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功利主义始终是一种有着重要影响力的理论,不仅仅在哲学这个相对抽象的领域是这样,在经济学、政治与法律科学这些实用的学科和领域中也是如此。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功利主义可以说是唯一以法律科学作为关注中心的综合性哲学。作为古典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和公认的领袖,边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其哲学的终极目标,把“功利”作为行为与制度评价的唯一和最终标准。功利主义的以下两个特征使它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理论：一是作为一种不依赖于上帝和灵魂不朽的世俗理论,它不需要诉诸可疑的形而上学实体,这使得边沁在实践基础之上构建哲学体系成为可能,也使得他对先前的法哲学——主要是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学说批判的立论更为可信；二是作为一种“结果论”加上“福利主义”的哲学,它以个人幸福作为出发点,关注共同体乃至全人类的福祉,以行为和制度的后果作为评价对象,反对一切没有“真确”依据的道德与法律禁令,它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但是,从其诞生之日起,这种哲学遭受的批判和收获的赞誉几乎同样多。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给功利主义学说以致命一击,使其丧失了自19世纪以来在道德、政治与法律领域的统治地位。对边沁功利主义哲学的批判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为边沁在对功利原理论证时,从“心理快乐主义”到“伦理快乐主义”的过渡,属于“自然主义的谬误”,其论证是无效的；二是即使承认这种论证的有效性,趋乐避苦的自然人性使得这种过渡难以实现,其私人伦理和功利原理是冲突的；三是认为边沁赋予所有快乐同等的价值、快乐只有数量大小之分,而无质量高下之别,是一种“猪的哲学”；四是认为功利主义哲学的后果论结构和最大化原则依赖于苦乐的计算和比较,这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五是认为功利主义学说“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核心纲领过于关注行为的后果和共同体的幸福会导致对个人独立性和完整性的侵犯,是不正义的；六是认为功利主义学说对个人行为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与我们直觉不符。为了回应这些批判和指责,从约翰·密尔开始,西季威克、黑尔、斯马特等功利主义者对边沁学说予以发展。但是,这些努力是以牺牲边沁哲学中的某些方面为代价的,他们在边沁确立的立场上节节后退并没有挽救功利主义学说。本文认为：当代对功利主义的大多数批判对边沁法哲学而言是无效的,因此要使功利主义学说成为一种前后一致和有吸引力的理论,必须回到和坚守边沁法哲学的立场,并且主要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和法律学说来看待。边沁法哲学的基础是自然主义的本体论,他对功利原理从“事实”到“规范”的论证是有效的；边沁赋予私人伦理以特殊含义,履行慎重和正直的伦理义务是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私人伦理承认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但同时认为个人幸福(利益)的最大化以不伤害他人的利益为边界,两个最大化的幸福是可以共存的；边沁赋予所有快乐同等价值是出于确保功利标准的唯一性和功利估算可行性的目的；功利的估算并非苦乐的精确计算,功利主义的实践性足以应付现实世界；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哲学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学说,同时,由于作为一种法律哲学的功利主义较之作为一种道德学说的功利主义对行为者提出了较低的要求,可以有效回应“非正义”和“苛求”的指责。功利主义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但除了考察边沁学说兴起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条件以及功利原理证明的部分内容,本文主要以作为一种法律哲学的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作为研究对象。关于边沁法哲学兴起的社会背景与思想条件。边沁开创的功利主义学派是当时英国激进主义社会运动的派别之一。功利主义既是一场哲学运动,也是在这一哲学运动推动之下的社会改革运动。工业革命为英国激进主义运动创造了充分的社会条件,北美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则是这一运动的国际背景。普通法及其理论是边沁法哲学批判和改革的对象,边沁在批判普通法学说和自然权利理论的基础之上构建了自己经验主义的法哲学体系,其法哲学受到自然科学进步以及启蒙精神的影响。休谟、爱尔维修、贝卡利亚等功利主义的先驱和佩里、葛德文等早期功利主义者对边沁法哲学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关于功利原理及其证明。功利原理是边沁法哲学和整个功利主义学说的立论基础,这种学说承认趋乐避苦的自然人性和个人利益的优先性,以此为出发点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指导和评价个人行为与政府行为的终极标准。个人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的同一通过教育与立法来实现,私人伦理与立法艺术具有“同样的圆心”和“不一样的圆周”,共同致力于最大幸福目标的实现。关于边沁法哲学中的功利主义与实证主义。边沁的法哲学是一种承前启后的理论,它以“功利”这一具有实践性的标准取代自然法学说中的形而上学标准。在法的“解释者”和“评论者”以及“实然法”和“应然法”二分的基础之上提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这一分析法学的核心命题,无意中为分析法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尽管边沁法哲学中呈现分析法学的倾向,但需要明确的是功利原理才是整个边沁法哲学的基础。关于“两个边沁”的宪法理论。边沁前期和后期的宪法理论分别是“两个边沁”——启蒙的边沁与激进的边沁的缩影。在边沁转向激进主义的过程中,“全景监狱计划”的失败以及由此导致的“邪恶利益”观念的出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边沁反对流行的权力分立和相互制约的学说,他的宪法理论是一种确保统治者对被统治者依附的制度设计。他认为,良好的宪法就是确保统治者没有独立于共同体的“邪恶利益”、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根本目标的宪法。关于功利主义改革的两个组成部分及其关系。法律改革是边沁终生的事业,法律改革以实现普通法的法典化和改革司法制度为主要内容,以让普通人接近司法为主要方向,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启蒙的边沁”希望借助议会推动法律改革；在“激进的边沁”那里,议会本身成为改革的对象,法律改革和议会改革最终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