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陈桥兵变，艺祖受禅，宋代建立伊始就开始逐步确立“右文”的政策。官僚制度在北宋时期走向成熟，文官集团掌握了北宋一代几乎所有的权力。而作为文官集团最高代表的宰相，其权力在北宋一代有一个阶段性的变化过程，相权问题成为北宋政治史的一个焦点。在北宋初年，太祖以赵普为相，视之如左右手，赵普亦专权自任，相权强势，故有所谓的“鼎铛有耳”之说。赵普的专权，使得皇权与相权发生了冲突，太祖通过设置参知政事等来限制相权。自太祖末年开始，相权开始走向低落。到了北宋中期，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历经太宗朝，到真宗朝，君主独裁更加巩固，“祖宗家法”成为宋朝君臣遵循的规则，宰相在此时并不能有太大的作为，相权对皇权的牵制作用明显削弱。随着台谏力量的发展，士大夫社会意识的觉醒，宰相的权力受到台谏力量的制约，动辄掣肘。台谏力量非但可以议论宰相，甚至可以左右宰相的任免。虽然神宗与王荆公号称君臣契合的典范，但是相权在神宗朝也没有得到伸张，而且成为相权低落的一个重要时期，所谓的“议论相搅”的祖宗家法仍然相沿不改，这也是熙丰新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太宗开始，尤其是自仁宗朝以后，直至徽宗时期，相权几乎跌落至谷底。从徽宗朝开始，随着向太后的撤帘，徽宗亲政，蔡京利用宦官童贯的途径出任宰相，极力怂恿徽宗，打着复兴神宗新法的旗号，排斥异己。蔡京迎合徽宗，依靠徽宗的支持成为北宋的一大权相。北宋的相权在此时又重新强势。然而这时相权的强势与北宋初期相权强势是不同的，其权力也与前期中期有着很大的区别。纵观北宋一代，君主专制得到有效加强，确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统治思路，避免了汉唐以来的各种弊端。在北宋，皇权与相权在文官政治的气候下，更多的是统一而不是对立，相权无论强弱，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北宋的专制政权的稳定。相权在北宋一代的阶段性变化，成为是北宋政治文明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