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已经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有的转型国家经济衰退后很快恢复,有的转型国家却遭遇到了严重且“长期”的转型性衰退。对此本文的解释是,这些经济长期得不到恢复的转型国家陷到制度陷阱之中而无法自拔。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实行激进式改革的转型国家大多遭遇了制度陷阱的侵害。尽管中国走的是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但是从理论上讲,渐进式改革更容易出现旧的无效制度相对稳定,新的有效制度无法在短期内建立的情况。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中国国内贫富分化、权钱交易、化公为私等方面的问题也很严重。行政审批制度同样为寻租、官员腐败提供了温床。所以,陷入制度陷阱的危险存在于每个转型国家的制度建设进程中,它影响转型的进程和目的,小则拖延转型的完成期限,大则颠覆转型的预期结果。 本文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方法、比较制度分析法和成本－收益分析法,探求转型国家遭遇制度陷阱的制度层面的原因,以及避免和走出制度陷阱的有效对策，制度陷阱产生的原因概括地说是利益协调的失败。比如策略选择协调失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调失败、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失败、转型期“过渡租金”的耗散协调失败等等。这样制度陷阱的出路就在于如何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关系,推动“共容利益”产生,促使制度建设摆脱僵局。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非正式制度方面,加强社会资本的文化协调作用。当改革陷入制度陷阱时,单个经济主体和小组织由于交易成本的限制无法逃离制度陷阱的死亡螺旋。只有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然后争取在行为博弈中采取共同的行为选择,才能使无效制度被摧毁,有效制度被选择。 2、正式制度方面,推动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国家协调作用。强化市场型政府能够清晰地界定产权,保护个人财产的安全,并且抑制寻租活动,鼓励生产活动,是避免遭遇制度陷阱的理想政府模式。这类国家摆脱制度陷阱的有效途径首先就是将政治的权利与经济的繁荣二者有效地统一起来。也就是让具有共容利益的精英执政。其次,建立保障财产和契约权力的法治秩序。再次,建立服务型政府。政府仅在市场失灵,而政府干预确有效率的情况下,才从宏观方面行使对经济的干预作用。政府不会干预市场交易活动和企业的微观决策,不阻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最后,要确保国家拥有受尊重的国际地位。这样才能保护本国公民不受外国公民及政府的侵权。 3、制度的实施机制方面,扩大“契约自我实现”的社会协调作用。社会舆论环境和社会团体作为国家和民众之间的一种媒介物或(双向)传送带,决定着单个公民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因而发挥着潜在的关键作用。一个活跃的、强调公平正义的社会舆论环境可以通过传送民众中各个不同部分的需要和表达他们的利益而有利于改善民主政体的运作。它可以节约民主的交易成本,社会团体通过引导和处理各不相同的要求也会对社会产生一种约束性的效果,缓解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基本矛盾。所以,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独立的社会团体可以控制腐败等寻租活动的规模,有利于学习型社会的形成。社会陷入制度陷阱的风险也相应降低。 4、系统外环境方面,意外冲击对现有无效均衡有一定的重建作用。制度陷阱的无效均衡状态其本身有着自我强化的机制。在很多时候,因为破坏无效制度的平衡机制要花费高额的成本,政府和市场都对制度陷阱无能为力。但是当均衡被突发的系统外冲击打破后,现有条件发生了变化。当各项制度都需要重新建立时,原来所必须面对的转型成本或许没有了或许降低了很多,只需要面对建立制度的成本。此时,有效制度均衡状态可能会比无效制度均衡状态具有更低的交易成本成为人们的首选,制度陷阱也就失去了继续维系的条件。