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自身演变过程中,总会不断的吐故纳新,以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包拯作为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包拯一生从政主要在仁宗时期,他的一切居官活动都与这个时代息息相关,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当时宋朝由于“重文轻武”的影响,统治者对科举制进行了改革,大力提倡儒学,造就了儒学思想的复兴。开阔了世人的眼界,有识之士范仲淹主持“变法”。虽然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但间接促成了包拯情理法思想的形成。包拯情理法思想所继承的正是儒法合流后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尊,兼采法家思想。以包拯情理法思想为起点,辨析其情理法思想的逻辑结构,分别分析情理法思想中的“情”、“理”、“法”三者所代表的含义,即“天理”、“国法”“人情”三者所代表的含义。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包拯情理法思想中的“情”、“理”、“法”三者所代表的观点。在包拯情理法思想中,人情主要体现为民请命和“以情断狱”;天理主要体现为“天人相与”和忠君孝亲;国法主要体现为赏德罚罪、罪罚相称以及惩贪治滥。国法、天理、人情三者不仅相通,而且可以理解为“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包拯情理法思想。综合评价其情理法思想,包拯情理法思想源于儒法合流的思想,其思想中“民为国本”的观点,促使包拯改了诉讼程序,维护了百姓的利益,弥补了法律规范的不足。止绝“内降”的观点,维护了司法的独立性,缓和了阶级矛盾,这些都是包拯情理法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但是,包拯作为封建社会法律的执行者,其情理法思想并没有摆脱封建专制统治的束缚,以维护封建统治为最终目的。包拯作为礼法合治思想的继承者,其思想以德为主刑为辅,法律只是在使用道德教化达不到效果之后所保留的手段,这些也成为了包拯情理法思想的消极因素。从包拯情理法思想中吸取其借鉴价值,更好地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融入现在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立足于我国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现实,又要结合长期儒家礼教对国人思想的影响。探索法治发展的传统动力,以期能够为当代的法治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包拯情理法思想中的“民为国本”,与我国法治建设“以民为本”的理念不谋而合。德主刑辅的观点,对我国法治中国化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法共治理念也具有借鉴意义。以及包拯对和谐大同社会的期望,对于中国法治和谐发展也具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