族行为的关系,表现出一致性。本研究扩展了价值观研究的内容和样本领域。研究3c通过网络问卷调查,招募了包括41个少数民族在内的1619名有效被试,让他们填写系列问卷以构建少数民族价值观预测民族行为的心理路径模型。结果显示,人口变量中的父母族别、常住地调节少数民族价值观与民族行为的关系;大五人格中的外倾性、宜人性、尽责性、神经质在二者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少数民族价值观部分地通过将内群体包含进自我、价值表达态度、乐观、坚韧和关系自尊预测民族行为,这些因素的多重平行中介效果显著;社会期许效应和面子意识共同调节少数民族价值观与民族行为的关系;消极应对方式调节了民族本质论中介的少数民族价值观与民族行为关系;最后,聚居状况和自尊共同调节乐观中介的少数民族价值观对民族行为的预测。以上6个简单的多路径模型提供了从理论上解释可能影响少数民族价值观预测民族行为的心理机制。内隐价值观是指个体存在的、重要的、没有被意识到的、且对个体的认知判断和行为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观念。为了探索少数民族成员是否存在与其重要民族性特征相关联的民族内隐价值观及其与民族行为的关系,研究4a将119名少数民族大学生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在正式实验前回答“你是少数民族吗”以激活其民族身份,被视为“身份激活组”（n=58）,另一组被试不回答该问题,被视为“身份控制组”（n=61）。两组被试先后完成单类内隐联想测验（the Single Category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SC-IAT）和少数民族价值表达行为问卷（CMEVEBQ）。结果表明,两组被试无论在反应时还是D值上均有显著差异,少数民族更倾向将少数民族特征词与“重要”联系在一起;身份激活组被试的内隐效应有低于身份控制组被试的趋势,差异呈边缘显著;父母同族和有宗教信仰被试的D分数显著高于父母不是同一民族和无宗教信仰的被试;身份控制组的内隐分数与所有外显得分均不相关;而身份激活组的D分数与民族传承价值观呈显著负相关,与民族意识、民族探索、民族卷入、民族传承行为呈显著正相关。从结果推断,激活少数民族身份不但降低了其民族价值观的内隐效应,也促进了其内隐民族价值观与外显民族价值观、民族行为的关系。民族传承价值观与民族传承行为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为了进一步验证少数民族内隐价值观与民族行为的关系,并证明汉族不具有这种内隐价值观,研究4b招募了少数民族大学生52人,汉族大学生51人,让他们完成命中联想（The Go/No-Go Association Test,GNAT）内隐实验,少数民族大学生还需填写少数民族价值表达行为问卷。结果表明,少数民族被试对少数民族重要特征词的辨别力指数d’更高,反应时更短;汉族被试对汉族重要特征词的辨别力指数更高,反应时更短。少数民族被试的RTlog指标在性别和父母族别两个人口变量上差异显著:女性的反应时长于男性,父母同族的反应时长于父母不同族;少数民族内隐价值观与外显价值观的相关不显著,但与民族意识、探索、卷入、传承和通达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本研究用不同于研究4a的内隐实验范式,验证了与重要民族性特征关联的少数民族内隐价值观不但存在,而且是汉族被试没有的。少数民族内隐价值观在研究4a、4b中都表现出了父母族别的差异,可见家庭环境对少数民族重要民族性特征形成的影响较大。少数民族内隐价值观与民族探索、传承行为较强的相关性,也为少数民族价值观与民族行为的一致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价值观具有跨情境性,情境是一个影响价值观与行为一致性的外在因素。当“现实”对选择造成了压力,它有可能会导致人们暂时忽略其重要价值观,从而减少其对应的行为。为了探索压力情境对少数民族价值观与民族行为一致性的影响,研究4c招募了79名少数民族大学生,要求他们在正式实验前填写少数民族价值观问卷,并将其分为“民族亲近组”（n=41）和“民族疏远组”（n=38）,并要求两组被试都接受事实思维状态的前测和反事实思维启动的后测,以检查反事实思维的心理表征产生的压力情景是否会影响高、低民族价值水平下少数民族成员的民族行为意向。结果表明,两组被试反事实思维启动后的民族行为意向评分均显著高于前测的意向评分;亲近组前、后测民族行为的意向评分均显著高于疏远组;疏远组反事实思维启动后的民族价值观各因子与民族行为意向评分的相关比事实思维状态下二者的相关都有所提高。本研究证明压力情境改变了高、低民族价值水平少数民族个体的民族行为意向选择,影响了少数民族价值观与民族行为的一致性。为了验证自尊和时间距离是否会影响少数民族价值观与民族行为的一致性,研究4d招募了自尊启动组（n=42）和自尊控制组（n=41）,测量了他们的少数民族探索、卷入、传承价值观及不同阶段的自尊水平,并让他们完成5个步骤的实验程序。结果表明,启动组被试的自尊水平启动成功,其内隐、外显自尊水平均显著高于控制组被试;民族探索、传承价值观与其对应民族行为意向的相关显著高于与另外两类民族行为的关系;自尊对3类少数民族价值观与民族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均不成立;另外,相关、回归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均表明,民族探索价值观对近-时距民族探索行为的预测强于对远-时距民族探索行为的预测,而民族传承价值观则相反,其对远-时距民族行为的预测强于对近-时距民族行传承行为的预测。本研究开创性地将“解释水平理论”对价值观-行为关系的解释应用到少数民族价值观与民族行为关系中,获得了更符合民族研究生态效度与民族发展实际情况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少数民族价值观研究符合容器隐喻、差序格局的民族心理研究的发展趋势。事实上,少数民族价值观的基础就是容器隐喻。每个民族都有其独有的内隐民族认知和外显文化表征,但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容器）成员,具有重要民族性共性特征,即,少数民族价值观;并且受地缘、血缘关系等因素影响,差序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本论文结合质与量的研究方法,遵循从一般到特殊、从调查到实验的演绎法则,通过9个子研究,开发了两个少数民族价值观问卷,构建了6个少数民族价值观预测民族行为的多路径模型,开展了4个行为实验,初步系统地探索了少数民族价值观与民族行为的一致性及其影响因素。尽管本论文中的系列研究对少数民族价值观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有些内容作为该领域的首次尝试,仍存在一些不足。如,新开发问卷中个别因子的内部一致性较低;实验设计中带有重要民族特征的实验材料选取不够典型;介于对少数民族个体进行大规模取样较困难,因此在进行网络调查和实验被试时,都没有按比例匹配人口变量特征;心理路径模型缺乏整体性和生态效度。总之,在中国多民族背景下进行少数民族价值观与行为的一致性研究,不仅丰富了容器隐喻理论,为民族差序格局提供新的证据,也有助于寻找隐含在特色文化中的民族共同特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